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中的政治和历史书写

发布时间:2017-08-15 11:32浏览数:1158评论数:0 收藏

关于什么是文学一直有不同的定义和阐释。无论是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模仿论”还是以华兹华斯为代表提出的“表现论”,实质是说文学是时代生活的文化象征和人生体验的审美表现。而在文学评论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看来,与其说文学是想象的写作,是虚构的,不如说文学是“客观的”,因为文学作品蕴含着其所处时代的价值判断,因而文学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文学具有一定政治、历史色彩。

伊格尔顿的观点可以在奥登的诗歌中得到印证。奥登看似强调诗歌需要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但细读其在中国抗战期间所写的组诗《中国十四行诗》,可以发现奥登在《中国十四行诗》中竭力将中国的经验上升到一种人类的经验,视之为战争的一个普遍化的例子,但这不仅是诗人对战争的抽象思考或单纯追溯诗人的心路历程,而是艺术化地谴责了法西斯,是独特的抗战叙事。相比奥登,刘宇昆在科幻小说《纪录片:终结历史之人》中对历史的书写更为直接和具体,故事力求客观展现731部队在华所犯罪行,但科幻体小说独特的创作形式让读者形成一种“陌生化”或“间离效果”。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巴尔加斯•略萨的《绿房子》反思了后殖民时期秘鲁和拉丁美洲的历史政治。发生在1982年黎巴嫩战争中的“贝鲁特难民营大屠杀”对亲历者心灵上造成的创伤则是小说《与巴什尔跳华尔兹》探讨的主题。

文学作品既超越现实,又不可避免烙上时代的印记。M. H. 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在专著《镜与灯》中提出文学批评四大要素理论,即围绕作品的是作家、宇宙和读者。尽管在后现代理论家利奥塔看来,后现代知识属于具体的时间和地点,历史不是一个连续的故事。德勒兹更进一步用“块茎”概念颠覆传统西方哲学,认为后现代思想无根无中心。但艾布拉姆斯认为文学作品总有一个直接或间接源于现实的主题。关注文学作品中的这种反应某种客观状态的内容,或发掘作品背后所隐含的政治、历史书写对于后现代读者解读文学文本显得尤为重要。

张剑  教授 专家简介

奥登的《中国十四行诗》常常被理解为对战争的抽象思考或者对奥登本人心路历程的追溯,但是作为战地行纪,它首先是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描写。虽然奥登当时有“超越政治”的思想倾向,但是其作品毕竟是有感而发,以具体历史事件为基础。因此,把《中国十四行诗》与《战地行》中的旅行日记进行对照,在两者之间进行互文阅读,可以挖掘出其中的历史细节和具体指涉。细读每一首十四行诗,还原它们的历史,对于深入理解这组作品及其抗战叙事,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引言:历史还原

1938年2月至6月,英国著名现代诗人奥登(W. H. Auden 1907-1973)与小说家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应英国费伯出版社和美国兰登书屋之邀,访问了抗战时期的中国。之后,两人合写了《战地行》(Journey to a War,1939)一书,全书包括四个部分:到达前的旅途诗、在中国的旅行日记、人物照片、战地诗《在战时》(In Time of War)和《诗解释》(Verse Commentary)。他们用日记、照片与诗歌记载了他们在中国,尤其是在东部前线的见闻。《在战时》共有 27 首十四行诗,1981年被穆旦完整地翻译成中文。但奥登的《短诗全集》(1966)只收录了其中的21首,并被重新命名为《中国十四行诗》(Sonnets from China)。从整体上看,组诗不仅仅是一系列战地诗歌,它直接描写抗日战争的部分只占篇幅的一半。组诗的目的是要将抗日战争放在一个更大的历史背景之中去考察。

国外的评论常常将组诗视为一个西方文人到访战争的经历,反映的是他个人痛苦的心路历程。国外评论还常常将组诗视为奥登对战争的抽象思考,即人类的起源和选择、历史的“恶”等等。本文并不认同这种普遍化或纯粹个性化的解读,因为如果我们能够还原《中国十四行诗》的历史,我们就会看到,这个组诗不是抽象的写作,而是基于具体历史事件的写作,是对具体的历史事件的思考。现在看来,中国的抗日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奥登的“抗日战争”,是他从他的特殊视角讲述的抗日战争,他的叙述实际上把战争讯息传递到了西方。本文认为,仔细解读组诗的中国部分(第12-21首)会向我们展示一个更加广阔的图景,甚至是以前我们没有看到或不愿意看到的意义,而这样做的最佳途径就是将《战地行》中的《中国十四行诗》与《旅行日记》之间进行互文阅读。

