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视域下的国家形象研究

发布时间:2017-06-22 11:02浏览数:4190评论数:0 收藏

国家形象的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它不仅是传播学与修辞学的重要话题,而且成为语言学研究的热点课题之一,主要涉及的学科优语用学、系统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多模态)话语分析等。这从最近的《外语研究》(2017年第1期)和《外语学刊》(2017年第3期)设置的专栏均以国家形象为主题即可管窥一斑。其实,这一点也不难理解,因为国家形象的建构离不开语言的运用。“语言实际上是国家形象表述和塑造的最后归宿。离开了语言层面的国家形象是虚无飘渺、难以把握的”(梁晓波,2013:115)。也正因为如此,语言在维护国家形象和国家主权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专栏“机构话语在国家主权维护中的作用”(陈新仁教授主持)便指出“针对一些敌对势力不厌其烦地混淆视听,中国政府部门和媒体正面开展国家主权的声索与维护至关重要,而在这一过程中语言可以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陈新仁,2014:1)。

 

陈新仁.机构话语在国家主权维护中的作用( 主持人语)[J] . 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2014(3):1.

梁晓波.国家形象的概念隐喻塑造研究[J].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2):113-117。

梁晓波  教授 专家简介

国家形象指的是一国某一方面、多个方面乃至全方位的信息在人们头脑中的形成的映像,多数表现为一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军事、教育、科技、体育、人民等方面。国家形象从感知的群体来看,可以分为国内形象和国外形象;从表达的载体来看,可以分为大众形象、精英形象和媒体形象;从真实层度来看,可以分为实际形象和虚拟形象;从完整性来看,可以分为碎片形象、局部形象和整体形象;从细粒度来看,可以分为宏观形象和微观形象;从时间维度来看,可以分为历史形象、当下形象和未来形象;等等。国家形象一直被看作是国家软实力的一部分,但从根本上来说,国家形象是软实力和硬实力的结合。一个仅仅是软实力强大的国家如果没有硬实力支撑,是很难有良好的软实力的,其国家形象也是单薄或脆弱的。

国家形象有许多特征,首先是她的政治性,这指的是某一国家实行的政治制度,具体表现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政治性是国家形象的核心,回避国家形象的政治性,往往会错误地把握国家形象的实质。其次,是她的民族性,这指的是国家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国家的真正主人,也只有人民才是形成、建设和推动国家前进的力量。民族性是国家形象的主体,是国家形象形成和改变的主要力量。文化性,一个独立的国家显然有本国家的文化,特别是本国人民多年来所创建的文化。文化性是国家形象最为丰富和多样的内涵。时空性,指的是国家有一定的空间存在区域,有一个存在的时间段或时间点,对应于一定的空间地区和时间。时空性是一个国家较为稳定的一面。一个国家的山川地理等地貌特征和存在的时间段是一个国家不可改变也不可选择的维度。这里的空间方位和历史性成为国家形象的显著标志。稳定性,稳定性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形象尽管会有变化,但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特别是对于国外人来说,其恒常性较强,变化性较少。人们在某个时间段或点一时间很难对一个国家的映像发生根本性变化。变化性,指的是一个国家由于自身发生的变化而引起人们映像的变化。相对于稳定性来说,变化性相对弱一些。即便一个国家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信息传递滞后以及人们获得信息的渠道有限,国家形象的变化性远比不上稳定性。

国家形象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与一个国家人民的自尊自信自豪感紧密相连。忽视国家形象的塑造,一国的发展会走向偏态,也会在发展的道路上碰到很多钉子、走许多弯路。国家形象不能只做虚的工作,过于注重宣传,而不注重实际的建设。国家形象的提高最重要的是国家本身的综合实力和人民的幸福感提高,否则,一味只注重形象的宣传,国家形象会不攻自破,带来的效果也就适得其反。同样,良好的国家形象,也需要话语的建构,忽视运用现代多种媒体手段,特别是新媒体手段来传播和建构国家形象是当下许多国家注重的环节。

良好的国家形象是国家对外交往的靓丽名片,良好的国家形象也是该国国民在世界受人尊敬的基础,反过来人民也会更加热爱自己的国家,良好的国家形象也是该国国家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基石,良好的国家形象也是该国影响世界、改变世界、贡献世界、赢得世界的重要力量源泉。

国家形象,关乎国家的命运,不可不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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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国文  教授 专家简介

