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中的政治和历史书写

发布时间:2017-08-15 11:32浏览数:1497评论数:0 收藏

关于什么是文学一直有不同的定义和阐释。无论是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模仿论”还是以华兹华斯为代表提出的“表现论”,实质是说文学是时代生活的文化象征和人生体验的审美表现。而在文学评论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看来,与其说文学是想象的写作,是虚构的,不如说文学是“客观的”,因为文学作品蕴含着其所处时代的价值判断,因而文学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文学具有一定政治、历史色彩。

伊格尔顿的观点可以在奥登的诗歌中得到印证。奥登看似强调诗歌需要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但细读其在中国抗战期间所写的组诗《中国十四行诗》,可以发现奥登在《中国十四行诗》中竭力将中国的经验上升到一种人类的经验,视之为战争的一个普遍化的例子,但这不仅是诗人对战争的抽象思考或单纯追溯诗人的心路历程,而是艺术化地谴责了法西斯,是独特的抗战叙事。相比奥登,刘宇昆在科幻小说《纪录片:终结历史之人》中对历史的书写更为直接和具体,故事力求客观展现731部队在华所犯罪行,但科幻体小说独特的创作形式让读者形成一种“陌生化”或“间离效果”。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巴尔加斯•略萨的《绿房子》反思了后殖民时期秘鲁和拉丁美洲的历史政治。发生在1982年黎巴嫩战争中的“贝鲁特难民营大屠杀”对亲历者心灵上造成的创伤则是小说《与巴什尔跳华尔兹》探讨的主题。

文学作品既超越现实,又不可避免烙上时代的印记。M. H. 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在专著《镜与灯》中提出文学批评四大要素理论,即围绕作品的是作家、宇宙和读者。尽管在后现代理论家利奥塔看来,后现代知识属于具体的时间和地点,历史不是一个连续的故事。德勒兹更进一步用“块茎”概念颠覆传统西方哲学,认为后现代思想无根无中心。但艾布拉姆斯认为文学作品总有一个直接或间接源于现实的主题。关注文学作品中的这种反应某种客观状态的内容,或发掘作品背后所隐含的政治、历史书写对于后现代读者解读文学文本显得尤为重要。

张剑  教授 专家简介

奥登的《中国十四行诗》常常被理解为对战争的抽象思考或者对奥登本人心路历程的追溯,但是作为战地行纪,它首先是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描写。虽然奥登当时有“超越政治”的思想倾向,但是其作品毕竟是有感而发,以具体历史事件为基础。因此,把《中国十四行诗》与《战地行》中的旅行日记进行对照,在两者之间进行互文阅读,可以挖掘出其中的历史细节和具体指涉。细读每一首十四行诗,还原它们的历史,对于深入理解这组作品及其抗战叙事,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引言:历史还原

1938年2月至6月,英国著名现代诗人奥登(W. H. Auden 1907-1973)与小说家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应英国费伯出版社和美国兰登书屋之邀,访问了抗战时期的中国。之后,两人合写了《战地行》(Journey to a War,1939)一书,全书包括四个部分:到达前的旅途诗、在中国的旅行日记、人物照片、战地诗《在战时》(In Time of War)和《诗解释》(Verse Commentary)。他们用日记、照片与诗歌记载了他们在中国,尤其是在东部前线的见闻。《在战时》共有 27 首十四行诗,1981年被穆旦完整地翻译成中文。但奥登的《短诗全集》(1966)只收录了其中的21首,并被重新命名为《中国十四行诗》(Sonnets from China)。从整体上看,组诗不仅仅是一系列战地诗歌,它直接描写抗日战争的部分只占篇幅的一半。组诗的目的是要将抗日战争放在一个更大的历史背景之中去考察。