二、指挥部与指挥官

《中国十四行诗》第12首的背景是一个部队的指挥部:长官在打电话,墙上的地图显示着部队的位置,他正在制定下一步的作战计划。这里远离战场,显得很安全,生活与其他地方没有什么两样:还有人送牛奶。对于这个指挥部来说,“战争就像纪念碑,不会造成伤害”(Collected Shorter Poems 19271957:128-38)。根据《战地行》的“旅行日记”记载,1938 年2月底,奥登和伊舍伍德从香港进入中国内地,接触了不少中国的政界要人。在汉口,由于国民政府的政治顾问威廉·端纳(William Donald)的引荐,他们见到了蒋介石和宋美龄(64-68)。虽然没有见到战争,但奥登在中国政要的办公室里,完全可能见到诗歌中描写的那个指挥部的场景。坐在指挥部里的长官远离危险,而士兵却在战场上浴血奋战。奥登对这样的差异颇有微词,他认为,成千上万的士兵被赶上战场,为的就是一个“谎言,”虽然他并没有说明谎言是什么,也没说明指挥部属于中国军队还是日本军队。模棱两可的措辞使“谎言”有了多重指涉,它可能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宣传,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大和民族优越论”等等,然而它也可能指中国军队的爱国主义宣传。这可能说明奥登反对的是“战争,”而不是参战的哪一方。

三、士兵与医院

《中国十四行诗》第13首原名《中国士兵》,灵感来源于奥登的中国东部前线之行。据《战地行》“旅行日记”记载,1938 年3月至4月,奥登和伊舍伍德去了郑州、徐州、上海等城市,希望能够看到真正的战斗。奥登写下了《中国士兵》,并在为他们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汉口车站酒店[Terminus Hotel])朗读了这首诗(153-54)。次日的《大公报》(汉口版)还刊登了洪深翻译的诗歌译文。诗歌描写了一个“中国士兵”的死,表达了对他的同情和敬意。在诗歌中,这位士兵被派往中国偏僻的地方打仗,他的牺牲没有人知道,甚至没有人在乎。他的尸体躺在棉被下面,在寒冷的天气中已经变成了冰冻。如果中国的抗战给奥登留下了深刻印象的话,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战争对个人造成的伤害。然而,《中国士兵》并不是一首讽刺诗,而是一首悼亡诗。诗歌向我们展示了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人的生命。”虽然这个军人默默无闻,不会载入历史史册,可能人们很快就会把他忘记,但是他没有白白牺牲。他为保卫家园而死,千千万万个像他这样的中国人的死,将换回这个国家的女儿们“不再被畜生侮辱,”在有山有水的地方“也会有人烟。”可以说,诗歌通过这个士兵的死,描写了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所付出的牺牲,从而也写出了一切战争的残酷。

四、大英帝国与歌舞厅

《中国十四行诗》第16首描写大英帝国,以及英国的全球战略所陷入的危机。英国的全球霸权正在被逐渐崛起的美国所取代,但是大英帝国的真正瓦解还没有发生,真正的全球范围的“解殖民”运动还未到来。不过,这个全球故事的“叙事者”知道,这个故事不会太长久,很快就要发展到它的结尾了。诗歌认为,大英帝国是一个“神话,”它曾经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英国人。这些英国人有着为大英帝国奉献生命的使命感,然而,历史发展到 1930 年代,这个神话现在正在破灭,年轻的英国人正在抛弃它。更准确地说,是新的时代和新的世界正在抛弃帝国神话。“帝国的捍卫者们”不喜欢,却也很无奈,因为他们正在失去他们曾经统治的地方,那些“他们无法理解的世界。”

五、武汉大轰炸

《在战时》第14和15首在《中国十四行诗》中被删除,然而这两首诗是奥登和伊舍伍德在中国最真切的战争体验。虽然它们描写的不是战斗和厮杀,但是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所造成的死亡超过了任何一场战斗和厮杀。“天空骚动,/像一个发烧的额头,痛苦很真切。”紧接着,“探照灯”照亮了人们无法相信、认为不可能存在的景象,“让我们惊讶”“使我们痛哭。”奥登的语言很抽象,但是如果我们查看《战地行》“旅行日记”,这个场景就很清楚、很具体。1938年3月15日晚,日本飞机对汉口进行了疯狂轰炸:“警报声”响起,街道上“空无一人,”然后“那沉闷、具有冲击力炸弹隆隆地投下。”“如果仔细观看,你可以看到日本飞机投弹后炸弹猩红的爆炸,以及四处喷溅的可恶的火星”(71)。

六、结语:拜伦?惠特曼?

