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0-08-06 17:24浏览数：892评论数：0 收藏
长久以来，翻译活动在中外文化交流互鉴和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期话题从《论语》翻译到1910—1949时期的汉语白话文翻译，再到《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翻译，通过历时视角勾勒出翻译研究的发展历程和研究关切，同时展现了翻译研究的多元视角，以期为相关学者和译者提供借鉴。
王琰 副教授
专家简介
二战后《论语》英译本数量较多，但集中于20世纪90年代出现，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近年来西方汉学界的儒学研究趋于对儒家思想内涵的探讨，很多问题都需要回溯到原典，原典的研究和诠释重要性突显；第二，东亚儒学文化圈的崛起在西方引发了儒学热，更多学者参与到其中，大众也有了解的需求；第三，后现代思潮在上世纪90年代形成了全球性的影响，在经典诠释上表现为追求解读的多元性；第四，随着考古成果不断涌现以及对中国语言、文化研究的深入，西方学者对《论语》的研究和认识也有了新的发展，催生了新译本的出现。
和以往的译本相比，本阶段大部分译本有个共同的新特点：有意识地避免西方文化前见对诠释的影响，尽量回归儒家特有的思想，这与该阶段西方汉学“中国中心观”的趋向有关。不过，译本具体采取的诠释方法却各有不同，译者身份、翻译目的以及对文本认识的差异是形成这种不同的原因所在。首先，译者们对《论语》文本有不同的看法，如利斯将之视为文学作品，安乐哲和罗思文将其作为哲学文本，白氏夫妇则将其作为特定历史中的产物。其次，该阶段译者除了共同的汉学家身份外，还有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等不同身份，因此在诠释时侧重点不同，如哲学家着眼于观念预设和陈述模式，而史学家更注重文本的起源以及与社会、政治等的联系。第三，翻译目的各异，利斯试图将孔子思想的现代价值传达给普通大众，安乐哲和罗思文力图在英语中将孔子思想的哲学特点体现出来，而白氏夫妇则是为了探究战国时期文本的真实历史面貌。虽然译本呈现出如此多元的形态，但采取的诠释进路大体上可以归为两种：面向文本与历史的定向和面向理论和现实的定向。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一部作品的诠释过程往往同时包含这两种定向，刘笑敢就提出诠释作品是 “两种定向之间冲突、融合与妥协的结果,是内在的两种定向外化凝固的结果”（2007：98），以上划分的根据是视其更侧重于哪一个方向而言的。
西方汉学家译者由于没有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研究视野较为宽阔，视角和方法都不同于国内研究者，这为中国学界提供了学术创新的思路，可以启发国内学者用新的角度重新审视自己的历史文化，促成了与中国学者的对话。中国学者在对话中不仅肯定其学术价值，也有建设性的批评，这种对话可以改变西方汉学家“自说自话”的研究状况，纠正汉学研究的偏颇之处，进而影响其学术研究思路。正如张西平（2007：56）所说，通过这样的对话，“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将逐步走向自觉和繁荣，也正是在这场对话中汉学家（中国学家）才开始面临真正的学术对手，并改变自己的理论形态，也只有在这场对话中中国文化将真正走向世界”。
参考文献
[美]安乐哲，2002，《和而不同：比较哲学与中西会通》[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美]安乐哲，2006，全球化的本土化与文化传承—还中国哲学以本来面目[A]，汪泓译，载乐黛云，[法]李比雄主编，《跨文化对话（第18辑）》[C]。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刘笑敢，2007， 从注释到创构：两种定向两个标准———以朱熹《论语集注》为例[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90-102。
刘笑敢，2009，《诠释与定向：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之探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
张西平，2007， 西方汉学研究导论[A]，载阎纯德主编，《汉学研究》[C]。北京：学苑出版社。
摘选自：王琰，2010，《论语》英译与西方汉学的当代发展[J]，《中国翻译》（3）：24-32。
赵秋荣 教授
专家简介
二十世纪前半叶，现代汉语白话文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些变化很大程度上受了西文的影响，尤其是翻译的影响（北京师范学院，1959；王力，1943/1985；Kubler,1985；谢耀基，1990；王克非，2002；秦洪武，2010；刁晏斌 2006；贺阳 2008；秦洪武、夏云，2017；朱一凡 2018）。但是，现有研究较少关注这一变化产生的原因和形成过程，翻译汉语在特定时期以何种方式影响现代汉语白话文的发展，迄今为止还是个谜团。笔者参与的一个项目关注这个问题。
该项目主要做了三件工作：一是建设了历时复合语料库（1910-1949）；二是以词汇、句法和语篇等方面的典型个案为考察对象，探究翻译对现代汉语发展变化的影响；三是从语言接触即编码复制框架理论的视角解读了翻译引发的语言接触和语言变化的可能性和限度。
