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7-08-29 09:28浏览数：1827评论数：0 收藏
邵雪萍编
尽管大家已经发觉中国文学“走出去”并非易事，但绝大多数人都相信这种“走出去”的可能性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它早有先例。譬如，在18世纪中叶前后的欧洲发生的“中国文化热”中，中国小说、戏剧、谚语和诗歌等都被编译到西方语言中去。中国传统戏曲里的杰作《赵氏孤儿》等作品也于这一时期入传西方，虽经历了演出形式、故事情节、主题立意等方面的嬗变，原剧讴歌的忠信、仁爱等中华文化美德却得到了凸显，引发了目标文化观众的强烈共鸣。然而，19 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国势一度衰微，致使中国在与西方的文学交流中处于“逆差”状态，“译入”的文学作品数量远超“译出”的文学作品。西方人在过去百年间因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强势，对他们文化比较自负，大多数西方人对中国文化没有强盛的好奇心，很难生发出借接触中国文学来了解中国文化的意图。与此相反的是中国读者的西方文化积累比较丰富，心理上也乐意接受西方文化。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少数中国作家的作品依靠西方译者的助力，成功进入西方读者的视野，也占据了一定的西方市场，甚至斩获国际奖项，成为部分同行们艳羡和积极效法的对象。那些本身就是西方人，深谙西方读者阅读心理的译者充分理解不少中国作家对国际认可的渴求，通过对原作进行大刀阔斧的改写，使其更能投合本族读者的胃口，成为图书市场的热卖产品，也为自己赢得了开阔的职业前景。不少中国学者认为这种皆大欢喜的“双赢”局面可以被用作经得起不断复制的成功模式，主张邀请海外译者、汉学家与中国译者密切合作，依托在国内建立的中译外常设基地，为帮助中国文学“走出去”而合作，并培养一批能够独立承担中国文学外译工作的译者。
建设基地、聘请西方汉学家与翻译家与我国的中译外工作者见面交流，只需投入足够资金便不难做到，实际上近二三十年来我国各大高校也在陆续开展这类工作，只是大家的工作各自为政，缺乏系统性。必须承认这样的“引进来”对与这些汉学家、翻译家见面交流者会发挥一定的启发意义，但正如参加过文学创作大师班并不能保证一个人写出传世之作，通过基地来培养中国文学外译能手的想法究竟能否如愿以偿，还需时间检验。毕竟能够胜任这一艰巨任务的人，不仅需要深厚的中西文化素养和精湛的中西语言使用能力，还需对翻译具有浓厚的兴趣。素养和能力需要长期的培养和锻炼，这种兴趣更是可遇不可求。我们目前能确定的就是要将这种想法落到实处，前期投入甚大，而且如果缺乏对资金使用方式的妥善管理和“引进谁”、何时“引进”的合理安排，就难以让不同批次的“引进”形成一股合力，有序推进中国文学“走出去”事业的发展。比较好的方式是鼓励国内的一流出版社先成为孵化中国文学外译能手的基地，这样便可合理降低前期投入，也能尽量缩短翻译作品与市场化的距离。
对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的讨论近年来不绝于耳，很多论著在肯定这种“走出去”的可能性、意义和必要性的同时，对此前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状况进行反思，得出的结论多为：因为翻译策略不对，“走出去”的状况尚未未尽如人意，如1981- 2007年中国向西方推出了覆盖文学、哲学、饮食、中医等中国文化多方面的“熊猫丛书”，这套丛书译介的整体效果并不理想。时至今日，中国文学要想顺利地“走出去”，产生预期的影响力，为塑造中国的大国形象发挥积极作用，还需要有识之士继续集思广益，为之付出不懈努力，为此意在摸索切实可行的“走出去”路径的论著也应运而生。
在探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方式方法时，以色列学者伊塔马·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的“多系统论（Polysystem Theory）”（也译作“多元系统论”）成了中国学者们的新宠，频频得到引用。佐哈尔指出外来文化有可能转化为主流文化，让许多中国学者深受鼓舞，部分学者甚至误以为，中国文学在目标文化中占据中心甚至主宰地位是指日可待的事，忽视了佐哈尔对这种转化所需的“时机”的阐述：
1.当某一文化处于未成形发展的初期，也就是说该文化还处于“年轻”阶段（即发展初期），外来文化有可能成为主流文化的一部分；