休·霍顿在《战地行:奥登、伊舍伍德和燕卜荪在中国》一文中说,“奥登的诗歌将战争变成了一个抽象的寓言,没有具体的地理、历史或个人指涉。主人公都是不具体的‘他们’,‘他’和‘我’,运行在地形学上讲是基本无名的世界”(148)。然而,正如我们看到,如果将组诗与《战地行》“旅行日记”结合起来,这些无名的世界似乎就有了具体的时间和方位。另外,《诗解释》也显示奥登对当时中国的形势有着很好的理解。他说,中国的威胁传统上来自北方,但现在它来自海上。在日寇大举入侵之时,中国的军民化解了内部的分歧,现在团结起来了。同时奥登提醒西方的列强,虽然他们居住在租界,似乎很安全,但是“保护区是一种假象。”当“汉口变得恐怖和死寂,闸北变成嚎叫的沙漠”,所有人的生活都会受到影响和“牵连”(290-91)。的确,奥登的《中国十四行诗》让西方的人们了解到中国的抗战,唤醒了一部分西方人的良知。但是与拜伦不同的是,他不是一名斗士,而是一名作家。拜伦所做的事,奥登没有可能完成,即使有可能,也未必能够完成。

作为一篇战地行纪,《中国十四行诗》可能更像惠特曼的《桴鼓集》(Drum-Taps)。惠特曼对美国内战的书写表达了遗憾和关爱,但在政治态度上回避了立场,这可能是因为交战双方都是美国人。惠特曼从一开始就希望战后能够很快实现民族和解,因此保持了一种特殊的中立态度。虽然奥登面对的情况不同,但是我们看到在《中国十四行诗》中也有一种态度不确定的倾向,诗歌的场景多有模棱两可的性质。奥登有一种疑似惠特曼式的中立态度。但这并不是说,奥登没有立场,或者说有立场错误。在西班牙之后他已经开始相信诗歌不介入政治:“诗歌不会使任何事情发生。”他的诗歌反映现实的方式可能更加细腻、更加复杂。他认为诗歌需要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否则它就将变成政治宣传,失去艺术的价值。因此,我们看到奥登在《中国十四行诗》中竭力将中国的经验上升到一种人类的经验,视之为战争的一个普遍化的例子。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这可能有一点遗憾,但这并不是说它没有反映现实。奥登的确谴责了法西斯,只是更加隐晦一点,更加艺术一点而已。

 

摘自张剑:《W.H.奥登的“抗日战争”:〈中国十四行〉诗对战争和政治的理解》,《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10月,第7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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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盛亚   专家简介

承认历史,方能把握未来

——科幻小说《纪录片:终结历史之人》的历史书写

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在《未来考古学:乌托邦欲望和其他科幻小说》中曾说:“科幻小说作为一种体裁的独特性与空间有关,而不是与时间(历史、过去、未来)有关”(412),也就是说这一文类更擅长在不同空间中创造出著名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所谓的自洽的“虚拟的历史”(virtual history),或曰“或然历史”(alternate history)甚至是“反事实历史”(counterfactual history),但这并不是说科幻小说就无法像历史小说那样去书写和探讨现实的历史问题。

当代美国华裔科幻小说家刘宇昆(Ken Liu)的中篇小说《纪录片:终结历史之人》(The Man Who Ended History)因对历史、政治及国家犯罪等问题的深刻批判而成为科幻小说书写历史的典范。《终结历史之人》的故事情节很简单:为了还原日军731部队在华犯下的暴行,美籍华裔历史学家埃文•魏与妻子美籍日裔物理学家桐野明美共同研发了一项可以将人送回过去,身临其境地体验历史的技术,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纷争,并造成了埃文•魏自杀、技术被禁止的故事。

