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撒的归凯撒”——莎剧《尤利乌斯•凯撒》“谜团”解析

发布时间:2018-05-18 10:30浏览数:1919评论数:0 收藏

《尤利乌斯·凯撒》(以下简称《凯撒》)是莎士比亚的罗马剧之一,剧中凯撒荣归罗马,权势如日中天,共和派贵族布鲁图斯受嫉恨凯撒的凯歇斯欺骗,参与了谋刺凯撒的阴谋,导致城邦内乱,生灵涂炭,自己与凯歇斯也在凯撒的支持者安东尼和义子屋大维的联合打击下兵败身亡。

历史上的凯撒文武双全,战功赫赫,极为戏剧性的一生为文学家提供了许多绝妙素材。以莎士比亚的生花妙笔,成就远不及凯撒的亨利五世都能熠熠生辉宛如战神,在刻画凯撒时,完全可以把他塑造成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论功业堪与奥林匹斯山诸神比肩的伟人。但《凯撒》里出现的,却是一个年老体弱、迷信固执、耳背且患有癫痫的男子,与人们印象中的凯撒显然相去甚远。莎士比亚为什么刻意对凯撒做“降格”处理,确实耐人寻味。

参加刺杀凯撒行动的贵族中,布鲁图斯得到了莎士比亚的着意刻画。在刺杀之前他是一个有口皆碑的道德君子,深谙世事的凯歇斯认为,只有拉他下水,才能让这场刺杀行动名正言顺,可见布鲁图斯在罗马扮演着道德风向标的作用。但布鲁图斯本人却为是否参与行动产生了巨大的内心冲突。因为凯撒是他的挚友、庇护人,对他恩重如山,而且他尚不能从凯撒的言行中,找到刺杀他的充分理由。主要因为凯歇斯的诱导,布鲁图斯踏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自认为参与刺杀行动能消除凯撒称王奴役民众的可能性,实则给他想保护的城邦带来了灾祸。

凯撒之死是西方历史上一个极其重大的事件,它不仅改变了罗马城邦的命运,也改变了那些如若凯撒在世,即将划入罗马版图的小国邦的命运。作为当时罗马最重要的领导者,凯撒无论在元老院、还是在军中,都享有无上权威,追随者甚众。谋刺这样的人,应当难如登天,但在《凯撒》里,一个鲁莽决定、不时走漏风声、人手不足、仓促实施的阴谋,居然一击而中,给凯撒作为征服者的一生粗暴地划下了句点。假设莎士比亚有心体现罗马城邦政治的波诡云谲,为何不将这个阴谋的计划与实施写得滴水不漏,这样一来好揭示阴谋者们的阴险歹毒,二来好维护凯撒的光辉形象,不致让人觉得他因此丧命是自身失察所致?《凯撒》里的遇刺的英雄绝非“完人”,莎士比亚也从不塑造“完人”。他笔下的凯撒之所以遇刺,是纯属他人恶意伤害,还是他本身确有过失招致了横祸?到底是“外因”还是“内因”该为他的死负主要责任?

此剧虽题为《尤利乌斯·凯撒》,凯撒在遇刺之前出现的场合与台词也不多,相比之下拥有大量独白的布鲁图斯似乎“更像是”主角,那么莎士比亚为何不将此剧命名为《布鲁图斯》?他在《麦克白》里同样描写了行刺国家最高领导篡夺权力的人物,那场行刺同样使国家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剧名正是造成一切混乱与破坏的凶犯之名,为什么对《凯撒》要做特别处理?

这些都是研究此剧的学者们认为有必要厘清的问题。

张源   专家简介

《凯撒》里对这位罗马大将的描写不仅有违文艺复兴时期的主流,也有违“凯撒神话”自诞生以来的整个文学“造神”传统,虽“取材”于普鲁塔克,却意味迥异。年老体衰、兼有残疾与性格缺陷的“凯撒”冷不丁被剥去了英雄的铠甲,从“身后声名”的天顶一下子跌到了历史的最低点。这样的塑造与莎士比亚的政治意识有着密切的关系,表现出了他对政体的“疾病”与“失序”,[1]以及都铎王朝关于“国王的两个身体”(King’ s Two Bodies)的信条,使君王的人身(physical body)与政体(the body politic)获得了一种象征性关联的理解:王者身体的“疾病”,直接隐喻了政体的“疾病”与“失序”。

