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8-09-12 13:53浏览数：9264评论数：0 收藏
穆雷教授在《历史上的翻译家》一书导言中曾提到，“从根本上说，翻译家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扮演了双重角色。一方面，翻译家是历史的亲历者；另一方面，翻译家是历史的创造者，从文字发明到宗教、文化、科学知识的传播，译者的工作从未局限于翻译活动本身……今天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要做到牢记历史，以史为鉴。”
翻译家个人与时事的互动，与群体的角色演变，以及与时代的影响等等，既是他们留下的值得探究的谜题，亦是难以估量的财富，为此，翻译家研究值得做，也必须做。无论是翻译家的译作、翻译风格、翻译思想，抑或其个人性格、情感追求、价值选择、生命轨迹，抑或其社会地位及历史社会影响，都为翻译家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为翻译家研究的全面和深入发展指出了方向，因此，翻译家研究可以做。
为铭记这些曾在文化、历史长河中做出贡献的翻译家们，继承传统与担当，也为开拓翻译家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推动译学研究，iResearch热点聚焦栏目将推出“翻译家研究系列”，以个案研究的形式提供参考，供大家交流指正。
本期“翻译家研究”聚焦翻译家汪榕培先生。先生是典籍翻译大家和中国文化的传播者，在典籍英译、英语词汇学、英国文学和英语语言学等方面都造诣颇深，对我国典籍翻译事业的贡献不可估量。本期活动共邀请了四位学者，其中霍跃红、付瑛瑛、张玲三位老师都是先生子弟，分别从“先生典籍英译研究的情感维度”“先生‘传神达意’思想的理论构建”“先生与《汤显祖戏剧全集》的英译”的角度做了一些探讨，王密卿老师则从“国内汪榕培典籍英译实践研究现状”出发，对其进行总结与展望。
距离先生离开已整一年，借此活动缅怀先生，也鼓励我辈不忘先生教诲，奋力前行。
霍跃红 教授
专家简介
汪榕培先生典籍英译研究的情感维度
翻译家研究的重点是“探索他们成功的内在动因、心路历程、外部环境、社会需求和素质准备，了解他们的翻译观，研究翻译家的选题和翻译过程、翻译策略与社会环境的相互关系”（赵军峰，2006）。国内外的翻译理论家很早就关注翻译家的心理研究，目前比较成熟的是认知心理学视角（认知、思维、理解、记忆），但基于文艺心理学（审美体验、移情）、人本主义心理学（马斯洛动机层次）、普通心理学（译者个性气质、洞察力、想象力、创造力）的研究刚刚起步。
国外对译者个性研究的开展要晚于中国。Reiss（2000）可以算是研究译者个性特征的先驱，她是现有文献中唯一尝试科学探讨译者个性类型与翻译实践关系的学者。她在德国教育家、心理学家斯普兰格（E. Spranger）基于社会生活方式把人的性格分为经济型、理论型、宗教型、权力型、审美型、社会型六种的基础上，提出审美型人格最适合文学和诗歌类文本翻译，这类性格的人以感受事物的美为人生最高价值，具有显著的艺术审美观，其艺术感悟力和审美原则也影响着译文的形式和风格。汪榕培先生符合Reiss对于审美型人格的描述，其所翻译的《临川四梦》《诗经》《陶渊明文集》等都是他审美个性的体现。
译者个性化特征研究的实质是译者主体性研究的深化。汪榕培先生作为译者的个性化特征在其典籍翻译实践中的体现包括译前文本选择和译中翻译方法的运用以及传神达意理论的抽取和归纳。文本选择阶段以动机、热爱为主，具体翻译阶段主要以移情为重。汪先生庞大的译著体系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道家著作、中国古典诗歌、中国古典戏剧。这跟汪先生的兴趣爱好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具备强烈的翻译动机与热烈的情感一方面体现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具备深入感知翻译材料的兴趣和注意力；另一方面也体现在译者能准确把握原作者、原文的情感倾向和强度，既不过，也不缺，能够准确、持久地把翻译实践进行下去。这要求译者具有扎实的语言功底和情感因素中的移情能力。汪先生边译边思考，提出了传神达意的翻译理论，强调在进行翻译之前要对原作进行整体感知，包括原作所处的时代背景、作者的写作风格、思想等。
