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语言学

发布时间:2019-02-22 14:22浏览数:3097评论数:0 收藏

在人类社会对生态保护的高度重视下,生态学视角不仅融入了现有学科的研究思维中,还孕育了许多全新的研究领域。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生态语言学融合了生态学和语言学,通过关注语言生态以及语言和自然及社会生态的关系,旨在揭示语言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充分体现了语言学者的社会和自然担当。本期的热点聚焦节选了黄国文教授的《关于生态语言学研究的断想》和何伟教授、魏榕博士的《生态语言学:发展历程与学科属性》两篇文章,将对生态语言学的学科溯源、发展路径和学科属性等几个方面进行简单介绍。

黄国文  教授 专家简介

(本文节选自《外语与外语教学》2018年第5期“生态语言学”栏目主持人黄国文教授所作的卷首语《关于生态语言学研究的断想》)

 

关于语言与生态(包括环境)的关系(如语言与环境、语言与社会、语言使用者与语言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已经有很长的历史,黄国文(2016a)曾提到,在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萨丕尔(Edward Sapir,1884-1939)、马林诺夫斯基( Bronislaw Kaspar Malinowski,1884-1942)、弗思(John Ru-pert Firth,1890-1960)、甘柏兹(John Joseph Gumperz,1922-2013)、费希曼(Joshua Aaron Fishman,1926-2015)、海姆斯(Dell Hathaway Hymes,1927-2009)等等已故的著名语言学家的著作中,都可以找到关于语言与生态问题的论述。

 

但是,作为一个学科来构建,则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所使用的术语也有不同的情况;有些人用“the ecology of language”或“linguistic ecology”(语言生态学),有些人用“ecological linguistics”(生态的语言学) 或“ecolinguistics”(生态语言学);这点与研究语言与社会关系的“the sociology oflanguage”(语言社会学)和“sociolinguistics”(社会语言学) 是相似的。国内有一些学者(如范俊军,2005:110,冯广艺,2013: 1)明确认为,“生态语言学”也称“语言生态学”。从目前国内外情况看,“ecolinguistics”(生态语言学)用得比较普遍,被认为是能够囊括这个学科属性的术语。

 

按照著名生态语言学专家(学科的奠基人)Alwin Fill的观点,语言生态学和生态语言学是这个学科研究的两个不同的进路,分别是“豪根模式”(Haugenian Approach/Dogma;Haugen,1972)和“韩礼德模式”(Hallidayan Approach/Dogma;Halliday,1990)(见Fill,2001;Bang & Døør,2007)。

 

正如我们(黄国文 陈旸2017)所说的,由于理论指导、研究目的、研究途径和研究范围的不同,所以就有不同的三个研究视角:(1)研究语言的自然环境,紧扣大自然本身,把语言看作是自然的一个有机部分; (2)研究语言的心理环境,从心理学和心智学角度入手;(3)研究语言的社会环境,以社会学和环境学为基础。Steffensen和Fill(2014)认为,语言存在于不同的生态(环境) 中:(1)象征生态,(2)自然生态,(3)社会文化生态,(4)认知生态;如果按照这样的区分,那就可以从这四个视角来研究生态语言学问题。如果从所采用的理论而言,那就会有很多不同的进路,比较常见的有,互动交际(interactional-communicative)视角、认知视角、社会学视角、心理学视角、语言学视角(又可更进一步分为话语分析视角、认知语言学视角、功能语言学视角,等等)。

 

由于生态语言学涉及到语言学和生态学两个学科,所以在本质上它是交叉学科(这点和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等学科一样)。关于生态语言学的定义,目前也没有一致的看法。例如,Steffensen和Fill(2014)认为生态语言学是“自然化语言科学”(a naturalised science of language),因此它属于“生命科学”(life science)。这是把生态语言学当作研究包括人类在内的生态系统的语言学科。这个定义很宽广,涉及的问题非常复杂。从这个角度看,只要与语言有关,都可以说是属于生态语言学研究的范围。Stibbe(2015)则从实际出发,认为生态语言学就是研究语言与各种形式的互动,比如说通过分析语言来揭示人们对自然( 包括人和其他生命形式)的关系,根据特定的生态哲学观来判断不同类型的话语的性质;因此,他(Stibbe,2015: 9)明确指出,生态语言学中的“语言学”指的是运用语言学分析技巧来揭示我们信奉和践行的“故事”(story)(包括有益性话语、中性话语和破坏性话语),并从分析者的生态哲学观(ecosophy)角度对不同的话语进行评判,或表示赞扬、鼓励、支持、认同、理解、容忍,或提出质疑、挑战和批判。从这点看,生态语言学是话语分析或批评话语分析的延伸和拓展,它研究的不仅仅是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包括人与自然中其他生命形式的关系。如果我们认真比较Steffensen和Fill(2014)与Stibbe(2015)这两种观点,会发现它们是一个连续统的两端,都是聚焦语言与生态之间的关系和互动,都是试图探索这种关系和互动的内部机制以及它们在整个生态系统中的作用。简单地说,Steffensen和Fill(2014)所说的是“强式生态语言学”(the strong version of Ecolinguistics),而Stibbe(2015)所说的则是“弱式生态语言学”(the weak version of Ecolinguistics)。

