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2-25 14:51浏览数：485评论数：1 收藏
自第三次科技革命后，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广泛应用对人类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给传统“人”的概念、人的主体性等重大哲学和伦理问题带来了挑战，引发了一系列反思和论争。美国哲学家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就在《赛博格宣言》（“The Cyborg Manifesto”）这篇文章中提出：三种至关重要的边界——人与动物的边界、有机体与机器的边界、物质与非物质的边界正逐渐变得模糊，而赛博格这种“有机体与机器的混合”“凝缩着想象和物质现实的形象”便是这一现象的隐喻。近年来，随着基因编辑、脑机接口等新兴技术的发展，模糊的边界和赛博格概念已成为科幻文学创作与研究探索的核心话题，也是反思科技伦理、审视人的主体性危机的切入口。我们应该如何研判和治理科技创新的风险？如何应对科技活动中复杂的价值抉择？如何维系人类文明与技术文明之间的平衡？面对这类拷问，文学虽然无法提供现成的答案，但可以让我们看到更多的思考角度，意识到边界之动态性和开放性的重要伦理意义。
杨国静 教授 专家简介
赛博格、克隆人和机器人书写
由人机一体化、人类基因克隆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快速发展而引发的社会伦理挑战，无疑是近三十年来人文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之一。虽然它们有着不尽相同的自然科学根基，但都与技术的进步密切相关，都给传统“人”的概念、人的主体性等重大哲学和伦理问题带来了挑战。滋生于这些科学和技术下的“不正常的人”——赛博格、克隆人和机器人，均带有明显的未来主义特色，频繁出现在具有科幻、奇幻色彩的文学和影视作品之中，并常常被学者们纳入“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的伞形概念之下进行研究。
作为“不正常的人”，赛博格、克隆人和机器人的临近所触发的，更多是我们对有朝一日终将被科技创造出来的“超级物种”所取代的焦虑和恐惧。这种对科技的恐惧（technophobia）长期占据着相关文学、影视创作的主要位置，早在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的《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和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的《被用光的人》（“The Man That Was Used Up”）中，作家们便清晰地表达了这样的恐惧。进入二十世纪下半叶，这种情绪依然是各类科幻体裁文学和影视作品极力表现的重点，《星球大战》（Star Wars）、《终结者》（The Terminator）、《黑客帝国》（The Matrix）、《变形金刚》（Transformers）等多部系列电影都反映了这一主题。同时，一些未来主义作家如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则对科技发展持相对乐观的立场。他们多立足工具主义，相信适当的管制手段会让赛博格、克隆人或机器人成为服务于人类的得力助手。阿西莫夫在其创作于1940—1950年间的《我，机器人》（I, Robot）短篇小说集中，极具前瞻性地提出了著名的“机器人学三定律”（Three Laws of Robotics），以回应人们对人工智能越来越强烈的忧虑。此外，近年来也有一些作品传达出截然不同的立场，它们放弃了人类中心主义立场，转而从赛博格、克隆人或机器人的视角引领读者对“究竟什么是人？”“人与机器、自然人、‘人造人’的边界到底在哪里？”等一系列问题展开更深入的思考，如菲利普·迪克（Philip Dick）的《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的《别让我走》（Never Let Me Go），以及美国家庭票房电视网（HBO）2016年的热播剧《西部世界》（Westworld）等。
