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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学者往往多从表面上看问题，认为翻译是基于语言层面的转换，未能触及到语言的深处，以及语言之外的众多因素，武断地将翻译局限于语言疆界之内，基于“源语中心论”简单地认为信息单向地从源语流向译语，它盘旋在译学界达数百年甚至上千年之久，可图示如下：

CL 认为语言是认知的产物，只研究语言不探索其深层的“认知”，充其量仅是在做“表面文章”。语言仅是露出水面的冰山之一角，认知便是那沉在水面之下的庞大主体，说出来的语言就像那硕大的认知冰山之顶端。当我们进行任何语言活动时都会无意识地倚仗那潜在的认知资源，它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掌控着我们的语言表达。

基于CL 建立起来的“认知翻译学”认为翻译是一种认知活动，语言转换仅是外在的、表面的，认知运作才是内在的、深层的，因此翻译研究更重要、更基础的应考察认知层面上的运作。认知源自我们与世界的互动体验，在翻译过程中必然要触及到语言之后的“认知”和“现实”这两个基础要素。翻译时既要考虑各自民族背后的认知机制，也要分析形成认知机制的现实环境。该观点可图示如下：

它较好地体现了“翻译是认知活动”的基本原理，翻译表面上是在处理文字，实质上是一种心智活动，必定涉及大量的、看不见的认知方式，这就是上图在“认知”环节所划实线箭头的含义。不是单向，而是双向的，因为在语言翻译时不仅是从源语流入译语，后者也会对前者产生一定，甚至较大的影响，因此语言之间的双向影响，实际上是认知之间双向映射的结果。

认知翻译学基于“体认观”认为，翻译既具有现实层面的体验性（相当于翻译中的模仿性），又具有认知层面的主观性（相当于翻译中的创造性），它们正好是一对矛盾的两个不可分割的对立面。一方面基本相同的体验性决定了不同民族的思维共通性，使得不同语言之间具有可译性（或一定的可译性），约束着翻译创造性的范围，为跨语言之间能形成共同理解和相互交流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人类认知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和民族性，这也为同一文本会有多种理解和译法提供选择余地，这对矛盾既对立又统一，更相互依存。“体认观”可有效地解释翻译中的“创造性模仿”原则。据此可知，完全对等的翻译并不存在，完全不能翻译的东西在理论上也是没有的，但过往译学并没有为其提供一种理论来解释。认知翻译学正可弥补这一不足，因为某一特定的语言都是由“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这两大要素共同决定的，它们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一定甚至较大的差异。

 

摘录自：

王寅，2017，基于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过程新观。《中国翻译》，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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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翻译学研究的方法论源自认知科学，而认知科学的产生得益于信息科学、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认知心理学和人工智能的研究成果。正是在这些相关学科的推动下，一些科学家将研究人的认知的几个独立学科如心理学、人工智能、认知论等综合在一起，便形成了认知科学这门新的综合性交叉学科。

与翻译研究密切相关的认知科学分支学科主要包括心理学（尤其是认知心理学）和认知语言学。认知心理学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是以信息加工观点为核心的心理学，因此又称“信息加工心理学”。该学科以认知为研究对象，其研究目标在于解释人在认知活动时的信息加工过程。心理学（或认知心理学）与翻译研究相结合，便产生了“翻译心理学”（如刘绍龙 2007）或“翻译认知心理学”（如颜林海2008）。该交叉学科主要关注人类感知系统、记忆系统、知识表征、注意、推

理、信息加工、问题解决等不同认知能力或要素在翻译的语言理解和生成中的作用，涉及的核心问题包括译者的双语表征、翻译的语义通达模式和信息加工过程模式等；翻译的心理学研究旨在发现译者的可观察的外在行为（谭业升2012：12-13）。

而认知语言学则是语言学的一个学派，它以我们对世界的经验以及我们感知这个世界并将其概念化的方法、策略作为基础和依据进行语言研究（张敏 1998：3）。该学派倡导，语言研究应以基于信息加工观点的认知心理学为理论背景，以人工智能的语言信息处理为导向，重视对语言的认知加工过程和语义信息处理的微观机制进行研究（邱文生2010：4-5）。王寅（2012：18）认为，运用认知语言学的核心原则来对比两种语言之间的异同，并发现其背后的认知机制，有利于人们从认知的角度进行语言对比，从而更深刻地认识翻译过程。

由此可见，心理学（或认知心理学）和认知语言学是翻译认知研究的理论基础，而翻译心理学（或认知心理学）和基于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认知研究则为认知翻译学的建立奠定了学科基础。换言之，认知翻译学正是在翻译心理学（或认知心理学）和基于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认知研究等跨学科理论的基础上逐渐建立起来的，其关注的研究对象超越了这些学科，涵盖翻译过程中所涉及的各种认知要素，主要包括翻译的信息加工模式、加工策略和加工单位以及翻译能力、翻译专长和译者认知努力等内容。

 

刘绍龙，2007，《翻译心理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邱文生，2010，《认知视野下的翻译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谭业升，2012，《认知翻译学探索：创造性翻译的认知路径与认知制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王寅，2012，认知翻译研究，《中国翻译》（4）：17-23。

颜林海，2008，《翻译认知心理学》。北京：科学出版社。

张敏，1998，《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摘录自：

卢卫中、王福祥，2013，翻译研究的新范式―认知翻译学研究综述。《外语教学与研究》，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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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国内翻译认知研究领域已经进入范式累积期，研究者们按照普遍接受的研究路径来解决这一领域中相关重要课题，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还存在一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一、认知翻译理论的建构之路漫长

