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1-12-24 09:36浏览数：538评论数：0 收藏
随着“中国文学‘走出去’战略”的持续推进，“走出去”工程初见成效，而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传播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障碍也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在本次话题讨论中，学者们围绕这些问题提出若干思考，探析了这些问题和障碍背后的原因，提出中国文学既要“走出去”，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文学交流与对话，也需“走回来”，通过他者反观自我，助益自我的重塑和发展等。希望本期讨论可为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曹丹红 教授 专家简介
关于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若干思考
原载《小说评论》2016年第1期，篇幅所限，本文有所删减。
作者：
曹丹红，博士，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诗学与翻译学。
许钧，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华译学馆馆长，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学与法国文学。
随着文学文化“走出去”日益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各界人士参与到相关问题的讨论之中。然而，由于参与讨论者来自不同领域不同层次，再加上媒体的聚焦放大，使得讨论不时呈现混乱局面。在众声喧哗中，有一些问题尤其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这些问题主要涉及译介过程中文学价值的传播与文学性的再现，对它们的思考与澄清在我们看来关系到文学“走出去”下一阶段的进展。
1. “误解”和“正解”
在文学“走出去”过程中，有一个问题被不断重提，那就是西方读者能否正确认识与欣赏中国文学？这种担忧首先可能来自对中国文学在外译介和接受状况的考察。例如，有评论者认为将诺奖颁给莫言，“在很大程度上，是‘诺奖’评委根据‘象征性文本’误读的结果”。从更广泛的角度看，外国译介者对中国文学作品的选择亦会引发“被误解焦虑”。很多人都认同“文本选择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翻译成品所塑造的文学形象与国家形象或正面、或负面的读者评价”。
另一方面，担忧也可能来自对我国种种文学外推工程的观察。中国文学外译的另一条重要途径是通过中国政府资助走出去，而这种途径又让人担忧我们在选择推介作品时不顾接受国需求，“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孤芳自赏、自得其乐，最终使现当代文学‘走出去’步履维艰”，更不必提在外国读者心中梳理好的形象。担忧也可能来自非文学因素，“眼下中国政府积极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是一种助力，但弄不好也会成为陷阱——很多原本不值得译介的图书或论文，因得到政府的资助而得以走出去，反而影响了中国学术的整体声誉。”
担心中国文学和文化在外译过程中因种种内外因素而被误解，我们认为这种忧虑既属正常，亦无太大必要，因为文学译介和传播有自己的规律。译介与接受并非一朝一夕之事，目前中国文学才刚刚开始走出去，接下来的文学翻译、传播、交流与接受会帮助澄清误解，让外国读者对中国文学的整体面貌有更为充分的认识，令读者对中国文学做出更为客观和公正的判断。
与此同时，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理论表明，我们对他者的理解和接受都有主观的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交流如何深入，对异域和异文化的看法之中总是会存在或多或少的“误解”。体现在译介活动中，“误解”无时无刻不影响着翻译选择和翻译接受过程。另一方面，“误解”折射的是文化差异，外译的中国文学作品在异域文化的棱镜照射下，或许会呈现被本土读者忽略的内涵。
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追问：真的存在“误解”一说吗？“误解”是相对于“正解”而言的。那么对于中国文学的真实面貌，我们有“正解”吗？无论哪国的文学都是一个庞大、复杂、非均质的整体，作品之间的差异可以非常大，但它们都可以被称之为文学作品，都从某个角度承担了文学的使命。认为一些作家的作品比另一些更能“代表”中国文学的“真实”水平，这种说法本身是可疑的，因为这个“水平”世界上并不存在。
2. “他者”与“自我”
