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语教育改革与发展

发布时间:2017-02-14 14:36浏览数:3036评论数:0 收藏

外语是国家重要软实力资源,外语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国家总体战略的有效实施具有重要的支撑和推进作用。“2016中国外语教育改革与发展高层论坛”于12月10日在广州举行,该论坛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主办,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等机构协办。

iResearch特别邀请论坛诸位主旨发言专家,推出“外语教育改革与发展”专题热点探讨。

仲伟合  教授 专家简介

国家战略视角下的我国外语教育改革与发展

外语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接国家新型发展战略对国际化外语人才的需要,重新定位和规划外语教育事业,构建高层次国际化外语人才培养体系,对国家的经济转型、文化传播和信息安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然而,从国家发展战略需求来审视我国外语教育事业,尚存在战略意识缺位、战略规划不足、资源投入不足,配置不合理等问题。

以外语语种数量为例,目前和中国建交的172个国家中,非通用语种有 95种,而中国目前仅能开设 67种语言课程。根据中国非通用语教学研究会最新数据,“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不含南太平洋国家),有49种官方语言性质的非通用语,国内高校已开设的有32种(指专业外语,不包括二外等),尚有三分之一语种未被覆盖,不少语种都是近几年新开的。未来“一带一路”的建设,将面临非通用语人才储备严重短缺的困境。

在国家战略视野下,亟待论证研究外语教育服务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安全等发展需求的方法路径。

一、确立我国外语教育规划与实施战略。明确新形势下我国外语教育发展战略定位、加快设立外语管理专门机构的步伐,协同联动、建构并完善外语教育的语种规划、层次和水平衔接。同时,重视国家安全语言教育与规划,加强军事外语教育规划。

二、开展国家外语能力建设动态监控。外语需求的调查分析是外语规划的重要依据。亟待政府牵头,动态监控国家外语能力总量和需求、外语教学国家标准实施情况、外语评价体系及外语教师发展状况等方面。

三、优化中国外语教育评价体系。外语能力评价体系旨在为各阶段外语教育提供能力标准和测评方法,构建沟通衔接各级各类外语教学、科学评价多种学习成果的终身学习“立交桥”。亟需建立国家外语教育评价体系,改革完善现有考试体系,采用多元评价,从而准确利用考试结果、针对性的开展教学和衔接、节省外语教育资源、提升外语教育质量及效率。

四、促进外语教师发展并提升外语师资水平。外语教学改革和教学水平提升的关键在于外语教师。目前还没有针对外语教师教学水平、教师能力的有效评价体系。因此,亟待建立健全外语教师资格认定制度及专业等级标准,建构基于外语教师专业能力发展的保障体系。从国家的现实需要出发,应建立并强化非通用语种师资培养机制,尤其是解决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文化、科技、人文交流等密切相关的语种的师资配置。  

五、探索创新型外语拔尖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教育是当前中国教育领域的主旋律。外语教育在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创新型拔尖人才方面承担着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作用。有必要探索实践非外语专业和外语专业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鼓励外语院校与综合性大学及国外高校协同培养,明确拔尖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格。发挥优势互补效应。

面向国家战略需求,改革与完善我国外语教育体系,为国家参与全球治理和国际文化交流储备外语人才,提供重要智力支撑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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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铭玉  教授 专家简介

 “一带一路”建设亟需构建语言战略

 

“语言互通”是“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基础,也是重要前提条件。“一带一路”沿线共涉及国家64个,贯穿亚、欧、非三大洲,占世界224国家和地区的29%,语言近60种,涵盖了世界9大语系的不同语族和语支。我们认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语言战略需先行,在语言规划、语言安全、周边国家通用语建设、汉语传播以及语言服务五个方面有所作为。