汪榕培先生符合Reiss对译者个性分类中的审美型译者，他对中国文化的热爱是他从事典籍英译的动机，其深厚的国学基础、坚实的英语词汇学、英美文学功底造就了他高超的移情能力，其传神达意翻译理论是他个性化特征的高度凝练和升华。
本文内容摘自霍跃红教授在第十届全国典籍翻译学术研讨会的发言《世间惟有情难译——汪榕培先生典籍英译研究的情感维度》，感谢霍老师授权iResearch平台发布。
付瑛瑛 博士后 专家简介
“传神达意”的理论建构
1994年，汪榕培教授对《诗经》进行了全文英译，并明确提出了“传神达意”这一翻译思想。其后，在《牡丹亭》和《墨子》的译序中，他更是明确指出“为自己的译文制定了‘传神达意’的目标”。他还曾多次撰文对“传神达意”的内涵进行详细论证，可见“传神达意”是他对中国典籍英译实践的切身体会，有不吐不快之感。张柏然教授和许钧教授在《典籍英译：立足本土融合中西》一文中指出：“任何一个文化大国在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时，均以本土翻译现象和本国翻译经验作为最基本的例证材料，这是产生原创性译学原理的最珍贵资源。中国的文化材料和文学现象是典籍翻译理论建设的依托”。汪榕培教授提出“传神达意”的典籍英译思想正是基于丰富的中国典籍英译实践而提炼总结出来的一种翻译规律，是对典籍英译实践进行理性思考的结果。
随着我们对西方译论的引进、了解与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我国译论中缺失的内容。对于这种缺失，不少学者进行了归纳总结，进而还有学者对中国译论未来的发展方向提出了真知灼见、具有建设性的看法。与西方译论相比，中国译论存在一些缺陷，如理论意识不强，基本范畴缺乏，学术基础薄弱。西方文化属于分析性思维，而东方文化是综合性思维，要建立一门严谨的学科，两种认识方法是缺一不可的，因为可靠的综合只能建立在有相当精确度的分析之上。因此，理论构建的方法应该是：原则规定与经验描写的统一；既具稳定性又是开放性的；它反过来对实践的指导是既有强制性的又具示范性的。本文对“传神达意”的理论构建就是在这种认识中逐渐展开的。“传神达意”源于中国惯有的诗性思维，是对中国典籍英译的整体把握，借鉴西方的理性思维对具有诗性思维的“传神达意”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建构一个“感性、知性、诗性、理性”并存的翻译理论。
本文借鉴美国社会学家默顿的“中观理论”对“传神达意”进行理论定位，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本文并无意图建构一个包罗万象的宏观理论，但又远高于微观研究；二是社会学中的“中观理论”本就是为了缓解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不失为衔接理论与实践之间鸿沟的有效手段。默顿反复强调，他提出“中观理论”并非是完全排斥“宏观理论”的研究，只是建构“宏观理论”的时机尚未成熟，这与中国翻译理论目前发展的状态极为相似。所以，在建构翻译理论体系的时机尚未成熟的背景下，从“中观理论”着手会是一个理想的选择，“本来，任何科学，从基本理论到具体应用，都有一系列中介”。培根说得很有道理：研究应该从低层原理开始，一步紧接着一步，逐步达到中层原理，一步高于一步，最后到达最为一般的原理。可以说，“传神达意”在这样一种理论定位的导向之下，才有实现典籍英译理论与实践沟通衔接的可能。
本文借鉴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的“原则—参数”模式及“最简方案”，旨在确定“传神达意”的原则和参数。翻译通常有两个标准，一个是一般标准，一个是特殊标准。在本文中，一般标准是“传神”和“达意”，特殊标准就是“传神”和“达意”的具体参数，两者相融的话可称之为“规范”，既有规定性又有灵活性。换言之，“原则—参数”在具备规定性的同时也预留了发生细微变化的空间，而借鉴“最简方案”是为了确定“传神达意”的主导参数，使其简约明了。
本文对“传神达意”理论建构实质上是借鉴西方理性思维方式对带有中国诗性思维的内容进行研究。移植社会学中的“中观理论”和语言学中的“原则—参数”模式来分析“传神达意”体现了中西方思维模式的融合，将它们应用于“传神达意”的理论建构体现了“传神达意”的灵活性和理论弹性，凸显了其“统而不死，活而不乱”的特点。