 

工业化一方面给人类生活带来了便利,另一方面对各种生态系统(包括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造成了严重破坏。生态语言学的兴起和发展与工业化进程关系密切,这点与其他学科的发展是相同的;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都从生态学的视角研究问题,这就是李继宗和袁闯所说的“当代科学的生态学化”问题:“使用‘生态学化’的说法,首先在于生态学对当代科学的巨大影响”(1988: 45),“当代科学思维方式的变化清楚地反映出科学的生态学化趋势”(1988: 49),“生态学或生态问题研究已经并将继续从多方面推动当代科学的综合趋势。”(1988: 46)学科生态学化的作用就是推动了不同的学科与生态学发生关系,从生态的角度审视学科的发展,因此出现了生态环境学、生态人类学、生态经济学、生态美学、生态政治学、生态社会学、生态伦理学、生态城市美学、生态文艺学、生态心理学、生态神学、生态教育学、生态文学、生态翻译学、生态语言学等新兴的交叉学科。

 

但是,正如我们(黄国文,2016b)说过的那样,目前“生态”这一概念用得比较宽泛和普遍;从国家领导人、政治家、社会名流、企业家、到一般的市民和农村的农民都在谈论生态和与生态有关的问题,因此,“几乎所有与‘环境’有关的问题都可以联系到生态,因为‘生态学’基本的含义就是生物体与其周围环境(包括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黄国文,2016b: 11)。这其实就是生态问题泛化的表现。

 

从生态语言学研究的发展状况看,有两本论文集值得特别注意。一本是Fill和Mühlhusler(2001)所编的《生态语言学读本》,另一本是Fill和Penz(2018)所编的《劳特利奇生态语言学手册》《生态语言学读本》所收辑的文章分布在四个不同的部分:(1)生态语言学的根源,(2)作为隐喻的生态学,(3)语言与环境,(4)批评生态语言学。《劳特利奇生态语言学手册》也是由四个部分组成:(1)在社会和个体环境中的语言,(2)与环境相关的语言的作用,(3)哲学和跨学科的生态语言学,(4)生态语言学新的研究方向与发展趋势。这两本文集所涉及的内容很广泛,囊括了该学科研究的方方面面。另外,Stibbe(2015)的《生态语言学:语言、生态与我们奉信和践行的故事》也是一本影响较大的生态语言学著作,所采取的研究视角包括批评话语分析、认知语言学和功能语言学等。

 

从这三本书看,很多生态语言学研究者受到特定生态哲学思想和批评语言学的影响,采用批评话语分析的方法,从语言与环境的角度看待生态语言学所涉及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批评生态语言学(Critical Ecolinguistics)立场比较突出。这也是触动我们提出中国语境中必须探索“和谐话语分析”(Harmonious Discourse Analysis)的直接原因。(赵蕊华黄国文,2017)。

 

相对而言,中国的生态语言学研究起步较晚,学者对生态问题认识不足,也不够重视这个学科的发展。其实,早在二三十年前,就有中国学者注意到语言与生态的关系问题,如郑通涛(1985)和李国正(1991)他们就谈到语言生态问题;冯广艺(2013)还出版了我国第一本题为《语言生态学引论》专著。但是,相对于很多其他学科(如话语分析、批评话语分析、语用学、系统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我们对生态语言学的研究还是不够的,所发表的论文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是有待提高的,这点通过CNKI搜索就很明白。

 

从学科属性看,生态语言学属于广义的应用语言学(这点与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一样),不管理论来自哪个学科,只要能帮助我们研究语言与生态问题,就可以拿来使用,这点与“话语分析”是一样的:不拘泥于某种语言学理论模式,把重点放在用理论来解决实际问题;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拓展,今后的研究就肯定会更加聚焦(如专门讨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语言与气候变化、经济教科书中的语言、自然诗歌对发展经济的表述、生态移民的语言问题、语言与宠物的圈养、语言与退耕还林工程、肉品生产的描述、肉类食品的推销,等等)。