一、加强语言规划

语言发展需要国家战略。据统计,目前美国大学拥有270种语种的教学能力。此外,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等国家也都具有开设上百个语种课程的教学和研究能力。中国是一个世界大国,但却始终未见有关国家的语言政策出台。国家应鼓励高校合理有序、错位互补地开设“一带一路”沿线非通用语语种,特别要加大对东亚、中东欧、中东以及非洲四个区域非通用语种建设的力度。目前,非通用语种建设主要面临三个困难:师资严重匮乏;人才培养经费紧张;高考政策束缚。非通用语人才培养的最优途径是打通高中与大学人才培养的直通桥。建议降低师资门槛,设立非通用语人才专项培养经费,制定非通用语种人才特殊招生政策。

二、重视语言安全

语言安全是指语言文字及其使用能够满足国家和社会稳定、发展的需要,不出现影响国家、社会安全的问题。我们要从内源性、外源性、双源性、多源性四个方面关注语言安全并做好五个方面的工作:启动跨文化语言安全战略研究;建立健全基于多语种语言的案例风险信息和案例库,及时发布和提供语言案例信息和预警信息;安排专门机构从理论和实践角度研究跨境语言,开发利用跨境语言技能;建立国家语言案例应急和救援机制;建立“一带一路”跨国网络空间语言舆情监测。

三、优先发展周边国家共同语

共同语指操不同母语(包括不同一语言)的人之间共同使用的一种交际媒介语。中国共有20个周边国家,其中陆上邻国14个,海上邻国6个,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就语言而言,周边通用的语言只有英语为一级共同语;二级共同语是俄语,它在中亚3个邻国通用;三级共同语是马来语、印尼语、印地语、乌尔都语,它们在各自的区域内局部通用。为此,我们应该加强邻里软文化建设,尽快制定发展周边国家共同语相关政策;在重视双边语言互通的同时,更应关注多边语言互通的发展;在进行外语教育的顶层设计时,要补遗拾缺,加大我国与周边国家各级别语言互通建设的力度。

四、推进汉语传播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从“引进来”向“走出去”转型,从“本土型”向“国际型”国家转变,汉语国际传播面临着极大的机遇。第一,国家应从战略高度,加强顶层设计,要明确把汉语国际传播纳入“一带一路”愿景和行动计划。第二,完善战略布局,构建“一个计划、两个方向、七大区域”的汉语传播大格局。第三,汉语国际传播应以“一带为主,一路为辅”,在初期阶段,坚持“一路向西”原则。第四,应该搭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与产业经济合作全球拓展的“顺风车”。第五,实施多层次推进,采用扩大来华留学生计划、到各国开设中短期培训班、境外企业员工外语培训和外籍员工汉语培训、发挥孔子学院的优势等途径,加快汉语向世界传播的步伐。

五、加快发展语言服务业

语言服务业指随着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催生的包括翻译与本地化服务、语言技术工具开发、语言相关咨询业务等为内容的新兴行业,对“一带一路”建设作用明显。为此我们应该首先明确语言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把语言服务业尽快纳入《国家经济行业分类》标准,谋划“一带一路”国家或区域“多语言服务联盟”,为把中国打造成为以大数据为中心的全球语言集散中心做准备。再则,创新语言服务模式,大力推广“语联网”这种互联网平台化语言服务的类电网模式。同时,利用“互联网+”技术,搭建在线翻译平台、多语云智库平台、招商情报服务平台、一体化公证业务平台、会展业务平台、跨境电商平台、手机移动平台、互联网+呼叫中心平台,发挥语言服务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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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蓉晖  教授 专家简介

语言政策视域下的中国外语教育改革趋势

近年来对外语教育改革的呼声不断,社会上凡是出现了外语方面的问题,就会有人在外语教育中找问题、找答案,似乎外语教育改革是解决所有外语问题的良方和出路。我认为,这是对中国的外语国情和外语政策缺乏足够了解而造成的一种误解。

中国的外语国情具有这样几个特点:首先,外语的使用和需求都是有限的,外语的分布呈明显的局部性,外语使用和传承方式都与中国世居民族语言有很大差异;第二,外语政策处于法律上的非主流地位,以法规、规范性文件等“软法”为主,强制性不大;第三,外语的应用和发展高度依赖语言政策,以满足我国对外语的现实需求为核心宗旨。

