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细读之于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

发布时间:2016-11-28 10:42浏览数:2718评论数:0 收藏

邵雪萍编

 

     吴元迈曾于2000年指出,新中国建国以来的外国文学研究可分为三个时期:新兴期(1949—1965)、停滞期(1966—1976)和发展期(1977—1999)。在新兴期,新中国研究者以苏联文学界的观点和方法、经验和尺度为参照系来审视世界其他各国文学。此后随着反“右派”斗争的展开和中苏两党的公开论战,中国对苏联文学的态度由全面学习、全面接受走向全面否定、全面批判。新兴期的外国文学研究基本是对各国文学和文论作品的译介,欧洲文学研究得益于“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起步较早,但严格意义上的研究成果并不多。1966年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让外国文学研究同其他许多领域的工作一样被废弛,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时代和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文艺甚至遭到恶意攻讦和歪曲。“文革”后随着1979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工作逐渐复苏并迎来了发展期。1978年11月成立了我国历史上首个外国文学工作者社会团——中国外国文学学会。

在新时期的20年里我国外国文学研究获得了全方位的发展,在发展速度上超过了我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其他时期。 但曾艳兵的研究表明,这种发展并不是单向的,一帆风顺的。20 世纪 80年代以来后现代、全球化、网络化、信息化、标准化、工具化的冲击和影响变更了中国学者在外国文学研究中的境遇,带来了研究目的、研究方法、评价体系和标准的重新界定,使不少外国文学研究者逐渐失去了自己的研究立场,成了随着国际学术风潮摇摆的风向标。这一时期外国文学研究的内容显示,学者们对“人”的关注大为减弱,对符号游戏、拼贴快感的尊奉比比皆是,因而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与作为“人学”的文学研究似乎渐行渐远。不仅如此,外国文学研究也在专业化的进程中渐渐丧失予人灵感与热情的能力,因为“专业化和学术化的自然趋势是支持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才能而不是想象的才能,是用单调、讽刺的知性代替热情”(理查德·罗蒂,2009:122),仅将文学作品视为一组符号,毫无感情地研究文学,必将导致文学体验、文学感觉和文学想象的窒息。

在传统社会被奉为神圣的各种“权威”在后现代社会遭到解构,人类需要重新寻找信仰、理想的指向和帮助实现与自然、世界和谐共处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原则。因为在寻找的过程中急需启发和指引,越来越多的现代人相信文学经典的“启示价值”,试图通过阅读文学经典,来探寻在研究与实际生活中实现并普及道德关怀和人文关怀的途径。很多青年大学生也在一度沉醉于智能手机连接的无限虚拟空间后重新拾起《哈姆雷特》、《红与黑》等文学著作。后现代对消解普遍性和整体性的消解使个性与特性的重要性得以凸显,经典文学作品提供的正是个性化的、独具特色的启示价值。为了从文学经典的“启示价值”中真正受益,对文学文本的细读不可或缺,对文学文本的批评也有助于理清思路。对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而言,从文学批评层面来帮助中国读者对外国文学经典作品——精神食粮的来源之一——进行加工、说明、分析和评估,使他们发现未经学术训练的阅读无法发现的意义和美,进而以之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这样的文学批评比时下甚为流行的符号游戏、语言游戏和结构游戏更有社会意义,也为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指出了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能够解决时下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存在的部分问题。

李兰生认为,新时期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全方位发展和历史性成就无可否认,但其不足与缺陷也同样显著,目前的研究者还难以做到从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出发来探讨和研究外国文学,又急于输入“新的”外国文学理论,无法避免“跟风”研究与“扎堆”研究;由于当今中国的外国文学者大多无法像钱钟书、季羡林等人那样深入了解中外民族文化的精髓,目前的外国文学研究与中国文学传统缺乏联系,也缺乏能够支撑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之间相互借鉴的理论。学者们除非有课题作依托,在具体研究上基本是各自为政,很难形成合力。在许多研究层面,已有学术成果还缺乏应有的深度,重复研究的现象依然极为普遍。处于萌芽状态的外国文学研究学(对外国文学研究的研究)“并没有触及自己现实的问题意识,也没有关系自己命运的讨论语境,总在本国学术界成不了焦点和主流”(葛兆光,2002:30),还不能充分吸取以往外国文学研究进程中的经验与教训,有力推动当前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继续发展。