 

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中国现在要建设的现代化,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一方面,我们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能力得到了极大提高,这样接踵而来的是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等不利于生态平衡的活动给人类造成巨大灾难的问题。当今的环境问题主要是人类活动带来的。语言是人类的重要活动,作为语言工作者和生态语言学研究者,我们责无旁贷,应该从语言的角度审视生态问题。我们要研究的问题之一是“语言是怎样影响生态的?”或者用Halliday(2007: 14)的话说,“How do our ways of meaning affect the impact we have on the environment?”(我们的意指方式如何左右我们对环境的影响?)。

 

语言与生态的问题是一个关系到人类生活和生存的问题。生态语言学研究者会面临很多学术挑战,任重而道远。但是,只要我们“Think and act ecolinguistically”(思,以生态语言学为本;行,以生态语言学为道。)(黄国文,2016a),从生态语言学的角度去审视我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和一行一动,我们的研究一定会更上一层楼,我们的生活也会更加和谐和更加美好!

 

参考文献:

Bang, J. & J. Door. 2007. Language, Ecology, and Society: A Dialectical Approach [M].  London: Continuum.

Fill, A. & P. Mühlhausler. (eds.) 2001. The Ecolinguistics Reader: Language, Ecology and Environment[C]. London: Continuum.

Fill, A. & H. Penz. (eds.) 2018.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Ecolinguistics[C]. London: Routledge.

Halliday, M.A.K. 1990. New ways of meaning: The challenge to applied linguistics[J].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6): 7-36.

Halliday, M.A.K. 2007. Applied linguistics as an evolving theme[A]. In J. Webster (ed.). Language and Education (Vol.9 of The Collected Works of M.A.K. Halliday)[C]. London: Continuum.

Haugen, E. 1972. The ecology of language[A]. In A. Dil (ed.). The Ecology of Language: Essays by Einar Haugen[C].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effensen, S. & A. Fill. 2014. Ecolinguistics: The state of the art and future horizons[J]. Language Sciences,(41): 6-25.

Stibbe, A. 2015. Ecolinguistics: Language,Ecology and the Stories We Live By[M]. London: Routledge.

范俊军.2005.生态语言学研究述评[J].外语教学与研究,(2):110-115.

冯广艺.2013.语言生态学引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

黄国文.2016a.生态语言学的兴起和发展[J].中国外语,(1):1,8-10.

黄国文.2016b.外语教学与研究的生态化取向[J].中国外语,(5):1,9-13.

黄国文 陈旸.2017.作为新兴学科的生态语言学[J].中国外语,(5):38-46.

李国正.1991.生态汉语学[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

李继宗 袁闯.1988.论当代科学的生态学化[J].学术月刊,(7):45-51.

赵蕊华 黄国文.2017.生态语言学研究与和谐话语分析——黄国文教授访谈录[J].当代外语研究,(4):15-18+25.

郑通涛.1985.语言的相关性原则——《语言生态学初探》之一[J].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4):150-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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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伟  教授 专家简介

(以下内容节选自何伟、魏榕所著《生态语言学:发展历程与学科属性》一文(见《国外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

 

生态语言学的学科属性

1. 生态语言学的超学科性

生态语言学不是“单一学科”(a discipline) ,而是一种“超学科性学科”(trans-discipline),其本质属性为超学科性,其超学科特性可以从以下四点得到说明。

 

首先,生态语言学的超学科性可以从其历史背景与缘起中体现。其一,生态语言学与“超学科性”概念几乎是同年诞生,这证实了生态语言学具有超学科特性的历史渊源。其二,生态语言学不是生态学和语言学的简单机械结合,也不可能是在语言学前面加上一个“生态”的标签,而是“生态”含义与语言学在超学科性层面上的融合。其三,生态语言学的缘起是豪根的“语言生态”,而“语言生态”的诞生受到多个学科的影响。根据豪根首次提出“语言生态”概念的文章——《语言生态》一文,我们可以看到生态语言学明显受到生态学、社会学以及语言学的影响。另外,根据当时历史发展背景,豪根的“语言生态”还受到了哲学的影响。⑤⑥由此可见,生态语言学不管从名称或缘起都展现了超学科的本质属性。其四,生态语言学的“非隐喻模式”发起者韩礼德强调,超学科研究应该聚焦主题,而不是学科。生态语言学主题突出,即“从生态的角度去看语言或者从语言的角度去看与语言有关的生态问题”。

 

