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的社会学视角

发布时间:2018-06-11 11:32浏览数:1043评论数:0 收藏

特邀主持人(王洪涛教授):翻译研究的社会学视角在汲取社会学相关理论的基础上,超越了翻译研究中主体与客体、文本与语境、内部与外部、微观与宏观的二元对立,丰富了翻译研究的方法论体系。从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开展翻译研究,需要重点关注哪些问题呢?下面我们来看看几位学者的观点。

邢杰   专家简介

20世纪70年代起,翻译研究者逐渐开始关注翻译的社会性,把社会作为影响翻译过程的因素(Holmes,2000;Toury,1995)。到了90年代,翻译研究者开始系统借鉴社会学理论讨论翻译问题,以期使翻译研究的体系更趋于全面完整,由此产生翻译社会学。翻译社会学也被称为翻译的“社会学转向”,是继翻译的“文化转向”后产生的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虽然社会与文化总是交叉甚多,难以区分,但许多学者都对这两个概念进行过阐释(Pym,2006;Chesterman,2006;Wolf,2007;Tyulenev,2014)。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认为文化指的是价值观、传统惯例、意识形态等因素,而社会则指的是译者可观察的行为和译者执行工作的体系(Chesterman,2006:11)。也就是说,文化转向范式关注权力、伦理、价值观等因素对译者思维的影响,及其对翻译文本的操控;而社会学转向范式则关注译者行为及翻译中所涉及的各个主体间相互协商、斡旋的整个过程,是对翻译这一社会实践背后宏大的社会体系进行描写与重构,并寻求解释。与以往的范式相比,翻译社会学是一个更加宏观、全面的视角。

通过对翻译社会学的横向和纵向分析,我们发现社会学为翻译学者提供了许多新的理论框架。布迪厄等社会学家的理论都试图回答“社会是什么”的问题,他们给出了社会的理想模型、运作过程以及相应的研究方法。翻译学者在使用这些社会学家的理论时,也同样是在试图建构翻译学的整体体系,证明翻译学的合理性。社会学涵盖丰富的理论,无疑可以给翻译学带来诸多启发和潜在的研究空间。翻译社会学的理论探索在不断推进,例如,在发现布迪厄的“场域”概念无法解释翻译场域时,针对如何定义“翻译场域”这一问题,伍尔芙不局限于在社会学理论里寻找答案,而是与翻译学研究相结合,提出引入霍米·巴巴的“第三空间”概念来界定翻译场域,她的这一提法是一次有益的尝试。但是,一切理论探索毫无疑问都应建立在对理论的正确认识上,否则理论认识的偏差会直接导致概念的误用。一些研究者看到了翻译社会学的价值,却在理论探索的过程中疏于究其根本,造成对理论的误读。比如把布迪厄的“文化资本”与“象征资本”两个概念混为一谈,或是将“场域”解读成个人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甚至职位等。建立在这些误读之上的研究意义可想而知。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翻译社会学的研究者还应更加注重追本溯源,加强对社会学理论的理解,不断挖掘社会学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效用,形成契合翻译研究的一套社会学理论体系,真正发挥出社会学理论在翻译研究领域中的潜力。

在使用社会学理论时,理论会有一种导向作用,如使用布迪厄的三大概念,翻译学者就会有意识地寻找个人惯习与翻译规范之间的联系,进而会采用观察法、田野调查法等研究方法。而部分翻译学者因为对翻译社会学的认识不够,对许多社会学研究方法运用不到位。例如,有研究者在考察译者惯习时仅仅指出译者的翻译策略和文本选择,并未阐明社会因素如何影响译者行为,促成译者惯习的形成,亦未能指出个人选择的偶然性背后是由社会因素所致的必然性,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不符。针对研究方法,有翻译学者提出,在翻译研究中研究个人是不够的,因为个人无法等同于集体,所以在研究过程中,必须使用恰当的方法,即必须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个人,才能具备可信度(Tyulenev,2014)。因此,翻译社会学的学者应在形成理论框架的基础上,确定可行的研究对象、合理的研究流程、准确的研究标准,从而有效地运用研究方法。

Chesterman, Andrew. 2006.  “Question in the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In J. F. Duarte, A. A. Rosa, and T. Seruya (eds.). Translation Studies at the Interface of Disciplines.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9-28.

Holmes, James S. 2000.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Lawrence Venuti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C].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72-185.

Pym, Anthony. 2006. Introduction: “On the social and the cultural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n A. Pym, M. Shlesinger and Z. Jettmarová (eds.). Sociocultural Aspects of Translating and Interpreting.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25.

Toury, Gideon.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5.

Tyulenev, Sergey. 2014. Translation and Society: An Introductio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Wolf, Michaela. 2007. “The location of the ‘translation field’: Negotiating borderlines between Pierre Bourdieu and Homi Bhabha”. In Michaela Wolf and Alexandra Fukari (eds.). Constructing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09-122.

 

摘录自:

邢杰、陈颢琛、程曦,2016,翻译社会学研究二十年:溯源与展望。《中国翻译》(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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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岫庐  副教授 专家简介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翻译学者开始关注社会诸因素与翻译活动之间的相互影响,对翻译生产以及这一过程中所涉及的行动者开展特定社会语境下的分析。不少社会学中的概念及框架已经被引入翻译学领域中,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参照系。目前,翻译研究中最常使用的社会学框架是法国社会学家Pierre Bourdieu的社会实践论、Niklas Luhmann的社会系统论,以及巴黎学派的行动者网络理论 (武光军, 2008:76)。这三种社会学框架中,中国翻译学界对Bourdieu的社会学理论最为熟悉,对其理论框架和主要概念在翻译研究中的作用也展开了初步探索。相比之下,Luhmann的社会系统论和巴黎学派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目前受到的关注相对较少。

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是八十年代中期,由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卡龙(Michel Callon)、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和英国社会学家约翰·劳(John Law)等提出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理论,主张科学知识的产生则是特定场域下多重行动者相互作用的结果。尽管ANT的术语和方法是由研究特定科技事件而得,然而ANT的影响和意义绝不仅限于科学与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