本文原刊载于《南京工程学院学报（社科版）》2017年04期，感谢付老师授权iResearch平台发布，本文作了部分删减。
付瑛瑛，2017，“传神达意”的理论建构——汪榕培典籍英译思想研究。《南京工程学院学报（社科版）》（4）：1-6。
张玲 副教授
专家简介
汪榕培与《汤显祖戏剧全集》的英译
汪榕培教授主持英译的《汤显祖戏剧全集》（英文版）是目前唯一一部完整的英文版汤显祖戏剧集。其中《牡丹亭》、《邯郸记》和《紫钗记》先前已被收入国家重大出版工程《大中华文库》出版发行。2017年8月，《汤显祖戏剧全集》（英文版）的版权被授予英国布鲁姆斯伯里出版集团（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该书将以纸质图书和电子书的形式通过其英国公司、美国公司和印度公司出版发行。
汤显祖是中国明代伟大的思想家、戏曲家和文学家。他的戏剧“临川四梦”无论是在思想内容方面还是在艺术成就方面都达到了明清传奇创作的巅峰，体现了我国古代戏剧作品的最高成就。
在翻译中，汪教授十分重视将翻译与研究相结合。他广泛搜集各种国内外的汤显祖研究资料，多次请教汤学界的专家，并参加了历次国内外的汤显祖研讨会等学术活动，从中了解汤显祖研究的动态。2000年，汪教授在其担任院长的大连外国语学院召开纪念汤显祖诞生45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并促成全国性研究组织“汤显祖研究会”的成立。
在翻译一些词、句之前，汪教授所做的资料查考工作极其细致。以《牡丹亭》为例，剧中的集唐诗有276首，占全剧篇幅的不到百分之一，但是一句句地找到出典、“细细探究一番竟然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汪榕培 1999：40），最后只有三首没有找到出典。
为了对作品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汪榕培教授接触了根据汤显祖戏剧改编的各种版本的戏曲和小说等形式，还广泛请教了袁世海等戏曲表演家，专门考察了汤显祖的出生地抚州、曾任知县的遂昌县、《牡丹亭》故事发生地南安、邯郸市的黄粱梦村和岳阳市的岳阳楼。
在对文本、作家与已有研究的深入细致的了解基础上，汪榕培教授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就剧作家和剧作开展文学、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
阅读的积累、对英美文学的热爱和对词汇的研究为汪教授的翻译工作做了重要的铺垫。汪教授自幼博览古今中外书籍，在初中期间就很喜欢英国小说。英国文学的阅读体验启发他“在英译汉诗时多次化用英语成语，甚至直接套用英诗的格式”（汪榕培 2012：2）。另外，汪教授的早期研究方向是英语词汇学，曾出版多种教材、配套书籍及研究专著。用他自己的话说，“词汇量较大，对英语单词之间的细微差别也特别敏感。这对于从事中国典籍的英译特别有帮助，尤其在韵体翻译的时候，要想译得既押韵又自然，就必须掌握大量英语词汇，并加以灵活地使用” （汪榕培 2012：2）。
《汤显祖戏剧全集》的翻译力求做到“传神达意”，同时力图“在不影响英语读者理解的前提下体现原著文字的优美”（ 汪榕培 1999：51）。汤显祖的戏剧融典雅的曲词、质朴的宾白、粗俗的口语为一体，这种文体的丰富多样性形成了汤显祖戏剧作品的独特风格。为了再现原作的风格，译者采用了直译、直译加解释、有策略地再创作、使用英语的相应表达方式等翻译策略。另外，译本的副文本十分考究，向读者传递了丰富的信息。
《汤显祖戏剧全集》的翻译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花费近二十年的时间。译者汪榕培教授筚路蓝缕，以顽强的毅力、深厚的学养和严谨的态度尽其所能向英语读者传达了汤显祖戏剧作品的情和美。
感谢张老师为本期活动撰写上述文字并授权iResearch平台发布。
王密卿 教授
专家简介
国内汪榕培典籍英译实践研究现状与展望
本文对国内汪榕培典籍英译实践相关研究现状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总结，借鉴文献计量学与内容分析研究方法，将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以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收录以及国内重要会议论文集中收录的国内汪榕培翻译实践相关研究论文作为基础数据，对以往的研究从数量、主题与内容、研究视角等方面进行总结分析，并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对今后汪榕培翻译实践研究的趋势进行展望。