总而言之，随着科技进步而日益凸显的赛博格、克隆人和机器人问题，对我们业已根深蒂固的“正常人”观念以及围绕这一根本观念构建的话语系统、社会心理和伦理意识构成了重大挑战。赛博格拷问的是人在何等情况下才丧失为人的资格，机器人拷问的则是这一问题的反面，即机器在何等情况下才获得为人的资格；克隆人则对我们自身的再生产模式以及依托于该模式的社会文化传统构成了严峻的挑战。面对这类拷问和挑战，我们无疑需要在多个层面上对人的传统观念进行反思和修正，而这样的工作才刚刚开始。当下，我们显然无法为这类问题提供一整套伦理解决方案。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树立这样一种认识，即“正常人”和“不正常的人”的边界是一种渗透着政治、文化、法律等话语权力的人为建构，进而意识到保持这一边界的动态性和开放性的重要伦理意义。
本文选自《伦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1）。因篇幅所限，内容有删减。
陈红薇 教授
专家简介
技术时代人类主体性危机的预言
——论《响尾蛇行动》中的双重技术越界
陈红薇，北京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西方戏剧和改写研究。
杨健林，北京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美国戏剧。
《响尾蛇行动》（Operation Sidewinder）是1970年当代美国剧作家山姆·谢泼德（Sam Shepard）创作的一部科幻戏剧。在该剧中，一个由美国政府支持研发的蛇形智能物“赛博格”从实验中逃走，对人类发动袭击，后被霍皮族人（Hopi）弗利斩首，蛇头带回部落后被女萨满“蜘蛛夫人”视为部落毁灭之兆，族人在寻回蛇身后举行祭祀仪式，但被追踪而至的联邦士兵灭族。学界普遍将该剧视为作者对“军事主义和技术控制论的批判”（De Rose 65），但却忽视了剧作家对智能技术时代人类主体危机的思考。
20世纪中后期，计算机模拟、生物智能和遗传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引发了西方社会的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转向。作为一种具有“认知间离性的文类”（literature of cognitive estrangement）（Suvin 4），科幻文学在对后人类时代的预演上极具前瞻性。
透过剧中失控的“赛博格”和霍皮族的毁灭，谢泼德聚焦当代文明中的技术越界这一核心命题，揭示了极端化人工智能对人类主体性的僭越，展现了“太空伊甸园”空间技术乌托邦对人类传统梦想和原初本我的背离，是一部对后人类时代人类主体性危机的预言性书写。
一、“赛博格”危机：技术对人类主体性的伦理越界
“赛博格”（cyborg）一词是“控制论生物体”（cybernetic organism）的缩写，指具有机械体属性的生命有机体。它打破了人类/动物、有机体/机械体、自然制造/人工制造等一系列传统二元对立项的界限（Haraway 10-12），在扩展人类自身机能的同时，也带来了人类主体性的危机。在本剧开始时，闯入观众眼中的首个意象即是“赛博格”：黑暗中“响尾蛇”红色的眼睛以醒目的视觉符号宣告着智能生命时代的降临和生命自然演绎时代的终结。
琼·伯恩斯（Jean E. Burns）曾指出，人与机器的本质区别在于，人类有主体“意识”，因而拥有“决断力”（volition）和“自由意志”（free will），但机器却不然（32）。但随着智能时代的到来，由“赛博格”所代表的智能生命体却打破了这种人/机界限，获得了类脑“意识”。
在《响尾蛇行动》中，生化学家维克多所追求的正是这种类脑“意识”。在剧中，拥有“意识”的“响尾蛇”不仅能分辨人工环境与真实世界的差异，还展示出了一种获得自由后的暴力倾向——攻击人类。可见，“赛博格”以一种狰狞的形象抹平了人类与机器在“意识”层面的差异，预示着智能技术对人类主体越界的到来。
首先，这种越界表现在人类面对技术所拥有的能动性和主宰性的消解上。技术的“自我繁殖性”（self-augmentation）使其日渐摆脱对人类的依赖，变得独立和排他（Ellul 85）。剧中，得知“响尾蛇”失控后，空军上校沃纳表现出了难以置信的态度。他强烈谴责维克多在实验中对“响尾蛇”的道德放任。在这里，谢泼德透过沃纳之口向世人传递着一种“人类主导技术”的技术伦理观，即人类是否要为人工智能赋予“人格”以限定其责任的问题（霍金 23）。
维克多对“赛博格”实验的放任态度反映了人类主宰技术的传统辩证关系在经历着反转：一方面，剧中的“赛博格”表现出类脑“意识”和自由意志，而另一方面，身为人类的维克多却在追求技术的过程中越来越呈现出思维被机器化的“去人类性”。
智能技术的另一种越界则表现在人类智力优势的消解上。技术哲学家戴维·诺贝尔（David F. Noble）曾警告说，“一旦智能机器具备了‘超级智力’（super intelligence）并开始独立思考，它将脱离人类与其缔结的共生关系（symbiosis），开始独立绘制其自我技术的版图”（160）。诺贝尔所说的“超级智力”与维克多追求的“高级智力”（sophisticated form of intelligence）如出一辙（222）。无论是“赛博格”对人类控制的抵制，还是技术对人类智力的反噬，均预示着人类/技术关系的失衡和反转，昭示着主体危机时代的到来。