伴随中国文学外译出现的另一种焦虑可以说是“被接受焦虑”。目前公认的观点是，“译出去”不等于“走出去”，文学真正走出去的标志是“作品在接受文学体系中‘活跃’地存在下去……同时以‘流通’及‘阅读’两种模式在接受体系中得到自我实现，缺一不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改变翻译模式是一个频繁被提出的建议。除此之外，也有学者和译者建议从源头——也就是写作方面进行努力。葛浩文就是其中的代表。他十分重视读者，一种译入语文化和读者的心理不仅体现于他的翻译模式上，也体现于他对翻译对象和内容的评价上。他曾发言指出，中国小说如果要被西方读者接受，就必须采用西方读者习惯的叙事模式，符合西方主流诗学的要求。不少中国学者和媒体人的观点也与葛浩文不谋而合。
汉学家葛浩文（图片源自网络，下同）
葛浩文的观点从侧面反映对国外文学作品的理解和译介受译入国家诗学传统的深刻影响。诗学传统既显性地规范着写作活动，又在无意识深处隐性地影响着人们对文学作品的赏析和评价。诗学传统又扎根于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之中，因而中西方诗学必然存在差异。这就意味着中国作家写的东西可能会令西方读者感到陌生，甚至因此受到排斥。而要令作品在短期内被西方读者接受，也许学习并模仿西方作家尤其是名家的写作方式是条捷径。
与此同时，正如葛浩文的翻译模式不是唯一的翻译模式，葛浩文指出的受“西方”读者欢迎的叙事模式也不是西方甚至美国唯一的叙事模式。一个国家或民族不可能只有唯一一种诗学标准。文学是时代文化的产物，更是个性和创造力的体现，这就意味着优秀的文学作品基本上不可能通过模仿产生。如果为了走出去而去模仿西方的叙事模式或其他写作方式，无异于东施效颦。反过来，具有独创性的伟大作品在任何一个国家的读者看来都是伟大的，只要作品本身足够优秀，就必然会被欣赏和接受。
从长远看，中国文学要屹立世界文学之林，只能依靠文学自身的价值。对于一个国家民族优秀文学的特征，读者基本上已达成共识：它既是世界的，又是民族的。从普世性来看，文学作品无论用那种语言写成，无论讲述多么具有地方性的故事，无论用何种方式写作，最终要思考并尝试回答的，是有关人性、人的存在、人与世界关系这些问题。优秀文学作品尽管讲述不同民族的故事，却因为始终将人的存在作为终极思考对象而能引起全世界读者的共鸣。
另一方面还有民族性的问题。中国文学保持自身，其实就是对世界文学的贡献，因为差异本身就是价值。中国文学讲述中国经验，它起码向海外读者呈现了另一种文明，表明了文化的多样性。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几千年的积淀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心理和处世智慧。这些心理和哲学因素全部反映在文学作品之中。如果被译介出去，应该能为其他民族反思自身存在提供一种重要参照。只有当千姿百态的中国文学作品不再仅仅被当作了解中国的档案盒满足“猎奇”心理的资料，而是因为自身的价值被世界各国人民广泛阅读并喜爱时，才可以说中国文学真正走向了世界。
3. 桥梁”与“瓶颈”
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翻译是唯一的桥梁。但由于文学“走出去”步履维艰，翻译首当其冲成为了众矢之的，被视作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难关”或者“瓶颈”。从桥梁到瓶颈，翻译形象的转变，一方面可能因为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难度确实很大。“对于西方人来讲，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几乎就是一个无法进入的封闭结构，实在太难理解、太难掌握了……”翻译的难度导致部分潜在文学译者在文本面前望而却步。另一方面，确实也存在译者“看到难翻的部分常常就删掉不翻”的现象。可能正因译者的舍弃和折中策略，导致中国文学作品中的许多特色——构成作品价值的语体和文体特殊性等——都在翻译中消解，最终让人感觉中国文学的翻译质量差强人意。
“难关”或“瓶颈”暗示着翻译要为文学“走不出去”的事实负大部分责任。但谢天振曾指出“文学、文化的跨语言、跨国界传播是一项牵涉面广、制约因素复杂的活动，决定文学译介效果的原因更是多方面的”。另一方面，文学作品差异很大，因此它们的可译性程度也存在差别。但是，正如法国学者梅肖尼克指出的那样，翻译具有历史性：文学作品并非绝对不可译，作品给人不可译的印象，是因为可译的时刻还没有到来。优秀的文学作品注定要走出国门，通过翻译成为世界读者的财富。
4. 文学性的消解与补偿
与“被误解焦虑”和“翻译困难”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文学作品的特殊性会不会在翻译中消解？作家刘庆邦曾断言：“翻译有一个问题，我们中国的作品，文字它是有味道的、讲味道的，每个人写作带着他自己的气息，代表作者个人的气质，这个味道我觉得是绝对翻译不出来的，就是这个翻译家他不能代替作者来呼吸，所以他翻出来的作品就没有作者的味道。”对刘庆邦来说，中国文字有“味道”，对此，我们既可以理解为汉字有别国文字不具备的“味道”，也可以理解为文字有深意，也就是说有言外之意；其次，每个作家有自己的“气息”，后者或许可以用更为通俗的“风格”一词取代；最后，风格不可译，因为它与呼吸也就是作者的生理特征挂上了钩，而没有两个人的生理特征是完全相同的。