其次,生态语言学的超学科性可以从研究范式所涉及的多领域得到说明。目前,生态语言学主要涉及六大研究范式,包含传统的“隐喻模式”与“非隐喻模式”,新兴的“认知模式”“生物认知模式”“哲学模式”“文化外交模式”。“隐喻模式”即为生态语言学的缘起,主要涉及生态学、社会学、语言学以及哲学。“非隐喻模式”的关注点为语言与生态之间的关系,涉及生态学、语言学、经济学、环境科学、宗教研究、心理学、哲学以及其他多个领域,可以从批评话语分析、认知语言学、身份识别理论、判断与真实性理论、系统功能语言学、多模态话语分析、修辞学、社会语言学、观众反应研究(audience response studies) 、语料库语言学、定量研究、现象学、人类语言学、人种学等理论中选取理论、方法,尔后将之调节为适合生态语言学的研究框架和方法,确保新框架能充分揭示生态意义。“认知模式”主要涵盖生态学、认知科学、语言学、心理学、文化等领域。“生物认知模式”主要是生态学、语言学以及生物学的结合。“哲学模式”主要涉及生态学、哲学、伦理学、宗教研究、语言学等。“文化外交模式”主要涉及生态学、文化学、哲学、外交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伦理学、语言学等。总之,以上六种研究范式,不管是传统模式抑或新兴模式,或具有不同的理论基础、研究对象与研究目的,或具有不同的研究出发点,它们并不冲突,各有侧重,相互补充。

 

再次,生态语言学的超学科性体现为“边际性”与“开放性”双重特点。生态语言学的边际性主要指它与其他众多学科的融合性,该学科借鉴其他学科(认知科学、生物学、哲学等) 所取得的成果为本学科的发展壮大奠定基础。生态语言学的开放性在于其非同寻常的互动性,该学科与很多学科保持密切的联系,与生态语言学直接或者间接相关的学科有社会语言学( sociolinguistics)、生物语言学(biolinguistics)、复兴语言学(revival linguistics)、进化语言学(evolutionary linguistics)、接触语言学(contact linguistics)、记录语言学(documentary linguistics)等,这些学科探讨的是相同的、相似的或者相关的问题。另外,生态语言学的开放性还在于其对不同领域学者的吸引力,它使得心理学家、哲学家、人类学家、生态学家等都纷纷关注或直接介入此领域研究。

 

最后,生态语言学的超学科性与科学的发展趋势息息相关。作为一门超学科语言学,生态语言学在解决现实问题中作用重大:一者,生态思想(ecological thinking)本身就意味着复杂性,涉及多种价值观;二者,生态系统不仅涉及自然,同样涉及文化、社会与心理;三者,生态语言学的各种研究范式不仅强调生态思想在语言行为中的批判或指导作用,而且将语言的结构组织与功能组织重构为生态系统组织。

 

2. 生态语言学的应用性

作为一门超学科性学科,生态语言学具有强大的应用功能,目前主要体现在教育、翻译、文学批评、环保以及国际关系等五个领域。

 

生态语言学为外语教学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式,促进了“教育的生态化取向”如利奥·范里尔(Leo van Lier)从生态语言学的宏观层面出发,结合社会文化理论,把生态世界观(ecological world view)融入语言教学,尝试建构适用于语言教学的“生态语言学”(ecological linguistics)框架。⑮⑯他认为,教育语言学(educational linguistics)中的语言教学者与学习者不是语言的活体解剖者或古生物学者,而是语言的行为者,因此不管是语言教学者或学习者都应该全面地考察语言,把语言当做复杂符号生态系统(semiotic ecosystem)中相互作用的生命实体(livingentity),了解语言的作用(what it does)、言语者(by whom)、言语对象(to whom)、言语服务对象(for whom)等多个方面。

 

生态语言学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近年来兴起的“生态翻译学”,是一门将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进行类比,致力于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相互关系的研究。我们认为,生态翻译学可以理解为生态语言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因为生态语言学关注语言在所有生命可持续性关系中的作用,而生态翻译学中的“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也是一种生命可持续性关系,涉及“源语言”(source language)和“目标语言”(target language)在“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相互关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生态语言学为文学批评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基于生态语言学,安德鲁·格特力(Andrew Goatly)提出了“生态文体学”(ecostylistics),即运用语言学理论推动表征自然以及人类与自然关系文本的文学批评,进而建构人类与自然之间形成积极互动的文学性自然表征资源体系。如从系统功能语言学视角分析爱丽丝·奥斯沃尔德(Alice Oswald)的诗集《石之歌》(Song of a Stone),其中的“song”运用了名词化和拟人手法,展现出了石头会歌唱的意境,这为没有生命的石头赋予了生命,是一种生态文体学分析。