《纪录片:终结历史之人》借用科幻小说的形式,运用“纪录片”叙述的方式,力求客观展现731部队在华所犯罪行。詹姆逊在研究科幻小说时说,“科幻小说一般被理解为试图想象不可想象的未来。但它最深层的主体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的历时性当下”(455)。换言之,科幻小说是通过对未来的想象来反映历史性的当下的,它也因此在讲述历史时有着独特的视角,或者按照科幻小说研究奠基者苏文(Darko Suvin)所说的科幻小说具有“认知抽离”(cognitive estrangement)的功能,这部小说能让读者形成一种独特的“陌生化”或“间离效果。”“你可以亲眼目睹历史发生,就像看一出戏”(240),借用未来科技我们摆脱了历史叙述的束缚,可以亲历包括日军侵华这样的历史事件,我们“不再需要回忆录了,现在我们有无可争辩的证据。也不再需要摆弄死者遗骸了,我们都必须直面那些濒死挣扎的脸。我曾亲眼见过那些罪行。你无可否认”(234)。如此一来,“‘掌控过去’不再仅仅是某种文学隐喻,而变成一桩极为现实的问题”(204)。

通过这部小说中“纪录片”式的呈现,刘宇昆也试图揭示历史事件背后的政治博弈。即便在今天,任何资讯在网络面前都无所遁行,不论奥斯维辛集中营还是卢旺达大屠杀都已成为西方公众所普遍接受的事实,南京大屠杀以及731部队在华所犯的历史暴行却出于一些政治目的被否定、抹杀甚至误导,“日本政府从来不肯公开承认731部队的暴行,也从来不曾为之道歉。这些年,越来越多有关那些暴行的证据浮出水面,但日本政府的回答永远都是:证据不足,真相不明”(225)。在小说中一位美国受访者说:“我想,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很难去评判当事人的行为。那是战争时期,战争中总免不了有罪行”(221),不能不说这是现在许多美国人对日军侵华的看法,而这种看法是日美政治共谋的直接产物。

这部小说也揭示了历史对于个人的意义。当埃文•魏通过科技将“讲述”的历史转变成“亲历”的历史时,招来了很多个人的抨击,刘宇昆借埃文的故事表达了对张纯如的同情,也同时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埃文在整个项目中关注的不仅仅是中国人,而更是‘人’本身,不仅仅是集体,而更是具体的个人”(229)。历史有着深刻的个人烙印,为了减少历史对现实的影响而否认历史的做法对那些受害者显然是不公平的。

刘宇昆在《纪录片:终结历史之人》的最后从科幻小说才有的角度还历史以公道:“仰望夜空,历史之光依旧在群星中闪烁,那最后一个死于平房的受难者,那最后一辆抵达奥斯维辛的火车,那最后一个被驱赶出佐治亚州的彻罗基土著。那些遥远星辰上的居民,如果他们在看,终将会在某个时刻看见那些以光速向他们涌去的瞬间。没人能捕获所有光子,也没人能抹去所有画面。他们将会是不生不灭的记录,是我们存在的证据,亦是我们讲给未来的故事。每一分,每一秒,当我们行走在地球上,那些星空深处的眼睛正凝视着我们,将是非黑白看得清清楚楚”(247)。正是在这一点上,刘宇昆将小说《纪录片:终结历史之人》放诸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时间维度上告诫世人:只有现在承认历史,才能把握未来。

 

参考文献

刘宇昆:《思维的形状》,耿辉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

弗里德里克•詹姆逊:《未来考古学:乌托邦欲望和其他科幻小说》,吴静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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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夏韵   专家简介

巴尔加斯略萨《绿房子》对历史政治的现实批判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1936—)以独特的艺术形式和尖锐的现实批判内容荣获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创作于1965年的作品《绿房子》获西班牙文学批评奖获、秘鲁“国家小说奖”、1967年首届罗慕洛•加列哥斯国际小说奖。巴尔加斯•略萨此部作品取材于现实生活,书写了独裁统治下秘鲁和拉丁美洲社会底层人的艰难生活,描写暴力充斥、弱肉强食、黑暗而腐败的社会。作家以强烈的政治批判意识不断地拷问现实,反思历史政治,揭露和批判社会的黑暗、以及上层社会的伪善和官僚的腐败。