总的来说，不只汉字，所有语言文字都会散发独特“味道”，这是其所扎根的文化环境提供给语言文字的联想空间，很容易在文字系统和文化背景转换过程中消失，但它同样并不是文学作品独特性的主要构成因素。作家的“气息”是另一回事。对作家来说，文学走出去的理想状态是作品风格在译本中得到如实再现。作品基调是相对容易把握和传达的层面，因为一部作品的“主旋律”相对来说比较明确。相比之下，风格的另一些层面可能更加难以在翻译中再现，甚至根本无法再现。如上文提到的语言文体特色。越具有时代和地域色彩的因素越难以在翻译中得以保留。但翻译本来就是在得失之间寻求平衡的艺术，尽管译文不再具备原文的语言文体特色，但它在其他方面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以此来弥补缺失。进一步看，风格只是体现文学性的一个重要层次，文学作品另一个更重要的层次是它开拓的精神世界。
作家刘庆邦
5. 结语
我们认为，一方面，文学译介同样遵循译介活动的普遍规律；另一方面，文学译介的最终目标是文学价值的传播。只要国家一直重视文学文化“走出去”，这个问题的热度就不会消退，众声喧哗的局面也将始终存在。在这个问题上同样要持发展的目光。一方面，错误甚至偏激的观点由于得不到应和，会自行慢慢退出舆论前沿，讨论会越来越趋向理性。另一方面，负责人的学者、评论者在讨论中始终坚持客观理性地看待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他们的声音逐渐被学界乃至社会大众听到。对这部分学者、评论者来说，各行各业的人能共同参与讨论反而是好事，这样就能听到不一样的声音，在观点的碰撞中发现问题的症结，以更好地思考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来推动中国文学更为稳健地走向世界。
季进 教授 专家简介
论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走出去”与“走回来”
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历经70年的发展已经蔚为大观。中国当代文学成为向世界展示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经验、讲述中国故事、形塑中国形象的有效载体。当代文学的审美时间、海外翻译与有效阐释，以及经纪人、编辑、出版者、文学活动等传播机制，环环相扣，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逻辑链条，呈现出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特征。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经历了起步期（1949—1977）和发展期（1978—2000）再到爆发期（2001年至今），在文学内在特质与海外传播外在机制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当代文学正以其独特的审美时间不断地走向世界文学，融入世界文学。
首先是冷战背景下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起步期（1949—1977）。这个时期的当代文学海外传播，国家外宣机构占绝对的主导地位。作品多以革命战争题材、农民题材等“红色文学”为主，以展示新中国形象、传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目的，实际的传播效果相当有限。
然后是改革开放背景下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发展期（1978—2000）。当代文学海外传播进入到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欧美国家对新时期文学进行追踪式的译介，出现了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一个高潮。一是中长篇小说纷纷得到译介，新时期文学的代表性作品基本上都得到了译介。二是当代文学选本陆续出版，集述性介绍改革开放之后当代文学的新变与成果。三是《中国文学》杂志的译介日益多样，“熊猫丛书”也于1981年正式启动，但影响力远不如欧美国家的主动式译介。欧美国家的主动译介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当代文学传播的主要力量，涌现了一批致力于当代文学翻译与研究的学者和译者，在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推手作用。
接下来是全球化背景下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繁荣期（2001年至今）。这个时期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传播主体、传播对象、传播规模和传播途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传播主体日益丰富，官方机构、民间资源、学院力量、出版媒体等，多方合作，形成合力，使当代文学得到较为全面的传播与呈现。从传播途径看，仍以西方商业出版为主，国家机构的赞助译介也更多采取与西方商业出版社合作的模式。大学出版社、民间翻译成为重要的传播力量。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当代作家屡获各种国际文学大奖，刘慈欣、麦家等人的作品销量迭创新高，甚至引发旋风。这些都在表明，在“世界文学”的动态运作系统中，中国当代文学日趋活跃，不断地释放和彰显着自身的丰富性、多元性和复杂性。