《凯撒》中展现给我们的主人公,乃是一个身体与道德力量都在衰败之中的暴君,[2]专制君主(凯撒-伊丽莎白)正在老去,王政处于“衰败之中”,这反过来恰可解释莎翁笔下的“凯撒”何以是年老体衰、迷信虚妄,兼有残疾。此外,在剧中还能看出莎士比亚所处时代的政治环境如何影响了他的戏剧创作:凯撒无嗣,伊丽莎白无子。凯撒宠爱安东尼,伊丽莎白宠爱埃塞克斯。凯撒迷信,都铎与斯图亚特王朝的君主每年都要以手碰触瘰疬症(此病名为king’s evil,旧时迷信此症经国王一触即能痊愈)患者,以治愈他们的顽疾。[3]

莎士比亚塑造的凯撒有“一只耳朵是聋的”,并第三人称“凯撒”来指称自己,凸显了凯撒本人与作为公众大人物的凯撒之间存在的鲜明对比。他向安东尼评价凯歇斯时说,“我是告诉你什么样的人可怕,并不是说我怕什么人。因为我永远是凯撒。”紧接着又说,“到我右边来,因为这一只耳朵是聋的,实实在在告诉我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凯撒左侧耳聋这一细节不见于普鲁塔克以及其他古典出处,几乎完全解构了凯撒具有全能的、超人力量之神话。诗人安排这个细节的用意可能是:一个人要和事实(即他当前这个个体及其个性)保持联系,否则他对于自己来说都将是一个神秘的传说。‘真实的凯撒’(the real man Caesar)在伟大的‘凯撒神话’面前消失无踪了。他忘记了自己事实上是怎样的,只知道那个名为凯撒的巨大的传说中的力量。仿佛出自某种超越或在其意识背后的力量,他用第三人称谈论着凯撒,他成了自己的‘守护神’(numen)。”[4]

在“凯撒遇刺”一场,凯撒对众人强调自己的过人禀赋:“我像北极星一样坚定,它的不可动摇的性质,在天宇中是无与伦比的。天上布满了无数的星辰,……只有一颗星卓立不动。在人世间也是这样,……只有一个人能够确保他不可侵犯的地位,任何力量都不能使他动摇,我就是他。”话音刚落便被凯歇斯等人乱刀刺死,让莎翁在该剧中的讽刺意味愈发显豁: 君主和我们一样信奉关于君主的神话,而他承载着那个神话的“身体”只是会腐朽的凡胎,这个凡胎除了会穿英雄的铠甲,有时也会穿睡袍,还会被刺伤,会流血,会死。

台上的“凯撒”走下神坛,在位的王者(伊丽莎白)正在老去,民众对君主的态度在向历史低点滑动。到底是莎翁在迎合民意,还是反映民意,已经难有定论,但必须承认莎士比亚的“杜撰”确有过人之处。1599年“凯撒”在台上被象征性地诛戮,仅四年之后,詹姆斯一世“以帝王之尊”被迎入伦敦,伦敦竖起一道道凯旋门,饰以罗马诸神的塑像和拉丁铭文,此外各种纪念币与纪念章、各种颂文与宫廷假面剧中都将他描述为“英国的凯撒”,[5]莎翁的《凯撒》也随之重新登台,斯图亚特王朝显然对此剧的政治讽刺意味警惕不足:1613年,在詹姆斯一世治下(1603—1625),此剧竟然在宫廷演出。[6]莎翁神乎其技,在舞台上演绎历史,也用舞台塑造了历史。

 

参考文献:

[1] Charney, Maurice. 1961. Shakespeare’ s oman PlaysThe Function of Imagery in the Dram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 41.

[2] [3] Wilson, Dover. 1955. “Introduction to N. C. S. Julius Caesar”, p. xxv. 转引自The Arden Shakespeare: Julius Caesa. Sixth edition.  edited by T. S. Dorsch. London: Methuen & Co LTD. P. xxvii, p. 29.

[4] Dowden, Edward. 1969. “Shakespeare: A Critical Study of His Mind and Art, 1875”. in Shakespeare: Julius CaesarA Casebook. Edited by Peter Ure.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p. 33.