中国的外语政策体系内容丰富,主要包括外语教育政策、外语应用政策、翻译政策。因此说,外语政策是一个多层次、多面向、多主体参与的综合体系。从外语政策发展的大趋势看,其涉及的领域在不断扩大,形式更加多样,社会影响力增强,外语规划和实践的参与主体更加多元,自下而上的、隐性的力量在不断增强,外语与社会其他领域的融合度不断增强。

认清了我国的外语国情特点和外语政策的要点,在此基础上考察外语教育发展的大趋势,就可以发现这样几个特点或者趋势:

第一,由于外语教育要应对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因此需要不断调整自身的定位和实现方式,改革就成为不变的主题。甚至可以说,外语政策(包括外语教育政策)是国家语言政策体系中变化最频繁的一个部分,这与它的“软法”性质、与它的政策取向有直接关系。

第二,需要在中国外语政策的大背景下准确定位外语教育的目标。由于外语教育政策只是外语政策体系中的一个部分,外语教育不必、也不可能承担太多的使命,应该与其他领域的外语政策有区别、有衔接。这样更利于外语教育自身的发展。

第三,外语教育的多元化是大势所趋,我们需要发展面向不同层次、领域的精细化外语教育。有人期待一个能同时满足多种需求的外语教育,这与我们的外语国情不符,是难以实现的。外语教育参与主体的多元化也是大趋势,专业外语教育不可能满足所有的需求,我们在讨论外语教育的时候应同时看到非专业外语教育的巨大规模和潜力。

第四,需要对不同层次和类型的外语教育有更多了解与研究,更要考虑彼此的配合与互补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了解中国外语教育的全貌,才可能明确不同领域的发展重点和使命,以此构建完备的外语教育体系。

第五,随着外语教育多元化发展的不断深入,这一行业的标准制定和测试会变得更加重要。语言能力标准、教材标准、教师标准应是这个标准体系中最核心的内容。外语教育的整体质量把控将更多地依赖于这些标准。

第六,复合型教育模式会变得更加重要。由于语言能力具有极强的结合力和依附性,它需要与其他能力融合后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语种复合(通用语种+其他语种)、专业复合(外语能力+其他专业能力)以及精深型高水平外语专业人才的培养会拥有更大的需求市场,外语教育的结构甚至可能因此发生深刻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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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坚  教授 专家简介

能力与素养:英语专业学科内涵思考

 

 英语专业是目前我国高校中举办最多的一个专业,通常我们在给英语语言文学专业或外国语言文学专业定位时都非常明确,是人文学科,但在英语专业的课程设置,课程内容,特别是学科内涵上一直都存在较大的问题。目前多数高校的英语专业的课程设置中常见的仍是传统的综合英语或精读、泛读、听力、会话或视听说、写作、高级英语等等。 比较系统地开设英语语言史、语言学、英国文学、美国文学、英美文化等课程的院系并不多。整个专业的课程重点在听、说、读、写、(译)的语言技能上,而涉及到的课程内容往往过于简单,没有深层次的语言、文学、文化知识,更谈不上有思想、有内涵的内容。我们应该认识到,大学生是成年人,他们有自己的思想,有赏析、评判、思考的能力。英语专业的课程设置却极大地阻碍了他们能力的培养和拓展。

    教育着力点应该在培养过程中。教怎样做人,教文化,培养心智,为人才培养着想,为学生着想,而不是为人为设计的学科着想。若我们是为学生着想,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人才着想,那么我们的课程指向就应该培养学生的素质和能力。所有的课程应该都为培养人才设定的具体目标服务,丰富其内容,丰富其内涵,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应该所有的课程都把培养学生的能力—思辨能力作为主要目的,(“All lessons are lessons of thinking.” )。人才培养应该在知识要求、素质要求和能力要求考虑,不是以简单的技能和应试要求来实现培养的目的。 知识、素养和能力则要以思辨或批判性思维为导向。