作家刘慈欣的《三体》获奖
当代文学70年的海外传播历史，从总体上表现出两个特征。一是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在改革开放前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如果说此前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与功利目的，那么20世纪80年代以后则日趋活跃和多元，更多地凸显当代文学的审美特质。二是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制约或推动，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主体、传播途径和传播内容等，70年间不停地发生转变，但总体而言，当代文学的开放性日益增强，西方文学审美趣味的变化和主流媒体报道的增多带来了对中国文学更多的认知与包容，全球化语境下世界市场和文学资本的博弈，也使中国话语权稳步提升。反向思考一下当代文学传播如何助益中国文学发展的问题。本文试图在“全世界文学”与“‘世界中’（worlding）的中国文学”的框架下，展开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走出去”与“走回来”的理论辩证。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从“走出去”到“走回来”，既可以向世界显示中国当代文学的独特价值，又可以反观本国文学，助益当代文学发展，寻求与世界文学对话融合的可能性。
二
无论是“全世界文学”，还是“‘世界中’的中国文学”，其核心的论述语境都是“世界文学”。“世界文学”代表了一种并不均质的关系形态。在某种意义上，世界文学的本质是一种流通模式，而协商和流通的最重要的通道则是处理非同源语言间对话问题的翻译行为。翻译的不可测性，在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中突出体现于“中国性”与“世界性”的关系问题，到底是要通过翻译彰显文本中的“中国性”，还是赋予文本以“世界性”。借用宇文所安的话来讲，一方面文学可以通过翻译获得其世界性的身份；另一方面对于民族文学来说，真正优秀的文学总是离不开民族文学的母体。因此，西方文学并非世界文学的唯一标准，走向世界也不是走向西方文学。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而言，世界文学属性的彰显不在于如何通过翻译传播“走出去”，而是需要回到文学书写主体的世界性体验。“世界中”的动态概念强调“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同步态的“书写”，关注双向互渗的文化流通，把中国当代文学的“走出去”转化为“世界中”，在变化的世界经验中从“走出去”再迂回地“走回来”，实现“中国性”与“世界性”合二为一。
三
20世纪末以来有关世界文学的讨论很难囿于文学文本，而是需要持续关注文学作品外部的世界文学场域和世界文学场域内不断变化的文学流通机制，在“全世界文学”与“‘世界中’的中国文学”的框架下，重新探索世界范围内文学交流与对话的可能，重新反思世界文学语境下中国当代文学的定位与处境，把诉求点放在自我的重塑和发展上。借助“全世界文学”与“‘世界中’的中国文学”的思路，把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视为一个开放的对话空间，最大限度地实现彼此的理解和融合。在此空间中，我们应努力提升当代文学的审美特质，尽可能消弭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中的不平等现象，并努力将之转化为进行自我改进的正能量。在这个意义上，“走回来”可以和“走出去”“走进去”形成新的辩证关系，以迂回的方式重建文本旅行的方向和效果。我们可以从不同方面来理解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走回来”命题。
一是走回当代文学本体。将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作为反观当代文学独特审美经验、建构当代文学国际化视野的有效机制，既帮助我们客观地认识与评价当代文学之于世界文学的地位与价值，又可以为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对话，争取更好的话语权，以中国当代文学的审美表达与整体成就，打破西方话语霸权，提供关于何为世界文学、何为中国文学的“中国方案”。