[5] Kahn, Coppelia. 1997. Roman Shakespeare: Warriors, Wounds, and Wome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 5.

[6]梁实秋译,2002,《理查二世》译者“序”,《莎士比亚全集》(16):10。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来源:张源,2014,莎士比亚的《凯撒》与共和主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4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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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磊  副教授 专家简介

公元前44年3月15日,以布鲁图斯(Brutus)、凯歇斯(Cassius)为首的一伙罗马贵族刺杀了凯撒,深远影响了罗马历史进程。后人对此褒贬不一,有人赞美布鲁图斯是共和自由的捍卫者,声讨凯撒是危害自由的僭主;[1]也有人赞美凯撒是真正的王者,认为布鲁图斯十恶不赦,例如但丁(Dante)就将布鲁图斯、凯歇斯和犹大一同放在地狱的最深处(《神曲·地狱篇》第三十四章)。刺杀凯撒是否正当,莎士比亚的态度初看上去相当含混。

在凯撒倒地的瞬间,一位叛党成员高喊:“自由!解放!僭政死了!”(Liberty! Freedom! Tyranny is dead!)(3.1.78)。这句口号表明,叛党之所以刺杀凯撒,是因为凯撒侵夺了罗马人的自由,使罗马人都臣服于他的僭政/暴政。但是,在莎士比亚笔下,并非所有人都把凯撒视为僭主,凯撒本人的表现也不像典型的僭主。王与僭主的根本区别在于德行。

莎士比亚是以留白式的笔法,通过凯撒三次短暂而神妙的出场,让我们去想象凯撒其人其德。

布鲁图斯是剧中德性最充沛的角色,几乎被所有人赞誉为“高贵的罗马人”(1.2.62;3.1.126;5.5.69),莎士比亚借他之口间接地赞美了凯撒。第二幕第一场,布鲁图斯在花园独白中沉思着“必须让凯撒死”,但旋即又说:“讲到凯撒这个人,说句公平话,我还不知道他曾在何时一味感情用事,不受理智支配”(2.1.19-21)。布鲁图斯业已是一个理性胜过感情的典型人物,他居然赞美凯撒的理性!

结合凯撒剧中的言行来看,凯撒的理性体现于多个方面,譬如他不畏死亡的勇敢(2.2.32-37),他审判时的公正无私,不会被谄媚和哀求打动(3.1.35-48),以及他对布鲁图斯天使般的爱(3.2.179)。在布鲁图斯看来,活着的凯撒堪称没有缺陷的完人、没有污点的义人,而他决心杀死凯撒,“不是因为他现在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地方”,而仅仅是因为“照他现在的地位要是再扩大些权力,一定会引起这样那样的后患”。也就是说,他下决心刺杀凯撒是基于一种可能性,即接受王冠的凯撒可能会滥用威权成为僭主。暂不管这一可能性是否成立,莎士比亚借由高贵的布鲁图斯给了凯撒至高的赞美。在另一个时刻,凯撒甚至被奉为美德的化身。3月15日的早上,逻辑学家阿特米多勒斯(Artemidorus)想把一封信交给凯撒,提醒他小心叛党,他说,“我一想到美德逃不过争胜的利齿(virtue cannot live out of the teeth of emulation),就觉得万分伤心”(2.3.12-13)。

这些零星的证言提醒我们,凯撒的统治绝非暴虐的僭政,而是有美德的王者之治。当凯歇斯诱惑布鲁图斯反对凯撒时,他并没有提到凯撒的任何过失或暴虐之举,只是说,凯撒原本和他们一样是人(甚至论身体的强健还不如他们),布鲁图斯的“名字”和凯撒的“名字”原本一样伟大,而凯撒现今“征服了这广大的世界,独占着胜利的光荣”,“我们这些渺小的凡人只能在他巨大的双腿下行走,四处张望,为自己寻找不光彩的坟墓”(1.2.130-131,134-137)。简言之,凯撒独占了所有的荣誉,剥夺了热衷荣誉的罗马人追求荣誉的可能。凯歇斯的长篇说辞听起来似乎正是出于阿特米多勒斯所说的争强好胜的嫉妒之心( emulation),而安东尼在剧末也明确地说,除布鲁图斯以外,所有叛党都是因为“嫉妒伟大的凯撒”(5.5.70-71)而下的毒手。

