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6-14 11:01浏览数：402评论数：1 收藏
在东西方接触的历史中，尤其在19世纪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向外扩张的时代，西方列强不断侵略和压迫其他民族，其影响直到今天依然存在。但是东西方接触和交流的历史并不局限于19世纪的近代史。在16、17世纪，欧洲人普遍认为中国是一个物产丰富、人民生活舒适和富裕的国家。欧洲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尤其莱布尼兹（Leibnitz）和伏尔泰（Voltaire），都把中国理想化，作为欧洲可以参照的一个社会模式。约翰·韦布（John Webb）在《论中华帝国之语言可能即为原初语言之历史论文》（An Historical Essay Endeavoring a Probability that the Language of the Empire of China is the Primitive Language，1678）中对中国文明大为赞赏，甚至认为中文就是上帝造人之后，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所说的语言。韦布的书使我们看到，英国人对中国的热情赞美在17世纪达到极致。伴随英王特使乔治·马嘎尔尼勋爵（Lord Macartney）的访华，当西方遭遇一个真实的中国时，他们对于中国的认识开始慢慢清晰起来。
1792年，英国以给乾隆祝寿为名向中国派出了马嘎尔尼勋爵率领的庞大使团，于1793年到达天津，并在承德避暑山庄觐见了乾隆皇帝。马嘎尔尼勋爵率团访华事件可以说是“第一个爆发工业革命的国家和最杰出的文明国家之间相遇的例子”，代表着“世界上最文明的两个社会”（佩蕾菲特 1），因此更具有典型意义。这个事件在英国文学中有诸多再现。简·奥斯丁（Jane Austen）在《曼斯菲尔德庄园》（Mansfield Park）中指出，马嘎尔尼的中国经验可应用在更广的人生舞台上。马嘎尔尼日记也为许多西方人提供了观测中国的视角。本期“热点聚焦”栏目的三篇文章围绕马嘎尔尼访华事件，分别解读马嘎尔尼出访前的18世纪政治讽喻诗，讨论史蒂芬·韦斯顿（Stephen Weston）翻译的乾隆诗在英国的传播和乾隆形象在英国的接受，以及这个事件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英国诗歌中的反映。
史景迁在《大汗之国：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中指出：国家之所以伟大，条件之一就是既能够吸引别人的注意力，又能够持续保有这种吸引力。当西方刚刚接触中国时，中国就明显表现出这种能力”。几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吸引力从未消失。“无论是中国在西方引起的强烈情感，还是西方人对有关中国消息的强烈兴趣，都明确道出这个国家所散发的魅力”（7）。中国的形象在欧洲是复杂和多变的，这种变化与欧洲当时思想文化的情形直接相关。理解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需要我们对历史进行深入细致的了解，对文本和历史材料充分把握和认识，更需要我们从中国的角度回望历史，做出独立的批判和思考。
参考文献：
史景迁：《大汗之国：西方人眼中的中国》，阮叔梅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碰撞》，王国卿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3。
张剑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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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灯塔”到“暴君”——马嘎尔尼访华事件的文学再现
英王特使马嘎尔尼勋爵（Lord Macartney）1792—1793年率团访华，是中英两个大国的首次官方接触，它开启了东西方两种文明的碰撞与冲突的历史，因此常常被视为“文明与思想比较史中一个具有独特意义的时刻”（佩蕾菲特 ii）。这个事件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英国诗歌中有诸多反映，这些诗歌中，有些是对东方的浪漫化或理想化书写，有些则是对东方的曲解和误读。本文将对这些诗歌进行分析，试图说明马嘎尔尼访华事件可以被视为一个分水岭，它标志着英国公众对这个遥远的东方国度的认知的改变。
马嘎尔尼访华，作为一个公共事件，并不是在发生之后才引起公众的关注，而是在发生之前，就已经引起了大肆炒作。使团的访华给讽刺诗人提供了一个通过中国视角来讽刺英国的绝佳机会。在这个过程中，乾隆皇帝作为“域外眼光”的代表和理想君主的形象被凸显出来，受到了讽刺诗人们的追捧。1792年，法国大革命进入了高潮。法国废除了国王，建立了共和国，给欧洲各国树立了榜样。英国的共和党人有意效仿法国，在英国建立共和制。马嘎尔尼的访华在某种意义上讲，可以理解为英国政府的转移视线之举，旨在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国内政治转移到国外（Williams 92）。但是，这个转移视线之举似乎并不成功，反而给英国的讽刺诗人提供了另一个抨击政府的机遇，而且矛头更加尖锐。
