发布时间：2016-03-30 11:17浏览数：2577评论数：1 收藏
本期热点聚焦内容来源于《中国翻译》2015年第1、4、5期。
高方、贾平凹，2015，“眼光只盯着自己,那怎么走向世界?”——贾平凹先生访谈录[J]，《中国翻译》，2015（4）：55-58。
张南峰，2015，文化输出与文化自省[J]，《中国翻译》，2015（4）：88-93。
吕世生，2015，中国戏剧外译的双重制约[J]，《中国翻译》，2015（5）：83-87。
刘亚猛、朱纯深，2015，国际译评与中国文学在域外的“活跃存在”[J]，《中国翻译》，2015（1）：5-12。
王祥兵，2015，海外民间翻译力量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国际传播[J]，《中国翻译》，2015（5）：46-52。
世界走得越快，文学的力量就愈隐性、愈深重，而中国文学，无论古典文学还是当代文学，都有着其独特的风骨和魅力。但若从世界文坛而论，中国文学还未发出足够响亮的声音，是文学作品深度不够，还是译者水平、风格、身份影响，抑或传播方式、宣传策略需要转向？而译介本身究竟有多少力量？
本期“热点聚焦”精心汇编了分别来自南京大学、香港岭南大学、南开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的五位专家就“中国文学外译之路”这一话题进行的多视角探讨。他们或直面文学大家，深度挖掘大家对中国文学作品外译的思考，或以多元系统理论为框架，站在超越国族文化的立场上探讨中国文学不易走出去的深层次原因，或从翻译中介过程（主要涉及翻译理念和翻译文本特征）方面分析中国戏剧外译的双重制约，或探究中国文学作品在解决了翻译和流通等技术障碍后如何在英语文学体系中被“激活”并在其中活跃存在下去的问题，再或关注海外民间翻译力量对中国当代文学国家传播的助推作用。老师们可从中深度挖掘中国文学外译的挑战和发展方向，学习其对中国文学国际传播的有益启示，多角度探索自身可能对中国文学外译的贡献。
高方 教授
专家简介
关于加拿大汉学家杜迈克（Michael Duke)所说的“多数当代中国文学作品仍然局限在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里，成了西方文学批评家韦勒克所说的一种历史性文献”，贾平凹先生认为，中国是难以摆脱政治的，但政治在文学里只能作为一个背景。正是因为要让文学与政治分离，要坚持独立写作，要建立“根据地”，走进“民间”。
针对其作品外译问题，先生认为越翻译才越了解，才越有兴趣。在这个过程中，因社会与文化的差异而造成的传播中的误读和看错眼是不可避免的，也很正常。随着世界各国的交流，尤其对中国的社会、文化了解，这种情况会变好。审视中国文学时，除了要看到文学中的政治，更要看到政治中的文学。如果只用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眼光去看中国文学作品，去衡量中国文学作品，那翻译出去，也只能是韦勒克所说“一种历史性文献”，而且还会诱惑了一些中国作家只注重了政治意识形态的东西，弱化了文学性。要把中国文学中优秀的作品翻译出去，介绍出去，一定得了解中国，了解它的历史，了解它的社会，了解它的文学艺术，要整体来看，全面来看。
中国文学可以说走上了世界舞台，但还没有写些在世界格局下的那种典型性作品。它对整个人类的思考，对于文学的创新还做得不够。虽然现在难以说中国文学向外国文学的学习、模仿的阶段已完成，但真正属于中国文学的东西才刚刚开始，要走的路还长。中国作家必须建立超人类意识，有了这个前提，越是民族的就才可能是世界的。否则，眼光只盯着自己，全然不知整个人类的走向是什么，精神指向在哪里，那怎么走向世界？
（摘选自：高方、贾平凹，2015，“眼光只盯着自己,那怎么走向世界?”——贾平凹先生访谈录[J]，《中国翻译》，2015（4）：55-58。）
张南峰 教授
专家简介
中国文学的外译工作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就开始推动，但直至21世纪仍未在西方广泛传播。本文尝试以多元系统论为框架，站在超越国族文化的立场上，探究中国文学走不出去的深层次原因，对几位论者的观点提出一些补充或商榷，并讨论文化自省的重要性。
部分学者认为中国文学走不出去是受“原文至上”的传统观念和异化翻译策略影响，另一方则认为外译工作应该继续以中国人为主，外国人为辅。笔者认为，第二种意见其实深受自身文化的视野限制，第一种意见比较高瞻远瞩，但似乎未能触及问题的根源。
一个文化处于稳定、有自足感的状态时，往往把外来的文学文本和模式视为威胁或不相干的东西，对之产生积极或消极的阻抗；如果有人（通常是边缘分子）引进，也需在相当程度上按照主流的文体规范予以改造，以降低阻抗的强度，即假如想得到目标文化接受，则需按照目标文化的状况来制定翻译策略。
对于翻译人员来说，顺向翻译是自然的方向，优于逆向翻译，这是实践所得的经验，当然顺向翻译与逆向翻译的界线也可能随着全球化进程而日渐模糊。不同时期的翻译规范受当时流行的翻译观影响，除了道德观和意识形态外，文化自我形象也是影响翻译观的一个重要因素。