二、技术文明的越界：陆地伊甸园神话和人类原初文明的消亡
在《响尾蛇行动》中，技术对人类主体性的越界并非是该剧唯一的关切，其深层的哲学意义则隐含在技术追求对陆地伊甸园神话和人类信仰文明的背离上。剧中，美国西部既是人类“陆地伊甸园”（terrestrial paradise）的化身，也是以土著族群为代表的人类原初文明的家园——以美国智能空间探索为代表的技术文明不仅取代了人类传统神话，也摧毁了人类的原初信仰和文明。
自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后，北美就被西方视为一个“陆地伊甸园”（Noble 115）。美国人对“伊甸园”的追求从其美国性形成之初就已深浸在其民族的集体意识之中。“西部”在美国文明史上被视为是“人类堕落、社会形成和现代化发生之前的原初状态”，是一个远离技术文明的自然“伊甸园”（Kollin xiii）。但进入20世纪60年代，随着冷战不断升级及外部空间拓展需求的增长，美国将拓疆的重心由“陆地”转向“太空”。
剧中，由美国政府支持研发的“响尾蛇计划”即是对美国60年代“边疆拓殖”和太空探索的文本呈现。谢泼德解构了“西部伊甸园”神话的传统内涵，以闯入西部荒野的“响尾蛇”为意象，向世人预言：一旦技术文明像“伪基督”一般君临世间，它带来的将是人类“陆地伊甸园”神话时代的终结。
除了“陆地伊甸园”，技术文明摧毁的还有由印第安部族代表的人类原初文明。虽然本剧围绕“赛博格”展开，但自始至终，郊狼和霍皮部族的意象一直贯穿于背景之中，并以土著仪式的形式成为故事结束时舞台上的核心意象。事实上，谢泼德将美国西部塑造成了人类社会的一个缩影：一方面是由军事基地主宰的当代技术文明，在那里充满了霸权、扩张、喧嚣、暴力和血腥；另一方面则是霍皮族部落文明，在那里，月光、郊狼、原始信仰、神话仪式构成了一个宁静而和谐的精神家园。透过土著人的茅屋、鼓声、歌舞、列队和舞台上瞬间创造出的“原始宗教仪式般的狂喜”（qtd. in Bottoms 88），谢泼德展现了人类古老仪式文明对人类精神的疗愈作用，但“赛博格”的闯入却将这种原初文明推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结语
反思当下人类以技术实现对主体性以及人类文明的僭越，即是反思人类历史进程中“人的定位”及其最终走向的重大议题。在《响尾蛇行动》中，谢泼德借助科幻书写，以技术脱缰于人类控制之外可能引发的越界，展现了后人类时代智能技术对人类主体性反噬所带来的结局，以此凸显了人类文明进程中不可逾越、必须维系的人类文明/技术文明的二元和谐，实现了对“人类主体”到“技术文明”的哲学思辨。作为一部创作于美国人工智能初期却蕴含着技术越界哲理的剧作，《响尾蛇行动》在追问智能时代“人何以为人”这一命题的同时，也发出了面对智能技术人类主体性危机的预言。
本文刊载于《当代外国文学》2021年第1期，5-12，感谢作者和编辑部授权转载。因篇幅所限，内容有删减。
叶华 专家简介
生命·生活·生态
——《K氏零度》科技伦理反思的三重观照
叶华，苏州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生态批评的研究。
朱新福，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美国小说、美国诗歌和生态批评的研究。
唐·德里罗（Don DeLillo）融合了“现实主义叙事模式与思辨模式”（Glavanakova 93）的小说《K氏零度》（Zero K）借助文学的形式，通过刻画主人公面对“人体冷冻技术”的困惑，达到对科技进行伦理审视和价值反思的目的，展现了独特的科技伦理思想。
小说共两部分。第一部分的背景是一个极具未来主义色彩的人体冷冻技术基地“集合地”（convergence），它位于哈萨克斯坦南部一个偏远而荒芜的沙漠地区，“重建于一片荒原之中”（DeLillo 71）。第二部分背景设定在纽约市区，讲述了主人公杰弗里·洛克哈特的继母阿蒂斯和父亲罗斯·洛克哈特先后选择用冷冻保存身体来逃避死亡。
小说通过主人公杰弗里在不同背景中所见所闻的对比，描绘了生命、生活和生态在“人体冷冻技术”面前呈现出的空洞、麻木与灾难图谱，揭示了科技在资本逻辑支配下偏离了伦理轨道的异化之路——无视生命价值、生活意义和生态规律，旨在唤醒人们对科技发展负面问题的思考，促使科技回归为人的伦理世界。
一、科技物化与生命价值荒芜
小说中，无论是“人体冷冻技术”还是“传播技术”（冷冻基地墙上的显示屏）都已异化为服务于资本逻辑的工具，它们是对现代社会中科技全面物化的隐喻，构成了整个小说的叙事纽带。
科技对资本逻辑的臣服是科技物化的根源，也是小说得以展开的依据。主人公杰弗里一家之所以能来到极具未来主义色彩的人体冷冻技术基地——“集合地”，源于其父拥有大量的物质财富，是站在资本逻辑顶端的获利者。与此同时，在资本逻辑的驱动下，科技偏离了伦理的束缚得到了狂热的发展，致使只顾延续自然生命而无视生命价值的人体冷冻技术产生。
