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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卡罗尔(Joseph Carroll)的这部论文集融合了对于文学达尔文主义研究图景、理论与文学实践的结合以及对于达尔文传记作者和评论者的评价。作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兴起的（生物）适应论研究的主要倡导者，卡罗尔认为艺术提供了情感和主观上关于现实的清晰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人类组织了复杂的行为以应对偶然状况的发生。这种人类在艺术中构建的经历不仅是实际经验的反映，也使得人类行为直接和动机系统相联系，即联系人类的情感、观点和价值判断。人类用想象的模式来感知世界，这种感知不是抽象理解，而是从内部来感受和感知人类在世界中的位置。这种感知世界的方式既是最初心理需求，也是组织人类行为的先决条件。通过叙述或其它艺术形式，这些行为也满足了人类其他适应性需求。

适应论者用人脑和人类行为之间的关系为出发点分析文学作品。适应论文学研究有两个议题：一、人类大脑是自然选择过程中适应性产物；二、这种适应性头脑创造出文学作品。适应论者相信有机物对于自然选择有个适应过程，在有机物的发展中复杂的功能结构给了适应性限制显而易见的证据。他们认为人脑和人的动机、行为系统显示了复杂的功能结构。适应论者也关心进化中的人性的构成成分，这种人性是普遍的，根据物种特性排列，具有行为和认知特点。适应论者预设所有这些特征都是由基因来限制的。这种限制由解剖特征和心理过程来调节，其中包含神经系统和激素这些直接控制理解、思考和感情的因素。适应论者认为“适应性头脑”是人类文化的基础。适应论文学研究者把认知和行为特征与文学研究相结合，用适应论研究阐释个人身份、社会动机以及大脑和世界的关系。他们认为人性是受认知和动机特征所限制的生理机能特征，人性既是文学的来源又是文学讨论的主题。他们确信通过适应论思考，能够更加理解文学是什么、了解文学的功能，以及文学是如何产生作用—它代表什么，是什么使得人们产生和消费它，以及为什么文学有这些形式。

卡罗尔强调进化心理学和文学分析相结合，对人性进行科学认知。对于人类自身更好的认知必然带来对于世界更深的了解，而文学作品是联系人类与其生存的大千世界的媒介。这部论文集选编的文章关注人的生物性或遗传性特征与文化组织之间的因果关系，重视生物文化结构与作者和读者的自我认知认同之间的关系，并且从生物现实出发去解释这些结构，这是科学与文学相结合的一个范例，是人文主义学者在解释人类行为方面做出的一种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