二是走向多元协商。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不能只以西方文学标准为嚆矢，而是既要走出自身，又要走回自身，解构经典、文化、国族所划下的固定边界，以便用一种审慎的、平等的眼光面对自我和他者，面对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在多元文化与文学的协商对话中，形成一种“归去来”式的自觉机制，彰显作为世界文学的中国当代文学形象。
三是走向民间交流。当代文学海外传播“走回来”，建立各种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自主的文学社区，让不同的社区产生“接触星云”的效果，共同汇成海外传播之势。
四是走向人机对话。也许新的机器译者，将提供更为精良的翻译效果，但翻译背后的文化转换如何实现？此外，翻译的伦理再次浮现出地表，翻译是为了增进了解，还是用于某种目的的知识扩展？在翻译变得更加“容易”之后，它内蕴的其他层面又会受到怎样的挑战？
当代文学开放的多重表现形态，以翻译为中介，不断地向世界展示着一种流动的全球在地的风貌，因此，更需要我们沉下心来，确立中国当代文学的主体性，检视与反省“‘世界中’的中国文学”的交互往返，积极寻求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时代发展的可能，从而更为全面和深入地呈现“作为世界文学的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经验与审美价值。
许多 副教授 专家简介
关于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若干思考
一、引言
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当代文学在国外的受关注度在逐步提升，近十年在域外被译介的当代作家作品的量和质都有明显提高，传播渠道不畅，值得重视。本文以此问题为出发点，结合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的译介与接受的主要障碍展开思考，进而就其原因进行分析。
二、译介与接受的状况与主要障碍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外译家一起合力，中国当代文学外译的成就不可否认，但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外译的途径、方式和效果，则可以听到不少质疑的声音。
从理论的角度看，中国文学批评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文学的外译在本质上是不可能的，其译介的障碍是根本性的。但作者借用道家的观点来看待翻译的可能性问题——“译可译，非常译”。许钧在多个场合指出，翻译追求的，不是与原作的同一，而是与之建立血脉继承的关系。原作文本的生命经由翻译而在时间上得以延续，在空间上得以拓展。翻译作为人类跨文化交流活动，其可能性是在具体的翻译活动中一步步拓展、一步步实现的。
从翻译的实践层面，有学者曾就中国文学外译的状况和文体作了分析，归纳了四个方面：一是文学作品译入与译出失衡，中外文学互动不足；二是外国主要语种的翻译分布不平衡，英文翻译明显偏少；三是中国当代文学译介和传播的渠道不畅，外国主流出版机构的参与度不高；四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国外的影响力有限，翻译质量尚需提高。近几年来，上述几个问题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但并没有本质性的改变。就中国当代文学而言，莫言获奖之后，中国作家的作品在西方受到的关注度明显增强，但仍然无法改变中国文学在西方中心主义观念统治下的“世界文学共和国”中的“边缘性”地位。
从中国当代文学译介的接受情况看，中国政府和有关部门为中国文学走出去做了很多努力，但收效甚微，很难“走进去”。“一部中国小说要在英语世界取得成功是异常艰难的。目前在西方已建立起文学名声的中国作家屈指可数，虽然莫言、余华、闫连科、苏童等人已拥有了相对稳定的读者群，但其他众多中国作家并没有在英美读者心中形成清晰的形象。”在当今国际的文学场中，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传播与接受度不高是学界几乎一致的看法。从总体的接受状况看，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外译的印数相对较低，受读者的关注不够，作品翻译后难以形成持久的影响等，都是我们可以观察到的现象。需要我们加以关注与思考。
从译介的效果看，中国文学外译的根本目的是让世界通过阅读、阐释和欣赏中国的文学作品，深入理解中国文化、中国人的精神与社会生活，进而推进文化与思想的交流，丰富世界的文化。中国政府之所以重视中国文学的外译，其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增强中国的软实力，增强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但就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的接受来看，中国文学的外译并没有在国际的文学场域建立起属于中国文学自己的象征地位和实质地位。中国政府主导的文学外译工程常被西方媒体诟病，被视作是意识形态的推行。
