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类”主义

发布时间:2020-04-09 13:51浏览数:2013评论数:0 收藏

毫无疑问的是,今天我们谈后人类、后人类主义实在已经太迟了。因为玛丽·雪莱,标识了科幻文类生日的女性主义写作者,最初书写的就是后人类、人与非人、人与后人的状况和困境,先于人文学者、人文思想者提出了人道主义自身的困境问题。(戴锦华:《遗骸、幻境或未来之乡》)雪莱的想象开启了关于后人类的思考,英国评论家曼拉弗(Manlove)认为雪莱的《弗兰克斯坦》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代表了人类的艺术想象力与创造性。作为一种由解剖学引发的虚构,它极富先见地预示了我们的时代关于后人类的焦虑。如果说科学怪人还只是一种浪漫化的假想,只是对于彼时科学发展的一种文学回应,/则更多地以真实存在的“变异人的形象出现在市镇、城郊的剧院或广场中。在雪莱的世纪,/的形象以风靡欧洲的畸形秀(freak show)的方式现身,表现为种种不正常的人。他们作为某种边界性、阈限性的存在界定了人,其身影同时又常常指向了人性的边界,挑战了人之为人的假设,通向了关于后人类的想象。关于人的认知——这个在一般分类学中隐而不宣的问题被有意彰显出来。作为某种预兆,他们对应了一个世纪后福柯关于人之死的论断。在关于人的建构与想象中,非人如影随形,以一种吸纳-排除的方式,由此划定了自身的存在。在当代思想界,诸多思想家、理论家围绕怪物或非人展开了意义深刻的讨论。德里达、福柯、阿甘本、齐泽克等思想家均曾探讨这一问题,将之视为理解西方思想传统的重要意象。他们的偏重虽各有不同,但皆将怪物视作一种处于边缘地带的存在,由此构成对于人之秩序与边界的僭越。尤为重要的是,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以《赛博格宣言》开启了科学视域中对于人机结合怪物的探索,阐明了科技的发展对传统主体与客体、人与非人之间。她以赛博格的形象解构了人与动物、有机体与机器、自然与非自然的神圣对立。机器渗入甚至融入到有机的身体之中,打破了有机体与无机体的界限。我们是赛博格,赛博格是我们的本体论。关于后人类的讨论由此进入人文主义和社会科学的当代批评话语体系之中。本期热点聚焦摘选天津师范大学王行坤副教授的《后人类人本转向下的人类、动物与生命》(2018)、中国人民大学陈世丹教授《西方文论关键词:后人文主义》(2019)两篇论文以及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唐娜·哈拉维教授的“Making Kin: An Interview with Donna Haraway”2019)一篇访谈,供广大读者学习参考。

王行坤  副教授 专家简介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后人类/人本”思潮在很大程度上质疑挑战了人类中心主义和人本主义,推进了我们对于何为人类、人类与动物之间关系以及人类生命的反思。作者梳理了“后人类/人本”研究的三种路径,其中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和“人类学机器”概念从政治领域内的人的动物化境况出发,揭示当代人类生命所遭遇的排斥性吸纳的困境。阿甘本对“动物问题”的处理主要受到亚里士多德、海德格尔以及阿伦特等思想家的影响,针对的是政治领域中人如何沦为动物的机制——“人类学机器”。因为现存秩序的排斥性吸纳的机制,绝大多数人类“从来都没有人类过”。现代人的生命随时可能被主权权力所捕获,从而造成政治生命与生物生命的分离,主权禁令将某些人抛弃,褫夺他们的政治生命,让他们成为赤裸生命。在人与动物的关系问题上,他借用“人类学机器”的概念来分析某些人如何被动物化,并且提出要彻底打破人与非人、人与动物的分化,打碎人类学机器。但阿甘本基于非历史化的分析所提出的是一种消极政治。作者强调,阿甘本关于人的动物化论题是我们在当下所面对的根本性问题,揭示了人本主义的虚妄——我们从未人类过(we have never been human),人类生命在现代以来的命运是越来越动物化,越来越贫乏,但阿甘本囿于政治和哲学的非历史化的思考不可能真正叫停“人类学机器”,并且达成人性与动物性的和解。作者旨在回到青年马克思从异化劳动的角度对人的动物化所进行的思考,重新阐释其“类本质”的概念,从而提出一种真正解放人类生命、同时又拒绝人类中心主义和人本主义的观念。

摘录自:王行坤,2018, “后人类人本”转向下的人类、动物与生命,《文艺理论研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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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世丹  教授 专家简介

专家指出,“后人类”这个术语于20世纪90年代正式进入人文主义和社会科学的当代批评话语体系;后人文主义理论是继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现代文学伦理学批评之后另一种重要的后学。人文主义是一种集中在人的利益或价值的学说、看法或生活方式,尤其是一种通常拒绝超自然主义,强调个人的尊严、价值和通过理性而实现自我的哲学。而后人文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则以批判传统人文主义为己任,主张“去人类中心化”。哲学后人文主义思想首先解构人文主义的基石“人”的概念,接着又向“人类中心论”和人的优越性发难,彻底终结了人的自大传统。后人文主义提出了和谐共存的自然观,主张合理开发利用高科技,恢复科技造福人类、维持社会可持续性发展的功能,倡导人类要关爱非人类,承认差异,包容并敬重他者,建构多元物种和谐共生的后人类社会。后人文主义理论不仅有助于揭示新兴技术的内在政治,同时也为我们重新看待人与技术、人与动物、人与环境等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出发点、一种新型的研究方式。

 

摘录自:陈世丹,2019,西方文论关键词:后人文主义,《外国文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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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娜·哈拉维  教授 专家简介

哈拉维以相对浅易的语言谈论了“制造亲缘”(making kin)、“人类纪”等当下与后人类密切相关的话题,回应了她在近著《与忧患并存:在克苏鲁纪制造亲缘》中提出的观点,聚焦人类与其他物种的共处。她认为,为了全球75亿多人口的福祉,我们需要“制造亲缘”,也即那种持久的、相互的、义务的、不可抛弃的关联。她强调了人和其他物种的共生关系,“我的家人从来就不只是人类。生为任何动物都要必须处于一个互利共栖的关系之中,与其他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相互联系,以一种全息生物的方式,而不是作为一个有机体或个体的人生活。这才是好的科学。”她还解释了她会什么反对“人类纪”(Anthropocene)这个概念。她所提出的克苏鲁纪,源自两个希腊词,“khthô”意为下面的世界, “kainos”意思是现在、当下。克苏鲁纪对哈拉维来说是人类纪以及资本纪 (Capitalocene) 之后的一个出口,让人学习如何在一个遭受破坏的地球上、在纠乱之中生存。在她看来,“生物学、艺术、政治彼此不可或缺……诱导在共生系统中 (sympoiesis)去思考以及创造一个可居的世界,也即克苏鲁纪。”这篇访谈可以作为理解哈拉维近期思想的导读。

 

摘录自:Steve Paulson & Donna Haraway, 2019, Making Kin: An Interview with Donna Haraway, https://lareviewofbooks.org/article/making-kin-an-interview-with-donna-haraway/ (accessed on Jan. 1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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