马嘎尔尼访华事件的核心是所谓的“礼仪之争”，这也是它的历史意义所在。因此在觐见当日，马嘎尔尼并没有磕头，而只是单腿下跪。尽管磕头并没有成为事实，但是它在英国却引起了轩然大波。下跪和磕头，似乎印证了讽刺诗人沃尔科特先前在《乾隆颂》中所预料的情景，即马嘎尔尼的访华是一个“屈辱之旅”。沃尔科特显然认为这个使团不是使团，而是一群“乞讨者”，他们使英国国王和英国政府蒙羞。大肆炒作之后，磕头事件逐渐成为英国人潜意识中的一种不可言说之痛。但凡有人提到磕头，人们可能就会想起马嘎尔尼访华时的遭遇，拒绝磕头逐渐演变成反抗压迫的正义之举。在后来的浪漫派诗歌中，磕头一般被理解为屈服；而拒绝磕头则被视为一种英勇的行为。
我们可以看到，在马嘎尔尼事件后，英国舆论在对中国的认知上产生了一系列变化。诗人乾隆曾经被视为“世界灯塔”和“时代的荣耀”，是西方国王学习的榜样，也是讽刺诗人用以鞭挞本国国王和政府的大棒。然而，在仅仅几年之后，他就变成了“灵魂自由的欧洲人”抵制的对象。这些变化是中英两个世界级大国碰撞和冲突的开始。我们从中国的角度回望历史，可以看出它给地球另一边的大英帝国侵略中国、武力打开中国大门的炮舰政策留下了借口，为后来的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火烧圆明园埋下了伏笔。它说明了一个残酷的事实：落后将挨打。在那个时代，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就是强权和利益。虽然1842年美国第六任总统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称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真正原因不是鸦片，而是磕头（281-285），但是这并不说明其后的国际关系准则有多少改变。
摘自：张剑，《从“到“暴君”——马嘎尔尼访华事件的文学再现》，《外国文学》，2021年第5期，第137-148页。
裴云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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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斯顿译乾隆诗与乾隆形象在十九世纪初英国的演变
围绕马嘎尔尼和阿美士徳使团访华的研究已经较为丰富，其中相当一部分集中在外交仪式（特别是叩头）以及英国文人对清代中国意象的建构上（James Louis Hevia 1995；Lydia Liu 2004；Peter Kitson 2013）。相形之下，有关英国社会对汉语言文学和文化的接受研究远远不够。这个背景下，极少有人研究的史蒂芬·韦斯顿（Stephen Weston 1747—1830）所翻译的乾隆诗至少在汉语文学在英国的传播以及乾隆形象在英国的接受两方面有着特殊意义。
韦斯顿有广泛的学术兴趣，对希腊语、法语、汉语和波斯语等外国语言与文学均有涉猎。他的汉语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小辞林》（Siao Cu Lin or A Small Collec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alysed and Decompounded 1809）、《汉语词典试例》（Specimen of a Chinese Dictionary 812）以及《范希周》（Fan-Hy-Cheu, A Tale 1814）。此外，他还翻译过乾隆的两首御诗，均以单行本的形式面世，并附带介绍中国文化和文字，其中一首即是1809年出版的《李唐》（Ly-Tang, an Imperial Poem）。因为诗中存在大量误译，韦斯顿又于1816年出版了修正后的版本，取名《一首中国诗——乾隆三十三年题于瓷器》（A Chinese Poem Inscribed on Porcelain in the Thirty-Third Year of the Cycle）。在这两个版本之间，韦斯顿又于1810年出版了《御制平定两金川凯歌》（The Conquest of the Miao-tse, an Imperial Poem by Kien Lung）。
根据韦斯顿在《李唐》前言中的自述，他在一个酒杯上发现了一首题诗，被诗的作者署名所吸引，对诗歌内容产生了兴趣。笔者经过对比考证，酒杯应是粉彩鸡缸杯，而题诗则为《咏鸡缸杯文》。不单单是韦斯顿，其实欧洲社会很早就关注乾隆皇帝，不但因为他帝王的身份，还因为伏尔泰和钱德明都曾撰文谈论他的文学才干。他的《盛京赋》和《三清茶》分别被译为法文和英文。也因为乾隆皇帝的诗文名声在外，英国人才对马嘎尔尼使团出使清廷寄予了极高希望。十八世纪末期至世纪之交，英国文人的创作中也曾以乾隆为理想参照，讽刺英国国内的政局，但之后因为两次出使的失败，英国社会对清王朝的态度经历了转变，乾隆皇帝的形象由“灯塔”转为“暴君”（张剑，2021）。这一时期诸如品达（Peter Pindar，原名John Walcot）、马蒂亚斯（Thomas James Mathias）等人的作品，一般是以乾隆为创作灵感，但绝少直接将乾隆的作品翻译成英语作品。韦斯顿的三次译乾隆诗，很好地补充了这个空白。