2.当某一文化（在一个大的相关文化群内）还处于“边缘”或处于“软弱”阶段或两者兼而有之，外来文化有望成为主流文化的一部分；
3.当某一文化处于转折时期，危机时期或出现文化真空时期，外来文化有望成为主流文化的一部分。
目前中国文学意欲“征服”的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圈并不能提供这样的“良机”，这就决定了中国文学“走出去”要取得成功必然是持久战。我们对中国文学“走出去”后所能发挥的影响力也应有客观的预测，不能盲目认为一种翻译文学能轻易在目标文化中占据中心甚或主宰地位。再高明的文学翻译技巧和文化传播策略都难以彻底改变目标读者身上的潜意识，后者是本土社会文化的积淀，这种由千百年积淀构成的“壁垒”很难用一朝一夕打破。
人们关注中国文学“走出去”，与文学是为文化的载体密切相关，而文化的核心在于伦理价值观，输出“文学”的最终目的是以目标文化人群比较喜闻乐见的形式，向其输出伦理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争取为自身文化赢得尽可能多的理解、认同和支持。根据约瑟夫·奈（J.S. Nye）的“软实力”理论，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及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基础，而当代国际政治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软实力的竞争。从“软实力”层面讲，中国文化“走出去”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以中国文学为先导，带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是一个至为必要，值得且需要投入人力物力的策略。约瑟夫·奈还指出，文化这种软实力是以经济和军事力量这种硬实力为基础的。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发展程度对中国文学、文化的对外传播影响力巨大。提升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无法一蹴而就，这就意味着有志于推动中国文化、文学的“走出去”者还需有付出持久努力的觉悟，宣扬任何速胜模式都是不负责任的。在为中国文学赢得西方认可的过程中，确实需要借鉴西方的文化理论，但一定要善用这些“舶来品”，既不能盲从盲信，也不能断章取义。
在探讨中国文学“走出去”时，还必须针对不同文学体裁的特色，结合目标读者对各类文学文本的相应赏析习惯，有针对性地探讨译介不同体裁的作品所需要的翻译策略、文化策略。例如，中国古典戏剧的演唱、对白、舞蹈等混合表演模式，西人往往不屑。中国古典戏剧的剧情遵循事物自身的发展逻辑，西方戏剧则青睐矛盾的“冲突——高潮”戏剧模式。以西方为中国戏剧“走出去”的目标文化时，其中心文化的倨傲使得其对于边缘文化戏剧的异质性排斥多于接受。欲穿过中心文化接受的屏障，中国戏剧的艺术特质往往要经历变形以符合其观众的戏剧经验和他们的欣赏预期，才能被西方读者和观众接受。笼统地看待“文学翻译”或是“文化策略”，只能得到一些空泛无用的结论，对实际工作用处不大。
陆建德
专家简介
自晚清始，中国文学便深受外国（尤其是欧美、俄苏）文学的影响。没有翻译成中文的外国文学就没有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学，甚至现在的“文学”以及小说、戏剧、诗歌和散文这样的分类也有很浓的舶来味道。由于五四以来的若干次文化断裂使然，随着年代更替，后起的中国作家已渐渐失去了与中国传统文学的直接联系，开始了全面学习外国文学，全然从外国文学汲取养分、催生催长的历史阶段。当代中国作家被喻为是“喝狼奶”的一代，中 国 当 代 文 学 也 被 称 为 是“阴 影 文学”—— 即在外国经典作家与经典作品的巨大阴影中存在的文学。中国当代作家对于外国文学的阅读和熟稔，可谓到了如数家珍的地步，不少中国当代作家完全不讳言自己与外国作家之间的师承关系，如余华之于川端康成和卡夫卡，格非之于博尔赫斯。这些作家的外语水平如何不得而知，但他们通过中文译者阅读大量外国文学作品是普遍现象，当代中国作家的外国文学知识令人惊叹。
前些年“全球化”的概念很流行，但英美作家创作时，“全球影响的焦虑”（即担心作品不够世界级）并不严重。最近一二十年的美国文学显示美国作家喜爱写某一时段某一地区的生活场景，非常具体、细腻，可见对立于“全球化”的地方感情依然很有活力，欧洲国家的文学也喜欢突出地方特性。泛泛的“人类状况”也许在二战后流行过一阵，但欧美作家基本上还是扎根于自己的社会，以本国读者（甚至一地的读者）为理想读者。第三世界背景的作家大概迫切希望从边缘走向中心，偶尔还会揣摩欧美社会的偏好，尽量迁就别人的成见。