文化输出的成效依赖于目标文化的输入意愿，而这种意愿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输入国与输出国的文化地位对比。笔者认为，中国文学的翻译和传播策略存在问题，主要原因不是受到传统译观的影响，而是中国(主流）文化的自我形象与他者形象之间出现了差距。因此，解决问题的关键不是纠正翻译观，而是进行自我反省。“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并接触到多种文化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 文化自省，最终目的应是促进自我了解、自我完善。
（摘选自：张南峰，2015，文化输出与文化自省[J]，《中国翻译》，2015（4）：88-93。）
吕世生 教授
专家简介
中国戏剧的“西渐”推动了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但这种盛况后来却再也未能重现，跨越文化障碍的翻译中介或许起了重要作用。翻译中介过程主要涉及翻译的理念以及翻译文本特征两个方面，而正是忠实的翻译理念和对戏剧文本翻译独特性的认识不足构成了当前中国戏剧“走出去”的双重制约。
文学翻译的“忠实”一般解释为原文本与译文本的一致性关系，通常界定为译文文本的内容及文体风格接近原文文本，甚至基本相似。但从历史来看，忠实只是两汉到明末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主导理念，随着历史的发展，翻译目标、翻译对象出现了新的变化，其历史局限性开始显现。
除了翻译理念的制约，翻译中介指向的文本客体也是需要关注的因素。戏剧文本翻译与小说、诗歌文本翻译的显著区别，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多元符号系统与单一符号系统的区别；文本接受的两种系统与单一系统的制约；文本功能自足性的区别。
从中英戏剧翻译实践来看，西方文化的戏剧翻译，从一种亚文化到另一种亚文化，特别从边缘文化走向中心文化时，自身的改写或调适无法避免，但都没有超出基本的翻译范式，不过更强调灵活性和生成性；中国戏剧外译长期坚守忠实翻译传统，直到近代关注焦点才从原文本转向社会效果。
本质上，翻译是一种社会历史行为，既决定于社会历史的发展阶段，更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推动机制，但这种行为受文本一致性关系制约，其制约因历史发展阶段和文本类型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呈现，这种行为的社会历史性与文本关系的一致性统一于文本翻译过程，因此，戏剧文本的翻译改写可在当下的翻译理论范式下加以解释，而深入认识忠实理念的局限性则是这一解释的关键。
（摘选自：吕世生，2015，中国戏剧外译的双重制约[J]，《中国翻译》，2015（5）：83-87。）
刘亚猛 教授
专家简介
中国文学在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文学领域仍未享有突出的知名度及影响力，在世界文学版图中也长期遭受“边缘化”，其中“翻译缺席”被认为是重要原因。的确，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非借助翻译无法进入世界，但应注意，“世界文学”概念本身也发生了嬗变。
“世界文学”并非指由“不可胜数因而无法把握的各国经典作品”构成的集合，而仅是那些流通范围超越了自己的文化“原产地”、“活跃地存在于”其他文学体系的作品，并体现于这类作品的“流通模式及阅读模式”。因此“好”翻译应是能让作品在接受文学体系中“活跃” 地存在下去的有效翻译，而其前提就是文学译作能以“流通” 及“阅读” 两种模式在接受体系中得到自我实现。
首先，作品应被译为“可激活”文本，体现出对目标社群特有的情趣及价值的了解及敏感，对其文学标准有所洞察，对目标读者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的情感关切相呼应。其次，注重流通环节，因为处在世界出版业中心的英美商业或学术出版机构自有其全球畅通的推介销售渠道。
宇文所安在一篇书评中曾指出，“国际”读者寻求的并非作品本身，而是用以观察其他文化现象的“窗口”。我们不可想当然地将异域受众的文学趣味、美学价值、诗学原则或意识形态取向普世化，诉诸“国际受众”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了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读者对翻译文学的真实心态、期待及接受标准。
研读《纽约时报》最佳书单、奥普拉“读书俱乐部”推荐等榜单都对我们了解译作的海外传播具有启发。同时，我们需了解，《纽约时报》的机构性意见及判断是从不同渠道以各种形式发表的评论所得，这些评论融汇成美国公共话语中一个不同层次、声望、影响力的具有特殊形构及功能的意见网络和反馈回路。因此我们的注意力可从貌似具体实则抽象的“读者”， 转向在接受文化语境中形塑着公众的日常阅读习惯、阐释策略及价值判断的易于观察的“有影响书评”。但译评的声音不一，虽然译者针对权威书评意见提出的异议表明英美的读书意见网络并非完全封闭固化，但仍存在着通过讨论及争议影响并改变其舆论氛围的空间，包括作者、翻译学者、读者等。
