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通过对利维斯和霍加特的比较，阐明文化研究跨/反学科传统的理论核心——从文本到语境的转向，尤其是该过程中读者从文本结构中的浮现。本文指出，利维斯认为“文学的批判性内省”是文学用作社会学、历史学证据的前提，而霍加特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他从人类学而非美学意义上重新定义“文化”，以“社会阐释学”解释各种文化形式之于某一社会群体的历史意义；前者将文本“去历史化”，将读者降级为文本的附属品，后者则强调日常生活中的实际读者在意义建构中所扮演的积极角色。此外，作为一个案例，本文还将从祖母对D.H.劳伦斯的阅读分析工人阶级读者迥异于批评家的“非主流”阅读及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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