对中西文化的概念化理解会导致我们的现代文学史论走向一种偏颇，即我们的学生通常会把这一百年的新文学理解为是一个不断“西化”和不断“现代化”的历程。我们现在还得多多强调西方文学或者说世界文学的多元形态。茅盾曾经翻译过的欧洲弱小民族的文学以及后来被大量翻译的俄苏文学都属于“西方”的范畴，却与英、法、美、德等传统“西方文学”颇不同质。而以英、法、美、德为代表的传统西方文学，其美学与历史形态同样也是多元化的，但这种多元形态在我们的有关中西文化碰撞的文学史叙述中被化约。翻译家是“叛徒”，这是名言。彻底透明的、窗玻璃式的翻译大概永远是不会有的。对于早期翻译而言，本土化程度可能比较高，改写难以避免。
摘编自：王侃、陆建德，《文学这东/西》，《当代作家评论》，2012（4）：56-62。
彭萍 教授
专家简介
翻译作为语言文字的转换形式，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实施中的重要手段之一。但长期以来，翻译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出版社很少宣传译者，译著书脊上一般没有译者的名字，有的译著封面上也没有译者的名字，到扉页中才出现；译者得到的报酬较低，没有版权，只是原作者的附庸。在这样的情况下，翻译未能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也可想而知。
为了让译者和译者的工作得到全社会的认可。翻译协会可以定期出版关于翻译方面的简报，组织德高望重的中国翻译家和国外从事中外翻译的汉学家和翻译家在公开场合（如书店、学校等）发表演讲或举办讲座，增强大众对翻译工作重要性的认识；高等院校应该重视翻译这一学科在外语专业中的地位，投入足够的财力和人力培养优秀的翻译人才。出版社和翻译公司应逐步提高译者的报酬和地位，并在译作和译著显著的位置标注译者的姓名，提供译者的简介，以此表示对译者的尊重，同时也促使译者提高翻译质量，对自己的译作负责。此外，还可以采取版权立法等方式来保护译者的经济和精神权利，鼓励更多的人从事翻译工作，从而吸引更多优秀的译者从事中国文化的翻译工作，促进中国文学的传播。
在译介中国文学作品时应特别重视正确处理迎合外国读者的阅读兴趣与传播中国文学之间的关系。在适当译介一些迎合外国读者兴趣的作品的同时，应该更多地译介表现中国人和中国正面形象的作品，让国外的读者能够强烈地感受到中国的积极与进步，激发读者对中国文化的兴趣。
对中国文学“走出去”过程中译者选择也是决定这种“走出去”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中国文学的译介离不开母语为外语的译者，因为他们更了解国外接受者的心理和阅读习惯。但完全由母语为外语的译者来完成翻译工作，就不能保证中国文学承载的文化内涵在传递上的准确性和全面性，可能损害中国在国外读者心目中的形象。当然完全由中国本土译者单独完成翻译工作也有不足，即使对中国文学的理解没有太大问题，也难于熟练使用外语表现原文一些文化特色内容或韵律、风格等方面的特点，容易导致译文在语言上偏离英美读者的阅读感受。因而国家或可鼓励翻译机构、出版社以中外译者合作的方式来进行翻译，甚至提供财力人力的支持使中国本土的译者和海外译者进行合译，让译作兼顾目标读者的接受习惯和中国文化的全面介绍。
让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翻译策略不外乎美国学者韦努蒂提出的“异化（foreignizing）”和“归化（domesticating）”两种，前者指的是在译文中故意打破目的语的表达习惯，保留源语文本的“异国情调 （foreignness）”，后者是指使用透明、通顺的风格，淡化“异国情调”，使译文带有目的语的文化价值，以便译文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以色列学者伊文-佐哈尔认为，翻译文学的地位也影响着翻译实践。翻译文学处于中心地位时，译作将会接近原作，体现“充分性（adequacy）”; 翻译文学处于边缘地位时，译作与原文之间就会产生更大的偏差。这也可启发我们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实施的初期，在文学翻译中更多地采取归化甚至编译的翻译策略。待外国接受者对中国文化有所了解后，便可更多地采用“异化”策略，最终让“异化”成为中国文学翻译的主要策略。