就代词“我们” 的所指而言, 其表达的意义既可以包括发话人和受话人( 如“我们一起走吧” ) ,也可只是指发话人一方 ( 如“我们 会帮助你们的” ) 。但是,在整个演讲中, 代词“我们” 的意义只用于包括发话人和受话人双方。在第一至三自然段中,3 个“我们” 都是包括发话人和受话人, 第五、 八至十七和二十四自然段中的“我们” 也是这样的用法。第十四自然段中“大家” 也是包括发话人和受话人,意义相当于“我们” 。就语法而言, 第十九至二十三自然段中多处的“中国” 可以用“我们” 来替代; 但是, 就意义的表达而言,用不包括受话者在内的“我们” 会产生陌生感和距离,这样会把自己放在听众的对立面。选择用包括受话人在内的“我们” , 就是把自己的命运与其他所有人的命运捆绑在一起, 这样才能与演讲的主题( “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 相吻 合。正如文秋芳( 2017) 所说的, 把世界上的人和事简单地分为 “我们” 与“他们” 是典型的冷战思维, 中国政府和中国领导人提倡的是: 抛弃冷战思维,不要将国际成员之间的关系描述为非友即敌的二元对立模式。我们认为, 演讲中避免使用只指发话人一方的“我们” ,也是习近平( 中国) 希望和其他人( 其他国家) 携手共进的表现。在需要表达只是指发话人一方的“我们” 意义时, 习近平的演讲中使用“中国” ,例如, 第二十至二十二自然段中的“中国” 不包括受话人的“我们” 。值得注意的是,第十八自然段中,“我们敦促发达国家承担历史性责任,兑现减排承诺,并帮助发展中国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 中的“我们” 只是包括受众中的一部分受话者( 即非发达国家的领导人) 。在这里, 发话者的隐含意义是: 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但“中国责无旁贷, 将继续作出自己的贡献” 。

 

上文语料来自“习近平第 70 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的演讲”一文。

摘自 黄国文. 从系统功能语言学视角看政治演讲语篇—以习近平第 70 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的演讲为例[J] . 外语学刊,2017(3):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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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艳艳   专家简介

本文对2011年推出的专题片《中国国家形象片:角度篇》中隐喻和转喻的进行了识别和解读,分析了两者之间的互动模式,探讨了两者在构成多模态语篇衔接与连贯方面的不同作用,从认知机制的角度对该多模态语篇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由于该片仅有17分18秒,却要涵盖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风光等多方面,这是怎么做到的呢?本文研究表明,这是基于人类思维的转喻机制。也就是说,几乎每一个画面都有其所指,而这些所指便是建立在转喻这一认知推理机制之上的。尽管画面多、转喻多,但归纳起来,《角度篇》中的转喻基本属于以空间或物质的邻近性(contiguity)为核心而拓展的6个转喻模式(Peirsman & Geeraerts 2006: 276-277)。这里仅举一例:

概念转喻:CONSEQUENT STANDS FOR ANTESEDENT(后果代表先前)

《角度篇》的第一句旁白是:

 In October 2003, the first Chinese citizen saw his homeland from outer space and the mythology and dreams of thousands of years became a reality.(开篇)

与旁白同时呈现的画面是宇航员在太空摇国旗、从太空所拍摄的地球照片、以及在电视机前欢呼的人们。通过CONSEQUENT STANDS FOR ANTESEDENT这一转喻机制,我们可以推断出语言和图像呈现的事件正是我国载人飞船发射成功的结果。“the first Chinese citizen”指的是航天员杨利伟。 2003年10月15日,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将中国第一名航天员杨利伟送上太空。飞船经过绕地球14圈以后,于16日内蒙古阿木古郎草原安全着陆。这次航天飞行任务的顺利完成,标志着我国突破和掌握了载人航天的基本技术,完成和实现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第一步的计划和目标,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也是发展中国家第一个能够独立开展载人航天活动的国家。以CONSEQUENT STANDS FOR ANTESEDENT这一转喻模式来间接呈现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比起我国过去教科书式的宣传要自然,淡化了夸耀的色彩,易于被观众所接受。

本文的分析表明,《角度篇》以隐喻和转喻为认知框架,运用语言、图像、声音、音乐等多种符号模态塑造了中国国家形象和新的民族精神。比起以前教科书似的外宣语篇,《角度篇》相对开放、通俗,颇具亲和力,有一定的说服效果。但笔者也注意到,《角度篇》似乎过于强调中国的悠久历史和成就,这样做的危险是:用宣传来夸大成就或掩饰缺点、规避敏感话题,或者只对问题蜻蜓点水,其效果可能会适得其反。

 

该文出自:潘艳艳,张辉.  2013 . 多模态语篇的认知机制研究——以《国家形象片:角度篇》为例[J].外语研究2013(1)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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