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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的翻译研究鲜有将西方翻译理论置于传统、现代和后现代框架下加以同时考察。本文尝试以关键词来厘清传统、现代、后现代翻译研究各自的特点,尤其突出现代描写翻译研究与传统翻译研究的区别、与后现代翻译研究之间的对立,浅析三者的理论意义、基本冲突以及彼此的调和与共存,以期为如何在翻译实践、翻译理解和翻译思考层面更好地理解和利用西方翻译理论提供启示。

后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为批评话语分析提供了关键的主题和概念，而葛兰西、哈贝马斯、福柯、德里达、巴特等的各种后现代主义理论对霸权斗争、全球化、知识和权力、语言和权力、生活世界的理性化、制度和生活世界的分离、制度对生活世界的殖民以及各种对这种殖民的抵制与反抗等的阐释为批评话语分析提供了一系列的理论和研究课题。批评话语分析产生于后现代的语境下，是对“后现代性”批评研究的一种贡献，其重点关注的是语言在后现代社会变化中的作用。本文旨在简单梳理后现代主义关于文化、知识以及语言批评的一些核心思想，以管窥后现代批评社会科学的社会观和语言批评观。

批评话语分析产生于后现代的语境下,是对"后现代性"批评研究的一种贡献,其重点关注语言在后现代社会变化中的作用。本文旨在阐明批评话语分析所关心的一些核心课题,例如语言与社会和权力的关系、语言的实践性和建构性、话语的互文性和对话性等,是如何深深地植根于后现代主义,尤其是后结构主义的理论思想中,批评话语分析又是如何通过对语言在后现代社会变化中的作用的理论探讨为后现代的社会批评研究做出贡献的。

本文分析德里罗《白噪音》里展示的后现代日常生活场景，指出在以物、消费和媒介为主导特征的后现代科层社会，日常生活成了后现代文化的演练场，不过，其间上演的并非只是消费文化逻辑的所向披靡，也有主体得到建设的可能。正是通过对日常生活中的压迫及抵抗因素的观察和呈现，德里罗实现了他对当代美国后现代社会的文化思考与批判。

罗兰·巴特在《罗兰·巴特自述》中按照他的后现代自传观念对自己的生平进行了片断化书写，宣布自传中的他其实只是个幻觉假体（文本之我）。罗兰·巴特在自传中有意地让自己的主体退隐，由此形成了后现代自传话语的典型范式。问题是，当罗兰·巴特的假体遇到自己一生不愿分开的真实母体时，他所谓后现代自传观念有了新的变化。这不仅体现在罗兰·巴特对自己这个血肉之躯的主体复归，更体现在对妈妈母体的非文本化叙事。罗兰·巴特晚年的诸多文本证明了这一特征，在整部《哀悼日记》叙事中，叙述者罗兰·巴特的哀伤主体昭然若揭，符号化的文本假体消失了。在真实的母体面前，罗兰·巴特这个“作者”，不但没有死去反而处处存在于自传叙事之中。 

 小说《问题的核心》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其中含有《圣经》故事原型的重写。格雷厄姆·格林分别赋予斯考比和尤塞夫以耶稣和撒旦的角色，但二者演绎的故事变得荒诞滑稽，存在格局被重新构筑，所寓意的善恶界限变得模糊不清。对《圣经》神话的颠覆性处理旨在揭示天主教义倡导的传统善恶价值观的嬗变，而格林自身的多重人格也是促成这种创作的因素。格林对《圣经》原型“不忠”式的重写说明，在充满剧变的后现代语境中，宗教言语维护正统、书写历史的权力正在弱化，变成作家自由嬉戏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