国外的评论常常将组诗视为一个西方文人到访战争的经历,反映的是他个人痛苦的心路历程。国外评论还常常将组诗视为奥登对战争的抽象思考,即人类的起源和选择、历史的“恶”等等。本文并不认同这种普遍化或纯粹个性化的解读,因为如果我们能够还原《中国十四行诗》的历史,我们就会看到,这个组诗不是抽象的写作,而是基于具体历史事件的写作,是对具体的历史事件的思考。现在看来,中国的抗日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奥登的“抗日战争”,是他从他的特殊视角讲述的抗日战争,他的叙述实际上把战争讯息传递到了西方。本文认为,仔细解读组诗的中国部分(第12-21首)会向我们展示一个更加广阔的图景,甚至是以前我们没有看到或不愿意看到的意义,而这样做的最佳途径就是将《战地行》中的《中国十四行诗》与《旅行日记》之间进行互文阅读。

二、指挥部与指挥官

《中国十四行诗》第12首的背景是一个部队的指挥部:长官在打电话,墙上的地图显示着部队的位置,他正在制定下一步的作战计划。这里远离战场,显得很安全,生活与其他地方没有什么两样:还有人送牛奶。对于这个指挥部来说,“战争就像纪念碑,不会造成伤害”(Collected Shorter Poems 19271957:128-38)。根据《战地行》的“旅行日记”记载,1938 年2月底,奥登和伊舍伍德从香港进入中国内地,接触了不少中国的政界要人。在汉口,由于国民政府的政治顾问威廉·端纳(William Donald)的引荐,他们见到了蒋介石和宋美龄(64-68)。虽然没有见到战争,但奥登在中国政要的办公室里,完全可能见到诗歌中描写的那个指挥部的场景。坐在指挥部里的长官远离危险,而士兵却在战场上浴血奋战。奥登对这样的差异颇有微词,他认为,成千上万的士兵被赶上战场,为的就是一个“谎言,”虽然他并没有说明谎言是什么,也没说明指挥部属于中国军队还是日本军队。模棱两可的措辞使“谎言”有了多重指涉,它可能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宣传,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大和民族优越论”等等,然而它也可能指中国军队的爱国主义宣传。这可能说明奥登反对的是“战争,”而不是参战的哪一方。

三、士兵与医院

《中国十四行诗》第13首原名《中国士兵》,灵感来源于奥登的中国东部前线之行。据《战地行》“旅行日记”记载,1938 年3月至4月,奥登和伊舍伍德去了郑州、徐州、上海等城市,希望能够看到真正的战斗。奥登写下了《中国士兵》,并在为他们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汉口车站酒店[Terminus Hotel])朗读了这首诗(153-54)。次日的《大公报》(汉口版)还刊登了洪深翻译的诗歌译文。诗歌描写了一个“中国士兵”的死,表达了对他的同情和敬意。在诗歌中,这位士兵被派往中国偏僻的地方打仗,他的牺牲没有人知道,甚至没有人在乎。他的尸体躺在棉被下面,在寒冷的天气中已经变成了冰冻。如果中国的抗战给奥登留下了深刻印象的话,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战争对个人造成的伤害。然而,《中国士兵》并不是一首讽刺诗,而是一首悼亡诗。诗歌向我们展示了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人的生命。”虽然这个军人默默无闻,不会载入历史史册,可能人们很快就会把他忘记,但是他没有白白牺牲。他为保卫家园而死,千千万万个像他这样的中国人的死,将换回这个国家的女儿们“不再被畜生侮辱,”在有山有水的地方“也会有人烟。”可以说,诗歌通过这个士兵的死,描写了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所付出的牺牲,从而也写出了一切战争的残酷。

四、大英帝国与歌舞厅

《中国十四行诗》第16首描写大英帝国,以及英国的全球战略所陷入的危机。英国的全球霸权正在被逐渐崛起的美国所取代,但是大英帝国的真正瓦解还没有发生,真正的全球范围的“解殖民”运动还未到来。不过,这个全球故事的“叙事者”知道,这个故事不会太长久,很快就要发展到它的结尾了。诗歌认为,大英帝国是一个“神话,”它曾经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英国人。这些英国人有着为大英帝国奉献生命的使命感,然而,历史发展到 1930 年代,这个神话现在正在破灭,年轻的英国人正在抛弃它。更准确地说,是新的时代和新的世界正在抛弃帝国神话。“帝国的捍卫者们”不喜欢,却也很无奈,因为他们正在失去他们曾经统治的地方,那些“他们无法理解的世界。”