总体来说，我们可以主要从五个方面入手，逐步达到影响并改变涉华书评舆论这个关键目标：（1）审视国际上尤其是在欧美“叫好又叫座”的非通用语文学译作，破解其成功的密码；（2）剖析那些发表于权威媒体平台、具有广泛影响力及巨大号召力的国际译评，深刻领会体现于其中的情趣、品味、标准及期待；（3）以实际上指导着国际读者选择、解读、评价文学译作的标准为参照，直面并反省中国文学作品翻译何以未能在世界文学体系中脱颖而出的根本原因；（4）在对这些原因心中有数之后，促成我国作者、国外中国文学作品译者及国内翻译研究相关领域学者坐在一起，共同探讨什么是最有利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有效翻译”；（5）先以“读者来信”、跟帖等形式回应发表在权威国际媒体上的涉华文学译评，然后就如何理解、欣赏作品在接受体系内所具有的相关性及艺术价值直接诉诸欧美读书界。
（摘选自：刘亚猛、朱纯深，2015，国际译评与中国文学在域外的“活跃存在”[J]，《中国翻译》，2015（1）：5-12。）
王祥兵 副教授
专家简介
Paper Republic（http://paper-republic.org/）是一个致力于翻译并传播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博客网站，2007年由美国翻译家Eric Abrahamsen创建，当时只是有关中国当代文学翻译的一个论坛。如今，Paper Republic已发展成为一个翻译并促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国际传播的民间网络翻译组织。该组织突出特点是自发性、民间性、松散性，译员散居世界各地，但通过Paper Republic这个网站组织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
Paper Republic主要信息栏目有：（1）致出版社（Resources for Publishers），为英语国家出版社提供中国文学翻译服务信息、译员信息、图书市场信息、中国政治文化信息等；（2）致译者（Resources for Translators），向译者提供与中国出版商打交道、洽谈翻译业务、参加翻译培训、申请翻译支助等信息；（3）探索（Explore），这是整个网站的核心部分，提供有关中国当代文学翻译、出版以及国际传播极为丰富的信息。
笔者收集了三份数据：2012年国际出版的英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Paper Republic核心成员Nicky Harman翻译出版的主要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官方力量《人民文学》与Paper Republic合作的产物《人民文学》英文版Pathlight创刊前两期翻译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翻译的同时，他们发表博文介绍、评论中国当代文学，全方位推介翻译作品。这些数据和事实都表明Paper Republic这一民间翻译组织是向英语世界翻译、传播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重要力量。
Paper Republic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和传播模式为我们解决目标群体不接受甚至有抵触心理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些启示：（1）绝大部分是英语母语者的Paper Republic成员更清楚“译什么”、“为谁译”、“怎样译”，他们能准确捕捉目的语文化动态，协调市场、机构、读者、形式库等多种因素之间的关系。（2）他们基本不受中国官方意识形态制约，主要以英语国家读者立场和审美需求为出发点来选择翻译文本和翻译策略，易于拉进译者与读者的距离。（3）译员多以英语为母语、中国文化和语言功底深厚，在翻译行业从业多年，多有国际背景，熟悉英美等主要英语国家翻译文学出版和传播的机制流程。（4）民间力量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在西方受众中可信度较高。（5）充分利用网络的强大优势和传播力量汇集全世界的中国当代文学译者，通过多种媒介传播当代文学。
（摘选自：王祥兵，2015，海外民间翻译力量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国际传播[J]，《中国翻译》，2015（5）：4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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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之郎果冻 2023-04-14 1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