在普鲁塔克的《凯撒传》中,凯撒免除了护民官的职位,引起了平民的不满,他们“把念头转向了布鲁图斯”,寄望布鲁图斯来阻止凯撒称王,他们向布鲁图斯写信鼓动他,等到凯歇斯发现布鲁图斯野心显现,才开始设法激励布鲁图斯采取行动。[2]在普鲁塔克笔下,凯撒像是潜在的僭主,民众仇恨凯撒;莎士比亚则切断了布鲁图斯等人与罗马民众的联系,并弱化了凯撒作为僭主的形象。在莎士比亚创造的罗马,凯撒的被杀与其说是出于民众的意愿,不如说是一群年轻贵族嫉妒凯撒的结果。凯撒治下并没有暴政的迹象,虽然他独占了所有荣誉,但他并未居高自傲不可一世,他依旧把身边的人当作朋友,甚至允许他的随从和朋友开他的玩笑———在第一幕第二场,凯斯卡当着布鲁图斯和凯歇斯的面讲述了凯撒拒绝王冠的“滑稽戏”,对凯撒百般嘲讽,竟然说,“如果我是个手艺人,要是我没有按他说的立即结果了他,我宁愿跟那些恶徒一起下地狱!”(1.2.265-267)我们不应将凯斯卡的不恭视为他在诱导布鲁图斯和凯歇斯反对凯撒(否则就不会有第一幕第三场中凯歇斯对他的诱导了),而应当考虑到他是凯撒的贴身侍卫和传令官,他对凯撒的嘲讽恰恰表明了他与凯撒的亲密,同时凯撒也允许这种亲密。

但凯撒是否为无辜受难? 在被刺前,他多次收到外界的提醒,比如卢柏克节上预言者的警告、3月14日暴风雨之夜的种种异兆、凯尔弗妮娅(Calphurnia)的噩梦、祭司占卜的征兆等等,面对诸多不祥,机敏如凯撒者必定能轻易避开3月15日的暗杀。再者,凯歇斯谋划的刺杀行动极其仓促和草率,关键人物布鲁图斯直到3月15日凌晨才入伙,行动前还不能确定凯撒会不会出门(2.1.192-200),成员人数直到最后一刻还在变动(2.1.308-333),而且计划很可能已经泄漏(3.1.13-17)。凯撒败给了一个漏洞百出的行动,真是匪夷所思。如果布鲁图斯和凯歇斯不足以杀死凯撒,我们就只能假定,是凯撒杀死了自己。[3]

在3月15日的早上,凯撒曾彷徨不决。暴风雨和凯尔弗妮娅的噩梦扰动了他的心思,他派仆人去祭司那里询问吉凶,他很清楚,3月15日到了。他身着寝衣,拿不准该不该出门。等凯尔弗妮娅劝阻他今天不要出门时,他却斩钉截铁地回答说:“凯撒一定要出去”(Caesar Shall forth)。凯尔弗妮娅举出那些令人恐惧的异兆,凯撒却更加坚定地说,“天意注定的事,难道是人力所能逃避的吗?凯撒一定要出去”。凯尔弗妮娅只能直白地指出,“只有君王们的凋陨才会上感天象”,这些异兆是在专门预言凯撒的死,凯撒却直斥唯有懦夫才怕死。得知占卜结果后,凯撒表示他不能因为恐惧而躲在家里,凯撒比危险更危险,“凯撒一定要出去”。越清楚有危险,凯撒越要表现得无所畏惧;凯尔弗妮娅越加劝阻,他越要“坚定地”出去。凯尔弗妮娅无奈地说,凯撒的“智慧被自信汩没了”(Your wisdom is consumed in confidence)。她转而以自己的恐惧为名请求凯撒留在家里,并向凯撒下跪。凯撒瞬时答应,“为了你一时的心情(forthy humour),我就待在家里吧”。如此,凯撒留在家里就不是因为自己的恐惧,而是因为体恤凯尔弗妮娅的恐惧。凯撒让狄歇斯(Decius)去告诉元老院自己今天不来了,“不是不能来,更不是不敢来,我就是不想来(I will not come)”,极力强调自己的意志独立、强硬,不受制于任何人,正如不受制于凯尔弗妮娅的劝阻一样。凯尔弗妮娅插口说“你就说他病了”。尽管凯撒刚才同意了撒谎(让安东尼通报说自己身体不舒服),现在却有些生气地说“凯撒会叫人去说谎吗?”(因为他并不像信任安东尼那么信任狄歇斯)他依然强调“我不想去,这就是我的理由”(The cause is mywill,I will not come)。但是,凯尔弗妮娅的插话也许会让狄歇斯觉得另有隐情,从而怀疑凯撒的动机,于是凯撒对狄歇斯道出“实情”:凯尔弗妮娅昨晚做了噩梦(暂不论这个梦是凯尔弗妮娅实际的梦还是凯撒本人实际的梦或者编造),跪着求他不要出去。看上去,凯撒不去元老院的理由就变成了迁就妻子,而不是他的个人意愿。

