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的社会学视角

发布时间:2018-06-11 11:32浏览数:882评论数:0 收藏

特邀主持人(王洪涛教授):翻译研究的社会学视角在汲取社会学相关理论的基础上,超越了翻译研究中主体与客体、文本与语境、内部与外部、微观与宏观的二元对立,丰富了翻译研究的方法论体系。从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开展翻译研究,需要重点关注哪些问题呢?下面我们来看看几位学者的观点。

邢杰   专家简介

20世纪70年代起,翻译研究者逐渐开始关注翻译的社会性,把社会作为影响翻译过程的因素(Holmes,2000;Toury,1995)。到了90年代,翻译研究者开始系统借鉴社会学理论讨论翻译问题,以期使翻译研究的体系更趋于全面完整,由此产生翻译社会学。翻译社会学也被称为翻译的“社会学转向”,是继翻译的“文化转向”后产生的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虽然社会与文化总是交叉甚多,难以区分,但许多学者都对这两个概念进行过阐释(Pym,2006;Chesterman,2006;Wolf,2007;Tyulenev,2014)。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认为文化指的是价值观、传统惯例、意识形态等因素,而社会则指的是译者可观察的行为和译者执行工作的体系(Chesterman,2006:11)。也就是说,文化转向范式关注权力、伦理、价值观等因素对译者思维的影响,及其对翻译文本的操控;而社会学转向范式则关注译者行为及翻译中所涉及的各个主体间相互协商、斡旋的整个过程,是对翻译这一社会实践背后宏大的社会体系进行描写与重构,并寻求解释。与以往的范式相比,翻译社会学是一个更加宏观、全面的视角。

通过对翻译社会学的横向和纵向分析,我们发现社会学为翻译学者提供了许多新的理论框架。布迪厄等社会学家的理论都试图回答“社会是什么”的问题,他们给出了社会的理想模型、运作过程以及相应的研究方法。翻译学者在使用这些社会学家的理论时,也同样是在试图建构翻译学的整体体系,证明翻译学的合理性。社会学涵盖丰富的理论,无疑可以给翻译学带来诸多启发和潜在的研究空间。翻译社会学的理论探索在不断推进,例如,在发现布迪厄的“场域”概念无法解释翻译场域时,针对如何定义“翻译场域”这一问题,伍尔芙不局限于在社会学理论里寻找答案,而是与翻译学研究相结合,提出引入霍米·巴巴的“第三空间”概念来界定翻译场域,她的这一提法是一次有益的尝试。但是,一切理论探索毫无疑问都应建立在对理论的正确认识上,否则理论认识的偏差会直接导致概念的误用。一些研究者看到了翻译社会学的价值,却在理论探索的过程中疏于究其根本,造成对理论的误读。比如把布迪厄的“文化资本”与“象征资本”两个概念混为一谈,或是将“场域”解读成个人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甚至职位等。建立在这些误读之上的研究意义可想而知。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翻译社会学的研究者还应更加注重追本溯源,加强对社会学理论的理解,不断挖掘社会学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效用,形成契合翻译研究的一套社会学理论体系,真正发挥出社会学理论在翻译研究领域中的潜力。

在使用社会学理论时,理论会有一种导向作用,如使用布迪厄的三大概念,翻译学者就会有意识地寻找个人惯习与翻译规范之间的联系,进而会采用观察法、田野调查法等研究方法。而部分翻译学者因为对翻译社会学的认识不够,对许多社会学研究方法运用不到位。例如,有研究者在考察译者惯习时仅仅指出译者的翻译策略和文本选择,并未阐明社会因素如何影响译者行为,促成译者惯习的形成,亦未能指出个人选择的偶然性背后是由社会因素所致的必然性,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不符。针对研究方法,有翻译学者提出,在翻译研究中研究个人是不够的,因为个人无法等同于集体,所以在研究过程中,必须使用恰当的方法,即必须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个人,才能具备可信度(Tyulenev,2014)。因此,翻译社会学的学者应在形成理论框架的基础上,确定可行的研究对象、合理的研究流程、准确的研究标准,从而有效地运用研究方法。

Chesterman, Andrew. 2006.  “Question in the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In J. F. Duarte, A. A. Rosa, and T. Seruya (eds.). Translation Studies at the Interface of Disciplines.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9-28.

Holmes, James S. 2000.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Lawrence Venuti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C].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72-185.

Pym, Anthony. 2006. Introduction: “On the social and the cultural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n A. Pym, M. Shlesinger and Z. Jettmarová (eds.). Sociocultural Aspects of Translating and Interpreting.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25.

Toury, Gideon.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5.

Tyulenev, Sergey. 2014. Translation and Society: An Introductio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Wolf, Michaela. 2007. “The location of the ‘translation field’: Negotiating borderlines between Pierre Bourdieu and Homi Bhabha”. In Michaela Wolf and Alexandra Fukari (eds.). Constructing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09-122.