1.语料库建设
该项目首先建成历时复合语料库，主要包括历时类比语料库（1910-1949）、双语平行语料库（1930-1949）以及参照语料库，涵盖一百三十多位作家/译者的作品，库容约760万字/词。所有语料进行了人工校对，双语平行语料库达到句级对齐。
其次，借鉴国内外语言变化的研究成果，将总考察期内类比语料库分为四个研究阶段，以每十年的后五年为一个考察阶段，呈现一定时间跨度，加密时间间距。更有利于观察现代汉语白话文的发展变化。即1915-1920为第一阶段，1925-1930为第二阶段，1935-1940为第三阶段，1945-1949为第四阶段。
2．翻译对目标语言的影响
基于历时复合语料库（1910-1949）与编码复制框架理论，从语言文体特点、词汇、句法和语篇等视角考察翻译对目标语言的影响。
（1）语言文体特点：
以词汇密度、平均句长和平均句段长为考察对象，研究发现：①翻译的普遍性假说忽略了翻译与社会文化语境的关系，不适用于所有的翻译现象。②翻译汉语的特征是不固定的，具有阶段性特点。这种特点与翻译在整个文学系统中的地位息息相关（赵秋荣、王克非 2013）。
（2）基于词汇的考察
在向语言“明确化”发展过程中，现代汉语白话文数量词的使用频率在五四后短时间内迅速增加，这一变化受翻译影响。以数量词“一个”为例，基于历时类比语料考察其成因，分析发现：频率和用法上，原创汉语和翻译汉语中数量词的使用存在关联。“一个”模仿和复制了翻译汉语中的表达形式，使用频率增加、使用范围扩展和词汇组合能力增强。英汉平行语料库的考察也表明翻译是促进“一个”频率增加、用法扩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赵秋荣 2014）。
（3）基于句法的考察
1）被动语态：以被动语态为个案考察，研究发现：①总体上，翻译汉语中含“被”的被动语态呈降低趋势；而原创汉语中，却先升高，后降低。②翻译过程中译者尽量减少欧化成分，使译文更加符合汉语习惯；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很大程度上复制了译文的处理方式，造成了汉语的欧化。③翻译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现代汉语的发展变化。（董元兴、赵秋荣 2012）
2）定语结构：二十世纪前半叶，现代汉语白话文的句子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主要表现在定语的长度与容量上。以“一个+的+名词中心语”中的定语长度和容量为例，描述了这一变化的主要表现，从语言接触和认知视角分析了促成此变化的原因、可能性与限度。研究发现：相对于旧白话，五四后短时间内现代汉语白话文的定语长度增加、容量扩展。除了现代汉语自身发展的原因外，翻译语言推动了这一进程；但受汉语自身属性的限制，汉语对容量扩增十分敏感，再加上认知处理能力的限制，这种扩展是有限的(赵秋荣、王克非 2020)。
（4）基于语篇的考察
在向语言表达的“精密化、明确化”发展进程中，现代汉语话语重述标记的使用频率在“五四”后短时间内剧烈增加，这一变化受翻译影响。为考察其成因，基于历时复合语料库（1910-1949），通过类比分析发现：频率和分布上，原创汉语和翻译汉语中话语重述标记的使用存在关联。进一步分析显示：积极借助翻译改造现代汉语的初期，话语重述标记在翻译汉语和原创汉语中种类多、频率高；在其后的欧化反思阶段，该类标记的种类和使用频率呈下降趋势。总体看来，翻译汉语中话语重述标记的使用频率高于原创汉语。早期现代汉语白话文高频使用话语重述标记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译文的影响（赵秋荣、王克非 2014）。
（5）编码复制框架理论视角下翻译对现代汉语发展变化的影响
编码复制框架（code-copying framework）主要包括全部复制、部分复制和混合复制，不仅描述了不同语言对之间的复制，也解释了不同语言变体间的借用和复制。翻译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接触形式，语言复制过程中存在一些特殊性。现代汉语白话文能在较短时间内发生变化，有时甚至是凸显的剧烈的变化，仅靠内因的作用是不能实现的，在社会、认知和心理因素刺激情况下，语言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才可能促成较短时间内语言间的复制和变化。编码复制框架理论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语言间复制的可能性、必然性和限度（赵秋荣 2014）。
翻译与目标语言的发展变化是个漫长的过程，影响因素较多，该项目只就几个语言点部分证实了前人的研究发现，研究相对单薄，也有很多不足之处。未来还需要借助大数据的研究方法、数据统计、分析和挖掘的路径以及社会学、翻译学等方面的理论和方法进一步探索。
摘选自：赵秋荣，2020，《翻译与现代汉语的发展——基于历时复合语料库（1900-1949）的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赵晶 副教授
专家简介