三、译介与接受障碍探因
在上文中，我们就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译介所遭遇的主要问题和障碍，在理论、实践、接受倾向与接受效果等层面作了考察与思考。可以看到，学界所观察到的种种问题，在客观上确实是存在的。对其存在的原因，近年来学界有不少探讨，主要聚焦于意识形态、接受语境、文化形态等因素。
一是意识形态。接受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像一张大网，控制着中国当代文学译介的各个方面，以及从文本选择、翻译方法到译本传播的整个过程。中国当代文学中一些写政治的粗暴、当代社会的黑暗、当代中国人的苦难、社会风气沉沦的作品特别受西方的追捧。西方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过度意识形态化、过度政治化的解读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中国文学的文学性与诗学价值，也直接影响了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学的认知与接受。
二是文化心态与接受心态因素。有学者从文化自省的角度指出：“文化输出的成效主要取决于目标文化的输入意愿，而这种意愿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输入国与输出国的文化地位对比”。中国文学的翻译和传播策略存在问题，主要原因是中国（主流）文化的自我形象与他者形象之间出现差距，因此，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进行自我反省。文化自省，最终目的应是促进自我了解、自我完善。
从中国文学外译的接受情况看，文化强弱关系，会直接影响译介的进与出，也会直接影响翻译文本的选择与翻译原则与方法的使用。翻译的处理方法与译者在文化层面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认知与认同是直接相关的。文化的定见或偏见，会影响到翻译从文本选择到翻译策略到文本传播的整个过程。中国当代文学的外译与接受所遇到的障碍与困难，可以说都与文化层面的“傲慢”与“偏见”有关。
三是翻译副文本对于读者接受的影响。译本前言是副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就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来讲，其主要功能之一是译者对译著进行整合性的梳理与挖掘，其具体作用在于介绍作家、评价作品，指导读者从宏观上把握小说的艺术特色。但是，副文本也不总是能够为读者提供进入正文本的正确路径，相反有可能对文本产生遮蔽、拆解乃至颠覆的负面效用。我们可以从西方出版社在翻译出版中国新时期文学时的译者前言得到印证，即译者借助序言来引导读者的阅读导向，序言有意无意地承担着文学翻译之外的政治目的，从而为引导西方读者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政治性解读”定下基调。为迎合政治、文化与市场需求，达到宣传和推销小说的目的，副文本往往有意突出和强调小说中仅仅作为潜文本的政治与国家大事，而对于小说的文学特质与诗意创造常常只字不提，有目的地引导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学乃至对中国文化与中国当代社会的误读。
四是对当代文学缺乏深度的研究。“选择一部作品，要求译者对这部作品的各种价值要有深刻的理解，包括对原作风格的识别、对原作审美价值的领悟，甚至对作品所蕴含的细微意义也要有着细腻的体味”。对所译作品，缺乏深入和全面的研究，既有可能影响译者对作品的理解与阐释，也有可能影响所译作品向读者的推介与引导，进而影响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的整体形象的构建与价值的认知和接受。中国当代文学的译本，译序不多，即使有，也往往是重政治性解读而轻文学性解读。从西方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状况看，既缺乏史的把握，也缺乏对中国当代文学整体性的认识，更缺乏在语言、文化与诗学层面对中国文学异质性的深刻认识。
近年来，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的译介与接受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但在对中国当代文学异质性的认识、译介与接受的实际效果、中国当代文学的地位等多个层面，还存在种种困难和不小障碍。这些障碍的产生，有着多方面的原因。文学的译介与接受时刻会受到意识形态、文化传统和接受形态因素的影响，而在关注翻译文本之外，我们还应该关注影响文学接受的翻译副文本及其产生的深刻作用。此外，对中国当代文学缺乏深层次的研究，也是阻碍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形象和价值的正确认识与评价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