 

摘录自:

邢杰、陈颢琛、程曦,2016,翻译社会学研究二十年:溯源与展望。《中国翻译》(4) 。

顶票:0; 踩票:0    

王岫庐  副教授 专家简介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翻译学者开始关注社会诸因素与翻译活动之间的相互影响,对翻译生产以及这一过程中所涉及的行动者开展特定社会语境下的分析。不少社会学中的概念及框架已经被引入翻译学领域中,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参照系。目前,翻译研究中最常使用的社会学框架是法国社会学家Pierre Bourdieu的社会实践论、Niklas Luhmann的社会系统论,以及巴黎学派的行动者网络理论 (武光军, 2008:76)。这三种社会学框架中,中国翻译学界对Bourdieu的社会学理论最为熟悉,对其理论框架和主要概念在翻译研究中的作用也展开了初步探索。相比之下,Luhmann的社会系统论和巴黎学派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目前受到的关注相对较少。

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是八十年代中期,由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卡龙(Michel Callon)、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和英国社会学家约翰·劳(John Law)等提出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理论,主张科学知识的产生则是特定场域下多重行动者相互作用的结果。尽管ANT的术语和方法是由研究特定科技事件而得,然而ANT的影响和意义绝不仅限于科学与技术。近年来,它被广泛运用于文化地理学、组织和管理学、环境规划学、医学、人类学、文学研究、翻译研究等诸多领域,为许多学科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思考工具。

行动者网络理论与翻译研究之间有不少值得探索的契合点和相通之处值得我们思考。首先,作为一种以关系发展与演变历程为导向的理论,ANT不预设任何 “先于且外在于个体、并对个体有强制力”的社会系统或结构(Callon, 1991)。这一自下而上、注重细节的研究模式与目前描述翻译学通常采用的系统性分析方法可以互为补充,让我们在承认社会结构对翻译过程产生调节作用的同时,也看到具体翻译事件的特殊性及其对社会结构的反向制约和型构作用,从而避免机械决定论的缺点。

其次,ANT将社会行为看作是网络构建的过程,通过问题呈现(Problematization)、利益共享(Interessement)、征召(Enrollment)和动员(Mobilization)等基本环节,促成异质行动者相互协作,逐渐形成稳定运作的网络。翻译是一项复杂的社会文化工程,并非译者在书斋里独立完成的工作。从选题、到出版、传播乃至接受,翻译牵涉诸多包括人和物在内的异质行动者。对翻译进行描述性研究,也需要我们指认出翻译过程有哪些行动者的参与,并且通过追寻这些行动者之间的联系,了解整个翻译网络的动态形成过程。

另外,在ANT所提出的转译社会学(Sociology of Translation)中,“转译”(Translation)不是简单的信息传递,而意味着“将原先不同的事物联系起来,在其中创造汇聚点(convergences)和共通性(homologies)”(Callon, 1980: 211,斜体为作者所加)。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翻译的过程同样并非单纯是一种语际间传递信息的方式;在更重要的意义上,翻译还是一种文化知识的建构过程。

Buzelin, Hélène. 2007. “Translations ‘in the making’”. In Michaela Wolf and Alexandra Fukari (eds.). Constructing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35-169.

Callon, Michel. 1980. “Struggles and Negotiations to Define What is Problematic and What is Not: The Sociologic of Translation”. In Karin D. Knorr (ed.). The Social Process of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Dordrecht: Reidel Publishing. 197-221.

Callon, Michel. 1991. “Techno-economic networks and irreversibility”. In John Law (ed.). A Sociology of Monsters: Essays on Power, Technology and Domination. London: Routledge, 132-165.

Chesterman, Andrew. 2006. “A note on norms and evidence”. In J. Tommola and Y.Gambier (eds.).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 training and research. Turku: University of Turku, Department of English Translation Studies. 13-19.

Law, John. 2004. After Method: Mess i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London: Routledge.

黄德先,2006,翻译的网络化存在。《上海翻译》 (4): 6-11。

武光军,2008,翻译社会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外国语》 (1):76-82。

 

摘录自:

王岫庐,2017,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下的田汉译剧《沙乐美》研究。《翻译季刊》 85:51-70。

顶票:0; 踩票:0    

王洪涛  教授 专家简介

随着社会学路径翻译研究的深入发展,一些似是而非、莫衷一是但关乎该研究领域未来发展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其中最富争议的问题有三个,分别涉及社会学路径翻译研究的学科称谓、研究类型以及研究模式等方面。

其一,关于学科称谓:“社会翻译学”与“翻译社会学”,二者之间有什么异同?哪种称谓指代当前社会学路径的翻译研究更为恰当?