小说以20世纪20—60年代后殖民时期秘鲁北部的社会生活现实为背景,故事发生在位于秘鲁海边荒漠地区的皮乌拉市以及远离亚马逊流域中心地带能经商和传教的圣玛丽娅•德•聂瓦镇。巴尔加斯•略萨打破时空次序,将这五个故事情节以“立体性”时空结构和人物“套盒”形式巧妙地安排到各个场景中,从政客、警察、地痞到印第安土著人,从神父、修女到老鸨,从医生、军官、士兵到外国冒险家等,将三教九流各色人组成的复杂而庞大的秘鲁社会展示在读者面前。在这个暴力充斥、弱肉强食的社会里,既有军队、镇长和大庄园主野蛮掠夺和镇压土著人,又有后殖民统治教化“帮凶”的教会嬷嬷们;既有政治当权者暗箱操作和相互勾结,还有外国冒险者投机致富,以及土著居民为维护自身文化与黑暗势力进行殊死搏斗、宁死不屈的斗争等。作家从多角度、多层面立体而真实地反映了后殖民时期的秘鲁社会现实,概括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整个秘鲁北部长达40年的社会生活,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独裁统治下的社会黑暗,以及不合理的殖民化“奴役”制度。

巴尔加斯•略萨以“立体性”人物塑造、时空跳跃和“套盒”的艺术形式,真实地再现了秘鲁社会现实,描写了社会曲折和复杂,揭露教会的“文明教化”的实质,军警武力、外来殖民者的肆意掠夺、以及当权者的贪婪,正是他们的联合和相互勾结,形成一环套一环的对印第安土著人的长期压迫、残酷剥削,肆意剥夺其话语权,使其民族语言和文化习俗彻底殖民化。透过“绿房子”不仅展示秘鲁北部土著人封闭、保守、落后而贫穷的生活,还揭示统治者为所欲为的欺骗行为、教会的殖民化教育、外国冒险家的侵略以及与当局者勾结等“社会乱象。”

巴尔加斯•略萨作为一名“结构现实主义”作家,追求真实性,力图通过作品真实地反映现实,揭露黑暗现象,他主张“用文学作武器改变历史进程,”力图将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各个层面糅合、囊括于一个共同体。小说《绿房子》不局限于客观,想象、虚构与真实描写结合,诠释并超越历史,反映社会现实。这种超越再现了作家文学的历史辩证观。巴尔加斯•略萨在《谎言中的真实》中提到“文学的真实是一回事,历史的真实是另一回事。但是,尽管文学充满了谎话——正因为如此才是文学——文学讲出的故事是历史学家写的故事中不会讲、也不能讲的事。因为叙事文学中的坑蒙拐骗和夸张,是用来表达深刻而令人不安的真情,只能以这种方式才能让真情问世”(78)。

巴尔加斯•略萨植根于现实主义却超越现实主义,在《绿房子》中还原并重塑了一个真实、完整而多样的现实。从这个意义上看,“结构现实主义”大师巴尔加斯•略萨的现实主义并非是对现实生活的直接说明,而是像“解构主义”一样将现实解体、重组,借助文学手段塑造一个多面、立体而复杂的现实。作品通过五个“立体化”精彩的故事,既找到了历史在现实生活中的影子,看到真实的秘鲁社会阴暗、丑陋的一面,又以高于历史的视角,反思人类的行为,呼吁、反抗和抵制种种不合理现象。

 

摘自孟夏韵:《从巴尔加斯•略萨的〈绿房子〉看“结构现实主义”之现实批判》,《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3年12月,第105-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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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聪  讲师 专家简介

 

记忆与幻境

——《与巴什尔跳华尔兹》中的政治历史解读

《与巴什尔跳华尔兹》(Waltz with Bashir, 2009)是根据阿里•福尔曼(Ari Folman)同名电影改编的漫画小说(graphic novel),这部作品是福尔曼根据自己在1982年黎巴嫩战争中的真实经历创作而成,它将记忆与幻境糅合到一起,展现了黎巴嫩战争以及这场战争中最为残酷的历史事件“贝鲁特难民营大屠杀”给这场战争的亲历者心灵上造成的难以治愈的创伤。