然而，这种服务于资本逻辑的物化技术（人体冷冻技术），尽管能够延续人的自然生命，但却无法观照生命价值，致使生命陷入价值荒芜的境地。人体冷冻技术在资本逻辑的驱动下，走上了片面追求生命的自然属性而无视生命价值的物化之路。生命价值维度的缺失，直接让生命倒回至动物性的野蛮样态，人的价值世界也因此凋敝。
二、科技殖民与生活意义消解
科技对日常生活的殖民掠夺，是科技在资本逻辑支配下偏离伦理世界的另一重要表现。缺乏了必要的伦理审视和束缚，科技将包含人在内的一切事物都纳入其固有的运行方式和“构架”（Gestell）（海德格尔语）中，世界存在的合理性只有在科技的“构架”中得以检验，科技获得了支配一切的形而上的统治权。科技对日常生活的统治和掠夺，在杰弗里所在的不同场合中均有描述，是贯穿整个小说的主线。
生活方式的机械化和扁平化是科技对日常生活殖民掠夺的直接表现。丰富性是生活方式的基本特征。然而，“科技已经成为一种自然力量。我们无法控制。它吹过地球，我们无处可藏”（K 245）。人的生活方式也无可挽回地被固定在科技的“构架”中，逐步机械化和扁平化而失去其丰富性。无论是杰弗里使用的“信用卡”还是“智能手机”，都是高科技产物。这些产物给生活带来便捷的同时，也让人深陷其中并接受科技对日常生活的支配和掠夺，致使生活方式的丰富性被消解。
与生活方式机械化和扁平化并存的是生活自主性的丧失。日常生活本应是人的自主性活动。然而，科技形而上的“构架”特质和统治属性，让人成为科技建构下的工具性存在：“人们像沙粒一样被搅合在一起，成为一架机器的组成部分”（雅斯贝斯 19）。丧失生活自主性是“人体冷冻技术”基地最显著的特征。在“人体冷冻技术”基地，“技术设备”（technological apparatuses）不仅被用作工具，而且成为“神秘和魔法的场所，它们是时空漩涡和重构身份的凸面镜”（Laist 3）。人类变成了信息流，身体变成了机器。
生活意义的消解是科技对日常生活殖民掠夺的必然结果。生活意义是人对生活的态度和立场，是人活着的价值坐标和精神支柱。正是意义的存在，人的生活才能够丰富而鲜活。然而，科技在将人纳入其“构架”中时，也消解了生活的意义，人们考虑的只是跟上和适应科技释放的指令，“无暇也无兴趣去思索生活”（20）。伴随科技对生活意义的消解，焦虑麻木成为现代人生活状态的真实写照，同样也是杰弗里的精神常态，这构成小说的基调。数字化时代，杰弗里是被“数字异化”的一个代表。以文学观照现实，我们又何尝不是生活在这个巨大的赛博空间里呢？
三、科技滥用与生态环境恶化
缺乏必要的伦理审视和价值反思，科技沿着资本逻辑在物化之路上越走越远，出现科技践踏生态规律的失控样态。生态规律是包含人在内的自然万物之间固有本质的和必然的联系。必要的时间延续和空间起承是生态规律的内在属性。在生态学意义上，人和自然万物的存在都有各自的时空维度，它们相互作用、此消彼长的运行轨迹构成了生态规律的全部。然而，为了获取最大化的物质财富，科技不断践踏生态规律，肆意压缩和改变人和自然万物存在的时空边界。这最终导致自然界无法修复的“物质交换裂缝”出现，生态环境不断恶化。肆意改变生死边界、无限延长生命的长度是科技践踏生态规律在小说中的直接表现和显性主题。
科技滥用带来的生态环境恶化必然造成人的生存资源紧张和生存空间萎缩，最终诱发各种为了争夺生存资源和空间的社会冲突与矛盾，人类社会陷入生态恶化和社会矛盾并存的双重危机中。人体冷冻技术“集合地”的显示屏除了播放各种生态灾难外，还不停播放着各种暴力事件的画面，一片人间炼狱的景象。本是由人创造出来服务于人的科技因无视生态规律，在抽空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将人一步步逼上绝路。就本体论而言，科技本身并不是造成毁灭的根源，资本逻辑控制下科学技术偏离伦理世界的滥用才是造成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失衡的原因。
结语
现代社会中，科技在资本逻辑支配下与伦理世界渐行渐远。缺乏必要的伦理审视和价值反思，科技获得了形而上的统治权，包含人在内的一切事物的合理性都需要在科技的“构架”中得以检验。科技被神圣化，从最初的为人所用、造福人类的帮手，逐渐异化为控制和束缚人的冰冷工具，致使生命价值日渐荒芜、生态环境不断恶化。而“人体冷冻技术”正是这种偏离伦理审视的冰冷工具，除了肆意改变生态规律、破坏生态平衡外，也让杰弗里的继母及父亲成为精神上的无家可归者。如何才能克服科技异化带来的各种消极影响呢？返回伦理世界、恢复伦理秩序，让科技在伦理的审视下重拾为人的价值属性是小说给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喜之郎果冻 2023-04-14 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