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理论视角下的研究

发布时间:2018-04-12 14:43浏览数:1302评论数:0 收藏

社会文化理论(sociocultural theory,SCT)近年来受到国内SLA 领域众多学者的关注,但现有的研究成果不论是在深度、广度和数量上都有待大力提高,而且在SCT理念的内涵、学科属性、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存在模糊不清和误读的情况。因此有必要剖析梳理社会文化理论的哲学根源、学科属性、研究范式和方法,推动国内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James Lantolf  教授 专家简介

社会文化理论(sociocultural theory, SCT)是一个关于人类思维高级功能(higher mental functions)发展的研究,主要根据维果斯基和他的同事们的研究发展形成,而维果斯基的思想根源则来自于18、19 世纪德国的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观点,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社会经济学方面的著作(Theses on Feuerbach”和“the German Ideology)中所阐述的思想。SCT 是用于“解读人类思维功能与文化、历史和教育背景之间的关系的理论”(Lantolf & Thorne,2006: 1-3)。维果斯基超越笛卡尔的“mind-matter”二元论(Cartesian Dualism),认为社会实践、个人意识和物质文化相互融合,都是人类思维发展的一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和心理是混为一体的,它们彼此是相互协调的关系。个体虽然处在社会背景之下,但与社会并不发生简单和直接的联系,而是通过家庭和其他社团(institutions)的调节而形成联系。维果斯基从整体的视角观察人类思维发展的过程,打破了二元论的束缚,并非只是简单地观察人类思维发展的某一个或者某几个影响因素的变化。

SCT 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根源,来源于马克思主义。Vygotsky(1978)提出人类的认知是建立在生理思维过程之上的,但是在形成高级思维功能的过程中是受社会文化环境(包括社会文化活动、社会文化产物、社会关系等)调节的。也就是说人类的思维是不能够脱离社会实践的,正如马克思所述,一件衣服只有被穿了才叫衣服,一件产品只有被消费了才能称作是产品。维果斯基认为心理学家们一直努力地在寻找人类的大脑、身体、社会实践和认知之间的关系,为了能够深入了解,必须找到一个分析单位(unit of analysis)。维果斯基选择用语言(或者是马克思所称作的语言表达, languaging)作为分析单位,主要原因是语言既是物质的( material,以声波的形式存在,通过神经元与大脑联系),也是象征性的( symbolic,在人类社会中具有概念性的意义)。他选择语言是因为:向外,语言影响着社会上的其他人;向内,语言影响着人类的私语(或称内语,一种人类与自身的对话),也就是影响着人类的思维,这本身就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因此Vygotsky(1997b:55)提到,人类从外部社会建立起与思维的关系,控制思维,同时也通过思维控制自己的身体。据此,维果斯基最终提出了人类思维发展是在两个层面上的:首先是基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社会文化产物之间的相互调节;其次是基于人类大脑的生理功能本身。

SCT的字眼中虽然包括“social”和“cultural”,但是它既不是关于社会的研究,也不是关于文化的研究,而是隶属于第三代心理语言学的研究(秦丽莉 王绍平 刘风光,2015)。第三代心理语言学者的研究将研究重点从句子加工和文本理解转向了学习者在交际过程中的思维发展,尤其是语言对人类具体的社会和思维活动的调节(Vygotsky,1978)。从这一视角来看,语言教学研究并非是关于如何教授语言的规则和形式的研究,而是关于语言学习过程中的社会交际方面的研究,这种交际作为调节方式会促进语言学习。从学科上讲,SCT属于第三代心理语言学研究,其核心的观点为人类本质上是社会交际性生物,这种理念不仅包括社会学,而且也包括高级思维方面的心理学(秦丽莉,2017)。

SCT理论的研究范畴主要涵盖其理论框架下相关的分支理论。根据维果斯基的思想,其核心的理念是调节理论(mediation,或称中介理论)、最近发展区理论(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 ZPD)和内化理论(internalization)(Lantolf,2006)。另外还有一些相关概念在类似的研究中通常会出现,如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能动性(agency)、私语(private speech)、内语(inner speech)以及调节理论(mediation)和其包含的自我调节(self-regulation or mediation by self)、他人调节(other regulation or interpersonal mediation和事物调节(object regulation or mediation by artifacts,以及Languaging 的概念等(Swain,2006a)。

Firth和Wagner(1997)曾提出对SLA理论、研究方法、研究范式和研究焦点进行重构的主张,希望能更加注重SLA的社会情境维度,而不仅仅把重点放在认知维度上。认知角度的SLA研究通常把学习者和语言使用者视为非母语者,以母语者的目的语水平为发展目标,而他们作为个体在社会文化环境中使用语言过程中的其他身份(如母亲、妻子、同事、朋友等)则往往被忽略。而且传统的SLA认知方向的研究将习得视为认知的个体的现象,其研究方法倾向于实验法和量化统计,很少采用民族志和质性研究的方式对SLA的整体发展过程进行详细的描述。前者主要在控制各种变量的情况下进行,而后者则通常在自然的情境下进行。而实验研究通常注重非本体(etic)的研究,忽视了本体(emic)的研究。传统的认知角度的SLA研究将语言视为已经形成的思想的传播器,而SCT则把语言视为促进思维发展的重要工具,以及思维构成的一部分。因此,SCT框架下的SLA研究不仅仅从学习者输出的语言质量和特征的研究来推测学习者的SLA习得水平,而是对语言习得过程中的语言、思维、社会互动、社会文化产物之间相互互动的复杂过程的研究,找出有助于SLA的因素

维果斯基主要从理论和心理学两个方面论证其提倡的研究范式。理论层面他主要着眼于思维系统变化的复杂过程,采用辩证的逻辑思想解读思维系统中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在心理学方面,他选择能够捕捉理论上所说的复杂的变化过程的研究方法(John-Steiner&Mahn,1996)。维果斯基提倡的研究方法基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