 

生态语言学为环境保护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正如生态语言学“非隐喻模式”的提倡者韩礼德所强调的,解决环境问题不只是生物学家和物理学家的责任,也是语言学家应该承担的义务。自此,语言学家们逐渐致力于以语言解决环境问题的研究,如阿伦·斯提布(Arran Stibbe)基于“生活”生态哲学观,分析话语类型( 有益性话语、模糊性话语和破坏性话语),号召人们宣传有益性话语、改善模糊性话语并抵制破坏性话语,促使人们保护自然环境,乃至整个生态系统。

 

生态语言学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何伟、魏榕尝试从生态语言学视角进行国际关系研究,即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哲学思想、外交理念以及国际社会现存问题,融创促进国际关系良性发展的生态哲学观;在此哲学观指导下,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三大元能为理论基础,建构生态话语分析模式; 以此模式为分析依据,通过话语研究,揭示话语发出者(某个国家)的话语特点和意图,分析其话语传递的生态意义:保护国际生态系统、破坏国际生态系统或者保持模棱两可的态度,从而倡导国际社会减少破坏性国际生态话语的使用,产出更多的国际生态系统保护性话语,使中性话语朝着保护性话语的方向发展,最终促进国际社会生态系统的健康与持续发展。21

此处需要强调,本文只介绍了目前生态语言学的主要应用领域,随着科技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以及生态语言学自身的发展,其应用领域还会不断得以扩展,这也是其超学科属性所决定的。

 

参考文献:

① Arran Stibbe, 2017,转引自何伟、魏榕:《生态语言学的超学科发展——阿伦·斯提布博士访谈录》,《外语研究》2018年即出。

② Jean Piaget, Epistemologie des relations interdisciplinaires, in Ceri (ed). L’interdisciplinarite’. Problemes d’enseignement et de Recherche dans les Universite’s. Paris: UNESCO/ OECD, 1972, p.144.

③ Alwin Fill, Ecolinguistics: States of the Art, 2001, p. 46.

④ Stig Eliasson, The Birth of Language Ecology: Interdisciplinary Influences in Einar Haugen's “The Ecology of Language”, Language Sciences, Vol.50, 2015, pp. 78-92.

⑤Sune Vork Steffensen, Language, Languaging, and the Extended Mind Hypothesis, 2009, pp. 677-697.

⑥ Sune Vork Steffensen & Alwin Fill,Ecolinguistics: The State of the Art and Future Horizons, 2014, pp. 6-25.

⑦ Machael Halliday, New ways of meaning: The challenge to applied linguistics,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Vol. 6, 1990, pp. 7-16.

⑧ 黄国文、陈旸:《作为新兴学科的生态语言学》,《中国外语》2017年第5期。

⑨ Arran Stibbe, 2017,转引自何伟、魏榕:《生态语言学的超学科发展——阿伦·斯提布博士访谈录》,《外语研究》2018年即出。

⑩ 肖自辉:《国外生态语言学的几个关注点》,《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⑪ 黄国文:《从系统功能语言学到生态语言学》,《外语教学》2017年第5期。

⑫ 刘国兵:《中国英语研究的生态语言学视角》,《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⑬ Peter Finke, Transdisciplinary linguistics: ecolinguistics as a pacemaker into a new scientific age, in Alwin Fill & Hermine Penz (eds.), Routledge Handbook of Ecolinguistics, London: Routledge, 2017, pp.406.

⑭ 黄国文:《外语教学与研究的生态化取向》,《中国外语》2016年第5期

⑮ Leo van Lier, From input to affordance, in James Lantolf (ed.), Sociocultural Theory and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Oxford: OUP, 2000.

⑯ Leo van Lier, An ecological-semiotic perspective o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in Claire Kramsch (e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Socialization: Ecological Perspectives, London & New York: Continuum, 2002, pp.141-146.

⑰ 胡庚申:《生态翻译学解读》,《中国翻译》2008年第6期。

⑱ Andrew Goatly, Lexico-grammar and Ecolinguistics, in Alwin Fill & Hermine Penz (eds.), Routledge Handbook of Ecolinguistics, London: Routledge, 2017, pp.227-248.

⑲ Machael Halliday, New ways of meaning: The challenge to applied linguistics,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Vol. 6, 1990, pp. 7-16.

⑳ 何伟、魏榕:《国际生态话语之及物性分析模式建构》,《现代外语》2017年第5期。

21何伟、魏榕:《国际生态话语的内涵及研究路向》,《外语研究》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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