 以思辨能力培养为导向,首先应该培养学生的阐释的能力(interpretation, analysis, evaluation, inference, explanation, self-regulation),而不是在“听、说、读、写、译”中普遍采用的paraphrase。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enquiry, exploration, searching, discovery),而不是简单的背诵、复述,不是仅仅echoing 。培养学生形成概念和研究的能力(conceptualization,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hypothesis, research design, result and discussion, summary of assessment),扩大读和写的量,而不是应试教育模式的“豆腐干”文章式的阅读和写作。 要激励学生的创新意识(original, creative, innovative, entrepreneurial),而不是简单的选择A or B or C or D,或选择true or false。也就是说在英语专业本科生的培养中应该更多的关注学生的综合能力(knowledge-seeking, enquiry, questioning, critical-thinking, logical-reasoning, evidence-based claiming, communication),而不是没有内容、没有思想、没有思辨方法的单纯语言技能和字正腔圆。

为此, 英语专业的学科内涵应该从课程的总体设计上、从课程的内容上、从教与学的方法上来系统思考。知识、素养、思辨和能力都离不开语言。语言的学习中则应该充分考虑语言与思维、语言与社会、语言与文化、语言与哲学等,同时还应该充分考虑语言中的母语与外语,文学、文化中的中国与外国,思想、文明中的东方与西方。这些都是我们外语专业的学科优势所在。 如果我们能把这些相应的方面纳入专业学科内涵来考虑,融入到课程设计和教学方法中去,培养出的人才就会具有外语学科的显著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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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青龙  教授 专家简介

再出发:自觉构建中国外语学科学术话语体系

四十年前,中国改革开放拉开序幕,外语学科建设也进入了新阶段;四十年后的今天,中国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迈进,进入了自觉构建中国外语学科学术话语体系的新时期。同其他哲学社会科学一样,外语学科有其自身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基本结构。学科体系是平台,学术体系是内容,话语体系是综合表达方式。其中,学术体系显然具有特殊的地位和至关重要的意义。

自觉构建中国外语学科学术话语体系既是世界形势重大变化的需要,也是中国高等外语教育改革发展的需要。新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年来,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的崛起,改变了世界经济力量的对比;以互联网、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教育模式;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等思潮冲击着人们的传统价值观。在国内,中国高等外语教育面临着从大众教育向普及教育的转型,创新发展进入了深化和提升的新阶段。英国、美国等帝国的经验表明:大国崛起需要一整套思想理论为其做支撑。中国知识分子现在面临着同样的使命,面临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的重要机遇。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们理应有历史担当和家国情怀,理应为我国从大国向强国迈进贡献才智,展现外语学人的学术思想。

外语学科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问题依然不少。主要表现在出版了大量的论著和教材,但在学术思想观点、学术标准范式、话语表达方式等方面与我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还不相称。零散性成果居多、系统性成果较少;重复性研究成果较多、原创性成果较少,在世界范围内有影响力的成果更少。

外语学科同仁要致力于内涵建设,自觉构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尽管外语学科初步建立了涵盖多个二级学科的一级学科体系,但在学科理论、学科关系和学科边界等方面仍然缺乏系统性研究。如,外语学科知识体系内部包含哪些内容,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人文学科、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甚至与自然科学是怎样的关系。新增的二级学科“比较文学与跨文化”跟中文系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共性和差异性又在哪里。热议中的“教育语言学”和“商务外语学科”是否有设立成二级学科的可能性,这些问题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就学术体系而言,外语学科有哪些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亟待研究。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和社会需求,在哪些方面需要优先突破。虽然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教育部重大投标项目中,外语学科占有一席之地,但总体上数量少,且多数是史料研究。基础性理论研究成果不多,对策性的应用研究成果偏少。值得欣喜的是,外语界学者的主体意识开始增强,独立提出的新概念、新思想、新表述和新范式日益增多,引起了国内外同行的关注。如,文学伦理学批评、中国外语能力量表、翻译变异学、外语专业国家标准、产出导向法等。

外语学科学术话语体系构建要以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内涵建设新路径探索要遵循三个原则。其一、要站在中国的立场研究世界性的学术问题。充分运用中国哲学、中国文化、中国教育的精髓,思考和创建学术领域的基础理论。其二、要对接国家需要服务社会需求。发挥我们语言、文学、翻译等方面的优势,通过文文融合和文理交叉等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在语言服务工程、文化和文明研究、中国学术思想传播等领域做出新的贡献。其三、要完善学科学术话语评价体系。发挥其导向、诊断和评价功能,促进外语学科学术话语体系良性发展。