摘编自：彭萍，《中国文学与翻译》，《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157-160。
吕世生
专家简介
20世纪50年代，中国开始了以中国文化“走出去”为目标的中国戏剧翻译，但迄今中国戏剧在目标语文化中的影响不仅弱于中国诗歌、小说，而且与亚洲其他文化的戏剧，如日本、印度、印尼等也无法相提并论。中国戏剧“走出去”未能实现预定目标无疑是有复杂原因的。中国戏剧“走出去”的翻译是戏剧文本由自我文化走向他者文化的过程（又称为“译出”out-translating），与通常文本由他者文化走向自我文化过程（又称为“译入”in-translating）相比，不仅文本跨文化的方向不同，更重要的是两种翻译行为的动机、目的及社会历史条件的不同。译入的心态多为“师法原语文化”，但为满足社会发展需求这一目标，对原文文本施以变形、置换等各种操作则成为必然。译出则多出于文化自信，对待原文本的各种处置，则需服从于目标语接受这一目标。处于边缘地位的文化倾向于师法中心地位文化，而中心文化接受边缘地位文化时，猎奇心态往往决定了他者文本的接受与否及接受程度。中心文化轻慢他者文化，视其为不屑的事例常见于文献。就对社会发展需求的迫切性而言，边缘文化对中心文化的需求大于中心文化对边缘文化的需求。前者对后者的开放性大于后者对于前者。中国“走出去”的戏剧目标语接受条件与中国作为目标语文化的接受条件具有本质差异，而译入、译出行为则应是针对这种差异的理性应对。无庸讳言，这种差异是为两种社会发展的不同诉求决定的。
戏剧文本的特殊性在内容和形式两个层面上都有体现，其内容体现为戏剧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其内容体现为戏剧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其形式体现为中西文化各自的表演模式的显著不同。戏剧文本与翻译的特殊性首先来自戏剧文本意义解读的不确定性，不存在可在翻译文本中重复传递的确定意义。意义的解读决定于所指之间的相互关系及相互差异，而且具有语境依赖性，与社会文化、戏剧语境相关。戏剧文本跨越文化边界时，必定带有新的文化语境的印记，等于建构了一个新的文本。就这一意义而言，戏剧文本的“意义”总是处于不断地变化过程中。
戏剧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是文本内容特殊性的表现形式，而中西戏剧表演模式的不兼容则是戏剧文本形式特殊性的表现形式。以语言文本为中心是西方的戏剧文本形式，而东方戏剧传统中，语言文本的重要性相对降低，与演唱、舞蹈、表演等表演形式共同建构舞台表演意义。西方文化将自己以语言文本为中心的戏剧模式视为先进生产力的产物，是一种先进的艺术形式，而以歌唱、舞蹈、道白等混合形式为特征的中国戏剧与落后的生产力相联系，是一种落后的艺术形式。不同戏剧传统先进与落后的定位折射了西方文化对待中国戏剧的基本态度，这种态度转而限定了对中国戏剧异质性的开放程度。以文本为中心的西方戏剧确定了西方戏剧的美学观、表演习惯、戏剧经验、观众的戏剧预期等多元系统理论所谓的戏剧惯习，此即判断是否接受中国戏剧文本的基础。相对而言，戏剧文本所体现的价值观的接受却呈现了别样的情形。中国戏剧中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观、伦理观曾为西方文化接受。因而中国戏剧的目标语接受应以普遍人性、人类美德为引领，诉诸目标语的文化心灵，突破其戏剧系统惯习的屏蔽。忠实翻译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戏剧走出去翻译的基本理念，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中国走出去的成败。历史地看，忠实翻译观具有理论局限性，重新认识翻译行为的社会历史本质，摆脱它的羁绊是中国戏剧“走出去”的翻译为目标语文化接受的理论保证。
戏剧文本的目标语文化接受受制于其社会历史条件、意识形态、价值观、戏剧传统、戏剧美学等。这些因素构成了互相关联的复杂系统，这一系统又因关联关系的密切与否构成更多的子系统，每个子系统都有自己的话语规范、戏剧经验，翻译文本必须符合目标语戏剧系统的话语规范，只有当翻译文本话语充分吻合各子系统的话语规范时，它们才能允许该文本的存在、传播。
摘编自：吕世生、胡茵芃，《中国戏剧对外翻译的目标语文化接受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5（5）：110-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