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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花木入诗的传统，在爱尔兰诗歌中源远流长，但不同于传统诗歌中对自然的“理想化”、“美学化”的描写，抒发对花草树木的浪漫情怀，北爱尔兰当代诗歌中的花木书写更多体现的是文化地理，即植物书写与北爱尔兰独特的地理风貌、历史传统与政治境况相结合，融合了特殊的文化心理与诗学要旨，甚至藏匿了帝国权谋与殖民统治的线索。经过书写的花草树木在当代北爱尔兰诗歌中呈现为异于纯粹自然的 “另一自然”。它们的兴盛与绽放也和北爱尔兰的时代遭遇密不可分。文章中无论在探讨希尼诗歌中呈现的爱尔兰前工业时代的田园风光与文化地理，郎利诗作中隐晦方式书写的北爱尔兰现实世界的暴力，麦克古肯花木世界中呈现的被父权制隐匿的女性经验，还是马尔登、卡森等诗作中展示的贝尔法斯特的城市景观，暗示占领世界、制造同质的文化地理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臆想，贯穿始终的是对于诗歌技艺的讨论。希尼制造了“语言的现象化”，即原本抽象的描述颜色、声响的语言又具象为实实在在的现象；郎利的诗作讲求形式的锤炼、文字的打磨与形象的雕琢；麦克古肯倾向于一种含混与飘忽不定的写作方式，马尔登诗歌展示更多的是花木的祛魅。在当代北爱尔兰诗人的花木书写中，一种或隐或显的文化因素作用其中，他们的写作形成了与时代相连的植物诗学。希尼与郎利的诗歌透出对故土的谙熟与热诚，麦克古肯表现了传统爱尔兰文化中被隐匿的女性世界以及这个世界中植物所点缀的景观，马尔登则更多地表现了“后植物时代”的城市空间。在当代北爱尔兰特殊的历史境遇中，植物书写把个人的幽闭孤独情感转化为群体共同的经验与历史，凝结了共享的认同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