小说以回忆、访谈与梦境组合拼贴的形式对大屠杀的历史进行回访,通过幸存者各自的回忆与想象、梦境构成了对于大屠杀的记忆共同体,揭示了人们对于战争与创伤的集体无意识。记忆的可塑性及记忆与历史的关系是贯穿小说通篇的一个母题。作者化身为小说的主人公,在小说的开篇就与律师朋友探讨了记忆的不确定性:“记忆是不断变化的,是活的,如果有什么细节缺失了,记忆就会用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弥补上”(17)。因此主人公“福尔曼”怀疑关于那场大屠杀的想象,就像那张假照片一样,“人们不会尝试开启真的不想打开的那扇门,人性本身会阻止我们走进心理的阴暗面”(17)。“福尔曼”发现,自己对于黎巴嫩战争与贝鲁特难民营大屠杀的记忆是缺失的,他记不起自己曾经出现在战场上,也不记得这场战争中发生的一切,他只是一遍遍地在脑海中浮现出自己与战友赤身裸体在海滩坐起来,在岸边穿上衣服的幻觉。于是他试图通过探访参加过战争的好友来重拾自己的这段回忆。于是,历史与幻境交织在一起,幻觉与梦境穿插在这些退伍军人们向“福尔曼”讲述战争的真实事件的过程中。

“福尔曼”的好友博阿兹•瑞恩(Boaz Rein)对他倾诉自己总是梦到26条恶狗狂奔到他的窗下狰狞地冲着他呲牙和狂吠,因为他在黎巴嫩战争开始的第一天在村子里杀死了26条狗,战争的记忆与创伤以梦魇的形式继续不断折磨着他。“福尔曼”的另一位战友卡米•科奈恩(Carmi Cnaan)回忆起在出征的轮船上他因极度的恐惧而喝得酩酊大醉、狂吐不止,接着在梦境中他梦到一个赤身裸体的女巨人从茫茫的大海中游到船边,走上船后轻柔地抱起他又重新跳进水里,他趴在仰泳的女巨人的腹部,渐渐远离了他们的船,而那艘船却被一艘轰炸机炸得火光冲天。作者对梦境的勾勒使一切看起来是那样的不真实,然而这梦境反映出了卡米内心对战争的极度恐惧,人类因受到外界强烈刺激与威胁而在潜意识里表现出对“重回母体”的渴望,卡米梦到自己趴在女巨人的腹部正是反映出了这一本能的渴望,这一幻境恰恰揭示了战争的残酷与恐怖,以及它给人精神上带来的伤痛。

当战友们的回忆与叙述最终让“福尔曼”记忆中的真实画面越来越清晰,他却感到黑暗慢慢降临:他回忆起自己接到电话得知黎巴嫩总统巴什尔•贾梅耶(Bashir Gemayel)遇刺的消息,回忆起战友在巴什尔的巨幅海报下疯狂地扫射,就像跳华尔兹一般炫耀着自己的舞步与枪声,回忆起自己接到命令在黎巴嫩长枪党屠杀难民营中的巴勒斯坦人之时燃放照明弹协助照明,回忆起整整四十个小时的血腥屠杀,萨布拉与夏蒂拉(Sabra and Shatila)难民营血流成河、横尸遍野。此时在这部漫画小说中出现了萨布拉与夏蒂拉难民营大屠杀时的照片,照片中遍地的死尸堆在一起,一位巴勒斯坦老妇人掩面而泣。

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曾在《海湾战争不曾发生》(La guerra del Golfo no ha tenido lugar, 1991)中指出,海湾战争是对事实的一种运作,因为公众所看到的并非是真实的伊拉克,而是经过媒体虚拟化的影像作品,所有战火与硝烟都是通过媒介展示出来的拟像,在这个意义上,超真实取代了历史的真实,因此海湾战争根本没有发生。福尔曼则反其道而行之,正是利用看似超现实的心理场景、通过漫画作为拟像的符码,将记忆与幻境相连接,反而使“我们无限接近了这段大屠杀的历史真实性”(吴超 97),展现出了大屠杀给人们心灵上留下难以磨灭的集体创伤(collective trauma),使读者意识到大屠杀的残酷与其真实的存在。《与巴什尔跳华尔兹》所展现的正是这种基于战争中主体体验的真实性而并非历史的真实。

注:本文尚未发表,请勿转载。

参考文献

Folman, Ari. Waltz with Bashir.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Henry Holt and Company, 2009.

吴超:《由虚构而到达真实——<与巴什尔跳华尔兹>深度解析》,载《当代电影》2014年第3期,第94-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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