五、武汉大轰炸

《在战时》第14和15首在《中国十四行诗》中被删除,然而这两首诗是奥登和伊舍伍德在中国最真切的战争体验。虽然它们描写的不是战斗和厮杀,但是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所造成的死亡超过了任何一场战斗和厮杀。“天空骚动,/像一个发烧的额头,痛苦很真切。”紧接着,“探照灯”照亮了人们无法相信、认为不可能存在的景象,“让我们惊讶”“使我们痛哭。”奥登的语言很抽象,但是如果我们查看《战地行》“旅行日记”,这个场景就很清楚、很具体。1938年3月15日晚,日本飞机对汉口进行了疯狂轰炸:“警报声”响起,街道上“空无一人,”然后“那沉闷、具有冲击力炸弹隆隆地投下。”“如果仔细观看,你可以看到日本飞机投弹后炸弹猩红的爆炸,以及四处喷溅的可恶的火星”(71)。

六、结语:拜伦?惠特曼?

休·霍顿在《战地行:奥登、伊舍伍德和燕卜荪在中国》一文中说,“奥登的诗歌将战争变成了一个抽象的寓言,没有具体的地理、历史或个人指涉。主人公都是不具体的‘他们’,‘他’和‘我’,运行在地形学上讲是基本无名的世界”(148)。然而,正如我们看到,如果将组诗与《战地行》“旅行日记”结合起来,这些无名的世界似乎就有了具体的时间和方位。另外,《诗解释》也显示奥登对当时中国的形势有着很好的理解。他说,中国的威胁传统上来自北方,但现在它来自海上。在日寇大举入侵之时,中国的军民化解了内部的分歧,现在团结起来了。同时奥登提醒西方的列强,虽然他们居住在租界,似乎很安全,但是“保护区是一种假象。”当“汉口变得恐怖和死寂,闸北变成嚎叫的沙漠”,所有人的生活都会受到影响和“牵连”(290-91)。的确,奥登的《中国十四行诗》让西方的人们了解到中国的抗战,唤醒了一部分西方人的良知。但是与拜伦不同的是,他不是一名斗士,而是一名作家。拜伦所做的事,奥登没有可能完成,即使有可能,也未必能够完成。

作为一篇战地行纪,《中国十四行诗》可能更像惠特曼的《桴鼓集》(Drum-Taps)。惠特曼对美国内战的书写表达了遗憾和关爱,但在政治态度上回避了立场,这可能是因为交战双方都是美国人。惠特曼从一开始就希望战后能够很快实现民族和解,因此保持了一种特殊的中立态度。虽然奥登面对的情况不同,但是我们看到在《中国十四行诗》中也有一种态度不确定的倾向,诗歌的场景多有模棱两可的性质。奥登有一种疑似惠特曼式的中立态度。但这并不是说,奥登没有立场,或者说有立场错误。在西班牙之后他已经开始相信诗歌不介入政治:“诗歌不会使任何事情发生。”他的诗歌反映现实的方式可能更加细腻、更加复杂。他认为诗歌需要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否则它就将变成政治宣传,失去艺术的价值。因此,我们看到奥登在《中国十四行诗》中竭力将中国的经验上升到一种人类的经验,视之为战争的一个普遍化的例子。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这可能有一点遗憾,但这并不是说它没有反映现实。奥登的确谴责了法西斯,只是更加隐晦一点,更加艺术一点而已。

 

摘自张剑:《W.H.奥登的“抗日战争”:〈中国十四行〉诗对战争和政治的理解》,《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10月,第7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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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盛亚  副教授 专家简介

承认历史,方能把握未来

——科幻小说《纪录片:终结历史之人》的历史书写

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在《未来考古学:乌托邦欲望和其他科幻小说》中曾说:“科幻小说作为一种体裁的独特性与空间有关,而不是与时间(历史、过去、未来)有关”(412),也就是说这一文类更擅长在不同空间中创造出著名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所谓的自洽的“虚拟的历史”(virtual history),或曰“或然历史”(alternate history)甚至是“反事实历史”(counterfactual history),但这并不是说科幻小说就无法像历史小说那样去书写和探讨现实的历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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