比较理想的外国文学研究要求中国学者具备中国视角,既能客观对待和处理作为研究对象的外国文学“原材料”,又能使自己的研究成果体现中国学者独特的研究思路和学术风格。为此,中国学者应用具有“本土关怀”的视角去审视各个国家、民族、地域、不同时代千姿百态的文学作品、文学思潮、批评样式、文化语态,力求将作为研究对象的“原材料”融入自己的研究视野,然后对其进行合理的阐释、批评、吸纳,使之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挥积极作用。“本土关怀”并不意味着张扬“民族中心主义”,而是要在研究外国文学中强调中国特色,以强烈的主体意识、开放的胸怀和兼收并蓄的态度汲取外国文学作品提供的心灵滋养。

无论是恢复文学研究的“传统魅力”,还是要增强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本土关怀,建立健康、强大的中国“外国文学研究学”,使外国文学研究对促进中国的精神文明发展发挥不可替代的助力,都从小处着手,都离不开研究者与文学作品的相遇,离不开研究者对使其产生精神共鸣的文学作品的解读和阐释。简而言之,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未来,与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研究者——是否能保持文本细读的习惯息息相关。尼采曾说,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那么对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者而言,每一个疏离文学作品,忽视文本细读的日子,是不是对生命的辜负?

就具体的“细读”方式而言,徐晓东、林小雅、朱振宇三位可为大家提供很多有趣的思路,他们的话题看似各成体系,实则从各自的角度为外国文学研究不可缺少的文本细读树立了榜样。例如,徐晓东意图追踪影响特定文学批评文本基调的因素,他联系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威廉·华兹华斯与《爱丁堡评论》杂志编辑杰弗里之间的私人矛盾,揭示了华兹华斯对詹姆士·麦克弗森的伪作《奥西恩诗集》的复杂态度的缘起,可启发大家从促生文本的思想潜流与文学史事件来推敲特定文学主张与文学观的客观性。杨晓雅善于解析经典文本的复杂性与丰富性,尤其熟悉西方学界近些年来在托马斯·莫尔《乌托邦》文本研究上取得的成果。她关注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蕴含的语言、阐释和读者意识问题,并能厘清《乌托邦》在文本写作过程中的逆序性构思,主体部分复杂的修辞设计,以及众多不同版本之间可能产生的互文关系,对《乌托邦》的广阔解读空间有比较深刻的领悟。朱振宇通过对照平行文本,对长期悬而未决的文学问题做出比较客观全面的解答。她将《神曲》与《埃涅阿斯纪》、《圣经·旧约》中的相关篇章进行并置分析,对《神曲》中的维吉尔形象形成了独到的见解,认为《神曲》中维吉尔的形象是一种不完满的“爱”的化身,这种爱以节制的态度对待凡人的欲望,以盲目的虔敬对待神圣世界的秘密,在贝雅特丽齐代表的更高的“爱”面前黯然失色。

参考文献:

葛兆光:《域外中国学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美)理查德·罗蒂:《哲学、文学和政治》,黄宗英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李兰生:《外国文学研究该如何“中国化”》,《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349-351。

吴元迈:《回顾与思考——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50年》,《外国文学研究》,2000(1):1-13。

曾艳兵:《21世纪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的困境与出路》,《广东社会科学》,2014(2):139-147。

 

 

徐晓东  教授 专家简介

詹姆士·麦克弗森的伪作《奥西恩诗集》(Poems of Ossian)曾被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