国内翻译认知研究主要是基于认知语言学理论来对翻译的过程、翻译教学、译者认知以及翻译中的其它现象进行研究，即以认知语言学理论之“石”，攻翻译之“玉”。这种研究路径对翻译研究的范式提升，以及拓展认知语言学理论的应用空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该领域的“理论研究的最终目标是构建一个普遍接受或切实可行的翻译过程描写模式”（卢卫中、王福祥 2013：613），虽然国内学者分别从宏观视角(颜林海 2014：9-14) 和微观视角（金胜昔、林正军 2015：100-104）出发，尝试构拟了翻译认知过程描写模式，但是其操作性和适用性还有待于实践检验，所以认知翻译理论的建构之路仍然漫长。

翻译的认知研究有着跨学科的显性特征。我们认为认知翻译理论的建构要本着“在融合的基础上实现超越”这一原则，注重该学科内外理论的厚积与创新，即应基于认知语言学、认知心理学的理论，以翻译为内核，以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成果与手段为辅证，结合对翻译活动主客观环境的考察，才有可能建构切实可行并能充分解释所关涉要素的认知翻译理论模式。

二、研究方法重内省思辨，轻实验实证

对所收集文献的研究方法进行统计后，我们发现最常用的研究方法主要为内省思辨，即研究者借鉴认知语言学、认知心理学的理论对翻译中主要话题如: 翻译本质（王寅 2005：15-20）、翻译原则（王明树 2010：41-44）、翻译策略（周晶、何元建2010：58-63）、翻译教学（苗菊、朱琳 2010：98-103；谭业升 2012：66-73）进行归纳思辨，采取这一研究方法的论文占文献总数94.8%。采取实验实证的论文主要集中探讨翻译能力（钱春花 2012：59-65）、认知机制（刘绍龙、胡爱梅 2012：24-30）。使用这一研究方法的论文占文献总数的5.2%，较刘绍龙和夏忠燕（2008：59）所分析的3.3%数值有了一定的提升，但是这两种研究方法的比重仍然失衡。国内翻译认知研究在前科学时期具有明显的“初始阶段的理论梳理与思辨这一研究特征”（刘绍龙、夏忠燕 2008： 62），但在范式的累积期，实证实验研究应该成为这一领域的主要研究取向。

内省思辨可以解决科学研究的“可及性”问题，实验实证可以解决研究的“可靠性”问题。“思辨有利于创新，实证有利于发现，两者不能相互排斥、相互替代”（张绍杰 2015：4）。在翻译认知研究中我们主张学者们要重视实验实证的方法，从这一路径来进行翻译的认知研究，为认知翻译理论的建构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持。另外我们还应该坚持采取内省与实证结合的研究路径，充分发挥二者的互补性。

三、推动与发展这一研究路径的手段和形势单一

国内翻译认知研究有了可靠的智力支持和物质保障，但总体来看，推动该领域发展的手段和形式过于单一。通过前文第3 部分的分析可知，目前国内翻译认知研究的发展主要得益于语言学研究者的跨界“探险”，他们或通过国内核心期刊阵地传播观点，或利用翻译学和语言学的会议平台进行学术交流。但是鲜有翻译学研究出身的学者采取认知的路径来考察翻译，也没有从事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的研究者“加盟”该领域的科学共同体。在该领域内跨学科的作者合作网络尚未形成，这制约着该研究范式向纵深发展。

为解决上述瓶颈，我们建议语言学出身或是翻译学出身的研究者可以充分利用本学校优势硬件平台，或者和相关的神经医学机构进行合作。有的学校建有心理学实验室、神经科学研究中心或附属医学部，这就为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便利的外部条件。这样通过语言学、翻译学和心理学、神经医学的跨界结合，容易形成合力进而推动该研究领域向纵深发展。再者可以举办全国性或是区域性的翻译认知研究专题会议，为有共同研究取向的研究者提供更为有效的交流平台。另外定期聘请国外专家讲学交流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途径。国内学者借此可以取长补短，自我提升。但我们仍应该“采取‘本位观照、外位参照’的基本价值观”（刘宓庆 2005：4），避免盲从，要立足国内翻译认知研究的实际，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下，通过重点考察汉译外，来推动该研究领域深入发展。

 

金胜昔、林正军，2015，认知翻译模型构拟。《外语学刊》，第6期。

刘宓庆，2005，《新编当代翻译理论》。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刘绍龙、夏忠燕，2008，中国翻译认知研究：问题、反思与展望。《外语研究》，第4期。

刘绍龙、胡爱梅，2012，词汇翻译提取效率和操作机制的认知研究—基于不同二语水平者的实证调查。《中国翻译》，第4期。

卢卫中、王福祥，2013，翻译研究的新范式—认知翻译学研究综述。《外语教学与研究》，第4期。

苗菊、朱琳，2010，认知视角下的翻译思维与翻译教学研究。《外语教学》，第1期。

钱春花，2012，翻译能力构成要素及其驱动关系分析》，《外国语》，第3期。

王明树，2010，翻译中的“主观化”对等。《外语学刊》，第1期。

王寅，2005，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中国翻译》，第5期。

颜林海，2014，试论认知翻译操作模式的建构。《外语与外语教学》，第2期。

张绍杰，2015，语言研究中的思辨与实证。《当代外语研究》，第5期。

周晶、何元建，2010，归化作为一种翻译策略的运用及其认知基础。《中国翻译》，第6期。

 

摘录自：

金胜昔、林正军，2016，国内翻译认知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外语教学》，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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