为了劝服凯撒到元老院去,狄歇斯把这个梦解释成大吉之兆,并补充说,元老院今天要为凯撒加冕:

要是您叫人去对他们说您今天不去,他们也许会变了卦。而且这种事情传扬出去,很容易变成笑柄,人家会这样说,“等凯撒的妻子做过了好梦以后,再让元老院开会吧。”要是凯撒躲在家里,他们不会窃窃私语,说“瞧! 凯撒在害怕呢”吗?(2.2.95-101)

至此,凯撒没有理由不出门了,他甚至感到了一丝“羞愧”。凯撒临出门前的心理经历了很多波折,他清楚有危险,但不愿被视为怯懦怕死;他想要接受劝阻,但又想维护自己意志强大的形象。欲进又欲退,所以他看上去既坚决又善变。狄歇斯抓住了凯撒微妙的心理,迫使他去做那个勇敢赴死的凯撒。与此相似,卢柏克节上的预言者提醒凯撒小心3月15日,所有人都听到了这一警告,也正因为所有人都听到了这一警告,凯撒才必须表现得不在意生命危险,他必须走出家门,他要做那个无所畏惧的凯撒,只有这样,凯撒才成其为凯撒。任何退缩都会污损凯撒之名。

第三幕第一场,在被刺前的紧张对峙中,凯撒拒绝辛伯(Cimber)赦免兄弟的请求,因为“按照判决,你的兄弟必须放逐出境[……]凯撒是不会错误的,他所决定的事,一定有充分的理由”,他不肯被哀求打动,因为他如北极星那样恒定不变(constant),世人皆有血肉有知觉,但惟有他不可侵犯、不可动摇,他的意志一以贯之,不容更改。这一连串的自我赞美让我们得以看到凯撒的自我理解: 绝对理性、绝对正确、绝对恒定,近乎于神。但在3月15日早上凯撒的家里,我们看到了一个犹豫不决、更近于常人的凯撒。凯撒的内在与外在并不那么协调一致,他并没有那么“自信”,但他一定要表现得自信;他没有那么无畏,却一定要表现得无畏;他没有那么坚定,却一定要表现得像北极星那样恒定不变。为了保全凯撒之名,他只能选择赴死。

在此意义上,凯撒之死不完全是被动的,部分是主动的。凯撒固然无罪,却非无辜。如果凯撒选择生,罗马历史也许将改写,凯撒之名也许会离理性更近一些。

 

参考文献

[1]布克哈特,1996,《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52-59页。

[2]普鲁塔克,2009,《希腊罗马名人传》,席代岳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1317-1319页。 

[3] Lowenthal, David. 1997. Shakespeare and the Good Life.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pp. 120-132.