外语学科学术话语体系建设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学术共同体要自觉、自信、自强,主动打破“隔行如隔山”的壁垒,通过院系、校校、校企、国内外联合攻关,取长补短,方可取得长足的进步,也才能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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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斌  教授 专家简介

我国外语教育研究的理论框架:

构建与解析

王文斌  李民

要使我国由外语教学大国真正成为外语教学强国,至少需要具备三个基本条件:第一,需要具备符合我国外语教育实际并在全国具有主导性的较为完整的外语教育理论;第二,需要具备坚实的学科基础把握;第三,需要具备大格局的顶层设计。由此延伸开来,需要正视我国外语教育界目前所存在的四个明显问题:第一,理论自信不足,理论创新未成自觉,外语教育反思能力不强;第二,外语教育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彼此割裂;第三,具有统筹兼顾的外语教育思想缺席,微观思考有余,宏观思考不足,碎片化思想普遍;第四,学科基本概念常混淆,很多基本术语和基本知识,在使用过程中模糊不清,表现出外语教育学科的不够成熟。

为加强外语教育研究,顶层设计与立地践行需迎面而行。第一,要确立外语教育的研究范畴,明确外语教育的研究内涵;第二,析解外语教育的主要议题,敲定外语教育的研究层面;第三,锁定外语教育研究的视角、性质与维度,为相关外语教育研究的开展和评价提供参考;第四,确立外语教育研究的归属参照框架;第五,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构建合乎中国国情的外语教育研究理论体系;第六,做实实践检验,让外语教育实践反哺外语教育理论。

我们基于外语教育现状,结合教育学相关知识,提出从外语教育目的、外语政策规划、外语课程、外语教材、外语传授、外语学习、外语教师、外语测试、元外语教育研究九个层面构建外语教育研究的理论框架(见表1)。同时,借鉴王荣生(2014:6)的论述,我们立足学派立场和多元视野两类视角,主张从描述性、评价性和规范性三种性质对现有研究进行划分。此外,我们还确定了“何是”“何故”“何状”“何样”和“何如”五个维度。简言之,我们试图从学派立场和多元视野两类视角,依照描述性研究、评价性研究和规范性研究三种性质,从“何是”、“何如”、“何状”、“何样”、“何如”五个维度,分外语教育目的、外语政策规划、外语课程等九个层面,对现有的外语教育研究进行较为系统的归纳与梳理(即两类视角、三种性质、五个维度、九个层面),力图建立外语教育研究的理论框架。

首先需要解释一下两类视角的研究:第一类是学派立场类研究。这类研究者是“站在某一特定的立场来认识所研究的问题,对事实,是‘我看到’;对价值,是‘我主张’;对规范,是‘我制定’”(王荣生 2014:9),基本属于‘我认为’或‘我们认为’”式的研究范式;第二类是多元视野类研究,是“对别人的既成理论、既有研究进行阐释,将别人的‘看到’、别人的‘主张’、别人的‘制定’,放在它们自身的框架内去梳理、去剖析、去把握、去评价”(王荣生 2014:10)。这类研究基本采取‘他认为’、‘他们认为’式的研究范式。”

其次,我们在此所说的外语教育研究,是指外语教育的研究,而不是指外语的教育研究。在此所构建的九个层面,其归结点就是外语教育的研究,以期对外语教育整体形成一种具有一般性和普遍性的结论,寻求外语教育的规律,追问外语教育的本质。我们的思考类似于著名的哲学命题:我从哪里来,我是谁,我要到哪里去。

我们认为,开展外语教育研究,实有必要。我们相信,经过大家的不懈努力,凝心聚力,中国外语教育的发展方向一定会更加明朗。

参考文献:

王荣生,2014,《语文科课程论基础》,[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本文完整版将刊登在《外语教学》2017年第1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