本文选取了自1995至2016年共计231篇相关研究论文，这些已有研究所呈现出来的研究现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译界对汪榕培翻译作品及翻译实践的研究自2010年开始快速增长，并且近几年（2015、2016）的文章数量稳定保持在20篇左右。可见针对汪榕培典籍英译实践的研究已经初具规模，发展态势良好。
2. 研究主题及内容丰富。已有研究主要涉及两大类，一类是以汪榕培及其译本为唯一研究对象，另一类是将汪榕培译作与其他译者译作进行的对比研究。早期研究主题较为单一，2005年后研究主题逐渐丰富起来，汪榕培的翻译策略、翻译思想、翻译过程、翻译风格等都开始得到深入研究。
3. 研究视角的变化更加明显。在汪榕培译本的翻译策略及与其他译者对比研究中，更多的研究引入不同理论视角。评价从单一评点式转变到采用美学、副文本等研究视角。对汪榕培“传神达意”等翻译思想的研究由介绍、归纳式研究发展到结合译本对其进行辨析，并对这一翻译思想进行深入系统的理论研究。对汪榕培翻译风格的研究逐渐由印象式点评过渡到使用科学的语料库统计方法来考量译作的特点。
4. 越来越多的汪译作品得到了学者关注，其中关注度最高的几部译作是《牡丹亭》《庄子》《诗经》和《英译陶诗》等。这些译作也是汪榕培倾注心血最多的作品，理应重点研究。
通过对现有研究内容、研究视角等进行分析，结合翻译研究的发展趋势，笔者认为，针对汪榕培翻译实践的研究未来在以下几个方面值得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
1. 对汪榕培“传神达意”等翻译思想进行深度理论挖掘。目前针对汪榕培翻译思想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除期刊论文外，还有最新出版的一本专著《传神达意——中国典籍英译理论体系的尝试性建构》（付瑛瑛，2017），深入分析了“传神达意”的内涵，并尝试把“传神达意”翻译思想构建成一个中国典籍英译的理论体系。未来的研究更应该着力于系统研究汪榕培翻译思想的提出、发展、影响力以及理论应用。
2. 拓展对汪榕培译作、译者的研究空间。比如对研究较少或未研究的译作给予关注，可以消解汪榕培译作研究的不平衡性；对译作进行分类研究，比如古代哲学思想类、诗歌类、戏剧类，分类纵观其翻译特点；以翻译作品研究为基础，开展翻译过程研究；加强汪榕培译作的语料库建设，以便对译作展开更全面的研究。汪榕培在进行翻译实践的同时还对自己的翻译进行学术思考和总结，因此对汪榕培的译者研究可将他的学术研究也纳入研究范围。2017年6月出版的《汪榕培学术研究文集》也将助力以后的译者研究，这部凝聚了汪老师一生心血的厚重之作，包括了汪老师的生平和学术历程，主要译著和研究论文，以及讲演和序言等，十分全面，至关重要，值得大家长期研究。
3. 利用跨学科、多元理论视角对汪榕培翻译实践开展更系统、全面的研究。目前的研究中，已经呈现出多元的研究视角，不过这一趋势还应加强，这也是由翻译学跨学科的性质决定的，以此拓展对汪榕培翻译实践的研究。可以采用社会学、生态翻译学等理论视角对汪榕培的译者惯习、翻译选择等进行研究；对译作的研究可以借鉴传播学、接受美学、译介学等加强对译作传播路径、译介效果的研究。
汪榕培典籍英译实践为我国典籍英译事业注入了一股活力，为弘扬中国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汪榕培典籍英译实践的研究已然硕果累累，成为了我国典籍英译研究必不可少的内容，希望后续研究无论是在深度上还是广度上都会有更广阔的延展空间。加强其研究力度定会大力促进我国典籍英译事业的繁荣发展，有助于“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
本文原刊载于《外语与翻译》2017年04期，感谢王老师授权iResearch平台发布，本文作了部分删减。
刘锦晖，王密卿，2017，国内汪榕培典籍英译实践研究现状与展望。《外语与翻译》（4）：21-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