近年来，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下，外宣翻译得到了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当中国被历史性地推到国际舞台的中央，国际传播已极大地拓展到西方话语体系受众，外宣翻译如何适应这种新变化，决定了新时代中国对外传播的实际效果。政治话语的对外传播应遵循“以我为主、简洁、标准化”的原则（郭业洲 2014），做好政治对内话语体系向对外话语体系的转换（贾毓玲 2017）。系统功能语言学聚焦话语的选择和功能，可为两种话语体系之间的转换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思想，翻译可看作一种跨语际再实例化过程（De Souza 2010）。翻译过程首先要基于原文实例，向上寻找意义潜势，即完成“去实例化”（distantiation），然后将该意义潜势映射到目的语语言系统中，并将其二次实例化，完成“再实例化”，进而得到译文。任何翻译行为都是目标语语境下的意义重构和语篇再生。翻译便可看作一种以源语文本意义为导向的跨语际再实例化过程（赵晶 2017：32）Halliday（1992）把翻译看作“有导向的意义创建活动”，Matthiessen（2001：115）认为“翻译是一种随文本展开而创建意义的过程”，这两种观点都和再实例化的概念异曲同工。“耦合”和“意义权重”是与再实例化密切相关的两个概念。“耦合”（coupling）是指语言使用者对语言形式的具体选择，强调意义的实现方式（Martin 2008/2010：491）。耦合的选择受到意义的牵制，一种耦合类型若反复出现，便可形成相应的耦合模式（同上：494）。“意义权重”（commitment）是指意义潜势在特定实例化过程中所激活的数量，即实例文本中的意义重量（Martin 2010/2012：26）。原文的意义潜势在译文激活的数量越多，表明译文意义权重越高，翻译也就越为充分。
笔者从再实例化的视角探讨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两卷本中213条标题的翻译策略与方法。研究发现，译者力求客观真实地对外介绍和传播习近平同志治国理政的思想和智慧，同时又充分考虑源语和目的语的语言文化差异，合理进行取舍调整，做好对内话语向对外话语的转换。具体而言，跨语际再实例化过程中，译者综合选用了升降意义权重、调整评价意义、删减修辞手段、改变耦合模式等翻译策略和方法，完成了译文的意义调整和形式转换，实现了语篇再生。对内话语向对外话语的转换是一项系统工程，关乎中国外部生存环境和国际舆论的导向，具有突出的政治意义和现实价值。再实例化的视角关注话语的选择和取舍，可为内外话语转换提供理论依据，有待进一步深入探索和系统挖掘。
部分参考文献
De Souza L. M. F. 2010. Interlingual Re-instantiation: A Model for a New and More Comprehensive Systemic Functional Perspective on Translation. Ph.D dissertation [D]. University of Florianólolis.
Halliday, M. A. K. 1992. Language theory and translation practice [A]. In Rivista internazionale di tecnica della traduzione[C]. Udine, Campanotto Editore, 0: 15-22.
Martin, J. R. 2010/2012. Semantic variation: modelling system, text and affiliation in social semiosis [A]. In Wang Zhenhua (ed.). Forensic Linguistics.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 R. Martin Vol. 8 [C]. Shanghai: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7-39.
Martin, J. R. 2008/2010. Tenderness: realization and instantiation in a Botswanan town[A]. In Wang Zhenhua (ed.). SFL Theory.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 R. Martin Vol. 1 [C]. Shanghai: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484-513.
Matthiessen, C. M. I. M. 2001. The environments of translation [A]. In Steiner, E. & Yallop, C. (eds.). Exploring Translation and Multilingual Text Production: Beyond Content [C]. Berlin &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41-126.
摘选自：赵晶，2020，再实例化视角下政治文本标题的翻译策略与方法——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英译为例[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6（1）：30-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