 

来源:彭磊,2017,凯撒的罪与罚?———读莎翁《裘力斯·凯撒》,《中国比较文学》(1): 2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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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会亮  副教授 专家简介

在这部以凯撒命名的剧作中,凯撒出场的时间非常短,台词亦少得令人怀疑(同样是以主人公名字命名的悲剧,哈姆雷特、李尔王、麦克白等人的台词要多得多)。在凯撒在场的为数不多的场次中,表现出的更多是他坚定的意志和精准的判断力。

就凯撒出现的位置而言,在第一、二幕中,他都是出现在场次的中间位置,第三幕是全剧的中间位置,凯撒在这里被刺杀。可以说,凯撒始终是全剧的中心。哪怕他不在场,他也是人们谈论的话题和行动的指向。在凯撒张口说话的大多时候,他用的是感叹句式和疑问句式,彰显出凯撒智性的超前以及对当时情势的充分把握,也与他在战场上的赫赫战功相匹配,与他对帝国的牢固掌控相一致。凯撒在剧中仅有过两次篇幅较长的台词,一次是和安东尼谈论凯歇斯,一次是和凯歇斯等元老院贵族谈论是否应该赦免坡勃律斯·辛伯的罪过。这两段台词对我们理解凯撒非常重要。

在第一幕中,凯撒对安东尼谈话的主要内容是他对凯歇斯做了细致的评价。凯歇斯以人的自然属性和身体性为依据,认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理应在凯撒之上,但眼下的凯撒让他感到嫉妒。凯撒是如此评价凯歇斯的:

那个凯歇斯形容憔悴,他太用心思。这种人很危险……他读过许多书,他的眼光很厉害,能够窥测他人的行动。……他不大露笑容,笑起来的时候,那神气之间,好像在讥笑他自己竟会被一些琐屑的事情所引笑似的。像他这种人,要是看见有人高过他们,心里就会觉得不舒服,所以他们是很危险的。(第一幕第二场)

 

凯撒的话说明他看人不单单看其外表,还看心思(灵魂);他和凯歇斯的不和,既因为凯歇斯的灵魂有问题,也因为凯歇斯对凯撒的嫉妒。[1]从全剧来看,我们无法否认,凯撒非常善于识人,他对凯歇斯由表及里的评价与判断相当“精准”。

凯撒遇刺前的一段话也相当值得玩味:

 

要是我也跟你们一样,我就会被你们所感动;要是我也能够用哀求打动别人的心,

那么你们的哀求也会打动我的心;可是我像北极星一样坚定,它的不可动摇的性质,

在天宇中是无与伦比的……可是在众星之中,只有一个星卓立不动。在人世间也是这

样:无数的人生活在这世间,他们都是有血肉有直觉的,可是我知道只有一个人能够

确保他的不可侵犯的地位,任何力量都不能使他动摇,我就是他。(第三幕第一场)

这段话暴露出凯撒内心对自己和贵族关系的真实想法。“要是……那么……”的句式充分展示了他自己和以勃鲁托斯为首的贵族的差距:凯撒是坚定的、理智的,而对方是感性的、柔弱的;凯撒不相信哀求,相信力量,而对方却截然相反。北极星神圣不可侵犯,而众星地位微贱,这正是凯撒与众人的关系。如果说勃鲁托斯和凯歇斯以前对凯撒意欲称王还只是臆测,凯撒的这番话坐实了他们的判断。凯撒不单有为王的欲望,更有让自身凌驾于众人之上的依据,那就是他的心性和众人迥异(这恰恰是凯歇斯难以认同的)。这种心性的差距反应在政制上必然是凯撒为王,众人必为属下(这恰恰是勃鲁托斯等人坚决反对的)。因此,凯撒和勃鲁托斯等人冲突的实质乃是君主政制和共和政制的冲突,这才是全剧矛盾冲突的焦点。勃鲁托斯等人无法容忍凯撒称王,凯撒的陨落成为必然。但也有很多研究者认为,如果凯撒稍稍审慎一点,必不至喋血当场。

莎士比亚在情节展开尚不到一半的时候就让凯撒死去了,那为什么这部剧的名称还要以凯撒来命名?凯撒被杀后,剧中的当事人有怎样的反应?我们对勃鲁托斯等人的行为并不意外,他们高喊着自由、解放的口号,准备重新整合元老院,以享用刺杀凯撒得来的胜利果实。安东尼的智谋令人刮目相看,他凭三寸不烂之舌成功扭转了民众对凯撒被杀事实的判断,间接导致勃鲁托斯等人逃离罗马,并最终依靠民众的力量为凯撒复仇。如果说,以勃鲁托斯与凯歇斯等人为一方,安东尼与奥克泰维斯为另一方,他们对待凯撒的态度大体是贯穿全剧始终的,那么,民众的态度颇值得我们思量。