在西方,翻译研究学者对这两种称谓的使用各有偏好,比如在沃夫等(2007)主编的《建构翻译社会学》文集中,沃夫、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等人使用“翻译社会学(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 translation sociology)”的说法,而斯密奥尼、甘比尔(Yves Gambier)则使用“社会翻译学(socio-translation studies/socio-traductologie)”的说法。在中国,情况大致类似:一部分学者使用“社会翻译学”的说法,如胡牧(2006)、赵巍(2013)、宋安妮(2014)等,而另外一些学者倾向于使用“翻译社会学”的说法,如武光军(2008)、仲伟合与冯曼(2014)、王运鸿(2014)等。事实上,尽管沃夫本人使用“翻译社会学”的说法,但其文集也收录了斯密奥尼、甘比尔标举“社会翻译学”说法的论文,并对其表示认可,只是无奈地指出:“可以看出,关于这门学科称谓的术语(terminology)目前很不一致;由此可见,该研究领域本身恰好仍处于‘形成过程’(‘in the making’)之中……”(Wolf,2007:31)。那么,对这门目前仍处于“形成过程”中的学科,对其目前并存于翻译学界的两种称谓——“社会翻译学”与“翻译社会学”,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呢?二者之间有何差异?究竟哪一种是对当前社会学路径翻译研究更为恰当的称谓?

其二,关于研究类型:社会翻译学所引领的社会学路径翻译研究是否脱离了文本,成为难以对翻译内部因素进行关照的外部研究?

沃夫曾根据当前西方社会学路径翻译研究的发展现状,将其区分成三种类型:“行动者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agents)”、“翻译过程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the translation process)”以及“文化产品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the cultural product)”(Wolf,2007:13-18)。中国社会学路径翻译研究的类型,也与西方基本相似。对此,学界不乏质疑的声音:“从研究内容来看,社会翻译学最大的问题在于:社会学取向使得翻译研究的对象离开了译本。随着翻译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展,翻译研究似乎满足于脱离译本,在更广阔的社会文化历史语境中寻找学科的立足点……”(赵巍,2013:111),而有的学者则认为翻译的社会学研究主要对象是翻译的外部因素,但为了保持该研究范式的生命力需要适度的“文本回归”(周俐,2013:147)。根据仲伟合、冯曼颇为准确的观察,目前学者们倾向于“将翻译的社会学研究归入翻译的外部研究……”(仲伟合、冯曼,2014:58)。那么,翻译研究学者们所谓“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说法缘何而来?又是否妥当?社会翻译学研究真的是一种外部研究吗?

其三,关于研究模式:当前,社会翻译学研究模式在中西方翻译学界备受追捧,那么这种研究模式的优点有哪些?它又有哪些弱点?

自20世纪90年代末社会翻译学研究模式兴起以来,它已成为许多翻译研究学者瞩目的焦点,赫曼斯(Hermans,1999)、切斯特曼(Chesterman,2007)、沃夫(Wolf,2007 & 2010)、王运鸿(2014)等学者对其赞誉有加,而布泽林的说法则更具代表性:“在翻译研究中,社会学路径是一种新近出现、富有活力的发展趋势;尽管这种路径的翻译研究目前尚未完全兑现其研究承诺,但其合法性与重要性已无需再做任何展示”(Buzelin,2013:195)。但是,皮姆却对社会翻译学研究模式持谨慎、怀疑的态度,他在批评了翻译研究只作简单描写的错误观念后又指出:“我们应该拒斥另一种相反的错误观念,即误以为真正的诠释只来自视野宽宏、发展更为完善的社会学”(Pym,2006:16)。另外,中国学者武光军(2008)、赵巍(2013)等也对社会翻译学研究模式与研究方法提出了批评。那么,如何客观地看待社会翻译学研究模式呢?它的优点和弱点都有哪些表现?

Buzelin, Hélène. 2013. “Sociology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armen Millán and Francesca Bartrina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Stud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86-200.

Chesterman, Andrew. 2007. “Bridge concepts in translation sociology”. In Michaela Wolf and Alexandra Fukari (eds.). Constructing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71-183.

Pym, Anthony, Miriam Shlesinger and Zuzana Jettmarová (eds.). 2006. Sociocultural Aspects of Translating and Interpreting.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Wolf, Michaela and Alexandra Fukari (eds.). 2007. Constructing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Wolf, Michaela. 2010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In Yves Gambier and Luc van Doorslaer (eds.).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Studies (Volume 1).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337-43.

胡牧,2006,翻译研究:一个社会学视角。《外语与外语教学》(9):48-51。

宋安妮,2014,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与翻译研究探析——论翻译研究的社会学视角。《外国语文》(3):132-134。

王运鸿,2014,描写翻译研究之后。《中国翻译》(3):17-24。

武光军,2008,翻译社会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外国语 》(1):75-82。

赵巍,2013,关于“社会翻译学”的再思考。《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1):109-112。

仲伟合、冯曼,2014,翻译社会学视角下文化外译研究体系的建构。《外语研究》 (3):57-62。

周俐,2013,文本的适度回归: 翻译社会学研究的微观发展。《外国语文》(2):147-150。

 

摘录自:

王洪涛,2016,“社会翻译学”研究:考辨与反思。《中国翻译》 (4)。

顶票:0; 踩票: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