在《凯撒》的开场,市民们自觉地走向街头,迎接凯撒的胜利归来,遭到了护民官的斥责。在护民官看来,这些市民“冷酷无情”、“冥顽不灵”,前些日子还把鲜花撒在迎接庞贝的街道上,转眼间他们又要迎接庞贝的敌人,这些人是十足的“愚民”。但我们知道,在罗马共和制下,民众的地位得到了法律的有力保障,甚至连怒斥民众的护民官也需通过民众投票选举产生。第一幕中凯斯卡的叙述也向我们暗示,安东尼献给凯撒的王冠需要得到民众的“高声欢呼”才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民众确实非常重要,凯撒也正是依靠他们才得以手握重权。但正如护民官所指责的,民众善变这一品性在剧中再次被揭示出来。当凯撒被杀后,刚刚听完勃鲁托斯短短几句煽情的话,民众即发出“让勃鲁托斯做凯撒”、“这凯撒是个暴君”的声音,但当安东尼登台演讲,向他们讲述凯撒如何爱护他们,且曾允诺他们金钱和物质利益后,民众的不满情绪又指向了勃鲁托斯等人,不仅放火烧掉勃鲁托斯等人的府邸,还参与到为凯撒复仇的队伍中。

这里重要的不是有些人所关注的安东尼演讲中提到的凯撒遗嘱是否真实,而是莎士比亚让我们看到了民众在凯撒被杀这一关涉罗马政制走向的大事件中的实际行动,及其背后的民众性情。在整个故事中,民众表现出了他们单纯、质朴,以及易被言辞蛊惑的秉性。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谈到最佳政制时皆不看好甚至是反对民主制,就是因为看到了民众善变的特点,认为他们不能识别是非善恶。如果说《凯撒》一剧重在讨论政制问题,那么,民众的糟糕表现恐怕是莎翁离弃民主制的直接原因。

在安东尼广场演说的讲辞中,有一句话曾出现达三次之多:勃鲁托斯说凯撒是有野心的,而勃鲁托斯是一个正人君子。与这句话相伴出现的是对凯撒的描述:他对朋友是忠实公正的;他并无私心,将敌人为赎回俘虏所付的钱财交纳国库;他是仁慈的,为穷苦人的困苦落泪;他三次拒绝爱将呈献的王冠……他要给市民直接发放钱财以改善生活,他把本属于他的休闲场所辟为民用。不可否认,安东尼的演讲有拉拢民众的直接用意,但他同时亦有意无意间描摹出一个理想的君主形象,并成功取得了民众的信任,这难不成是莎士比亚有意为之?也就是说,莎士比亚有意塑造了现实中的凯撒与理想中的凯撒。这里的“理想”是指人们所期待的、应然的。

《凯撒》一剧后半部分凯撒的缺席,实际上就是为了延续前半部分对凯撒“灵魂”的塑造。只有安东尼的叙述可以对“王”的行为进行任意假设与臆造,他的台词确立了“凯撒精神”的真义,确立了后世“王”的典范。换句话说,莎士比亚有意安排了凯撒的死亡,继而让安东尼将“凯撒精神”做完整的表述,正是为了立起一个圆满、整全的君王形象。同时,他不把凯撒塑造得完美无缺,正是为了告诉人们,好的君主也可能变成僭主,这让我们想起柏拉图的见解:如果哲人王道德败坏了,那将是最大的僭主。[2]莎士比亚的真正伟大之处在于深知人无完人、理想政制难以实现的道理,但依然坚持完成了对理想君王的塑造。安东尼对“凯撒精神”所做的补充正是莎士比亚有意凸显的。莎士比亚在描绘凯撒(王者)形象时考虑的是政治生活的核心问题,因而有意忽视了历史的真实。

 

参考文献:
[1] 孟德斯鸠,1962,《罗马盛衰原因论》,婉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50页。

[2] 刘小枫,2015,《王有所成》。北京:华夏出版社。199页。

 

 

来源:陈会亮,2017,论《裘利斯·凯撒》中的矛盾冲突与“凯撒精神”,《外国文学研究》(2):137-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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