造成《李唐》中误译的直接原因是韦斯顿采用了逐字翻译法，翻译单字后再连成散文。在《范希周》中，韦斯顿为他的翻译方法进行了辩护，认为只有字面翻译才能更好地展现原文精髓，如果进行解释，则丢失了原文的韵味。这种方法很类似字面翻译，而稍晚一些的戴维斯（Francis Davis）则反驳称，文学翻译应尽量译出原文的精神和效果，不一定需要严格的字面翻译。字面翻译在现代欧洲各语种翻译中可能奏效，因这些语言之间有相对紧密的关联，但照此翻译中国文学，则“将之降格为恐怖的一系列专有名词，很少有人会有兴趣继续钻研”（1829）。
除了翻译方法的问题，《李唐》中的一些其他错误则是因为韦斯顿缺乏对汉语文化的了解。古代汉语并无标点符号，诗歌全靠读者对创作规律的掌握而自行断句。这首乾隆御诗正确的断句应是七字一句，为七言诗，而韦斯顿误将每一竖排文字当成一句诗进行了翻译。此外，对中国历史文化典故的不熟悉也造成了对诗歌的误解。误译在此列举一二。他将诗首行“李唐越器人间无”中的李唐误认为是人名，从而译为“Ly-Tang”，但这句诗实际是说李姓唐朝时期的越州瓷窑生产的瓷器已经非常罕有了。越州瓷窑（现浙江境内）也称为秘色窑，是晚唐和五代时期著名的瓷窑之一，擅长烧制青瓷。整首诗中，乾隆借烧制瓷器风格的兴衰来暗喻朝代的兴替，并以此鞭策自己做明君。造成韦斯顿误认李唐为人名的原因也有可能是历史上的南宋实际存在一位叫李唐（1160—1150）的画家，此人擅长山水画和人物画。乾隆的收藏中也有他的画作。然而，韦斯顿是否知道这样一位画家，我们不得而知。首句之后的翻译，也与原诗相去甚远，此处不再赘述。
既然误译明显，为何要研究韦斯顿的翻译呢？实际上，韦斯顿译乾隆诗，是极少数的直接把汉语作品翻译成英语的尝试。虽然在他之前有帕西（Thomas Percy）和琼斯（Sir William Jones）曾投入这项事业，但总体上，直接从汉语进行英译仍非常少见。彼时，英国对汉语言文化的了解处于相对初级的阶段，并没有很多掌握汉语的人。仅有的对汉语作品的了解，例如《赵氏孤儿》等，大多源于从欧洲的转译。虽然博德利图书馆（The Bodleian Library）早在1613年就已存有汉语作品的残卷，但直到1824年小斯当东爵士（Gorge Staunton）将自己私藏的汉语书籍共186卷捐赠给皇家学会，英国社会才得以拥有一个小规模的汉语公共藏书库，人们才有机会阅览和了解汉语文字与文化（Barrett 1989）。韦斯顿在译乾隆诗之时，并没有这些资料的辅助。后来随着对汉语语言文学的深入探索，他可能意识到了1809年译本中的错误，在1816年又出版了修改后的译本。
修改后的版本不仅仅更正了理解问题，更有意味的是，修改体现了韦斯顿对乾隆皇帝态度的转变。改后题目仅为《一首汉语诗》，淡化了乾隆皇帝的存在感。同时，1809年版本中介绍乾隆和中国文化、汉语的文字也被删除。这些改变恐怕反映出了当时英国社会对中国的态度。1815年英国赢得了滑铁卢战役，国际贸易也发展迅猛。修改后的译诗发表的第二年，阿美士德使团成员的日记和著述等开始见诸报端，这些文字将中国描述为发展停滞的帝国，学者已经对此进行过具体分析（Markley 2016）。韦斯顿很有可能是察觉到了英国社会对中国态度的转变，才改了名字出版译诗，当然也不排除改名是为了不与1809年的版本产生关联，避免尴尬。在他去世后的讣告以及当时出版名录中，两个版本的译诗也被列为不同的作品（Watt 1824）。
综合以上，探究韦斯顿的译乾隆诗，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汉语作品英译初期的一些问题，从多方面理解乾隆皇帝作为文化符号在英国社会的接受变化。
本文为缩略版，原文信息如下，Pei, Yun. “Weston’s Ly-tang: An Imperial Poem.” Notes and Queries 67.1 (2020): 7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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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玉明 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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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治讽喻诗中的马嘎尔尼访华
马嘎尔尼访华（1792—1794）的文学再现不仅体现在浪漫主义时期的经典著作中，而且表现在更早期的18世纪英国政治讽喻诗歌中。这些诗歌在马嘎尔尼出访前就已经开始预测访问的结果，它们要么把中国儒家的治国理政视为君主制的典范，针砭英国时弊；要么通过兜售英国工业启蒙思想，以期开拓中国市场；要么反对英国在海外疯狂掠夺的殖民扩张，对其行径进行声讨谴责。
在《乾隆颂歌》（1792）中，诗人约翰·沃尔科特把时任英国国王“农夫乔治”的“小农”习性，以反讽的形式投射到乾隆皇帝身上，乾隆皇帝成了英王乔治的“他者”投影，明里褒扬乾隆皇帝，实则揶揄乔治三世。诗人还以反讽的口吻建议乾隆皇帝向英国国王学习，对社会饥荒、百姓疾苦要置若罔闻，以便留出精力去搜刮民脂民膏。沃尔科特不仅嘲讽乔治三世，还极力挖苦欧洲其他国家的君主，认为他们只会各种猜谜，像哑谜猜字、图形字谜，以及各种稀奇古怪的难解之谜等。在诗歌中，沃尔科特主要赞颂的不是乾隆的治国之道、驭人之术，而是他的文学才华、诗人气质。柏拉图曾立言要把诗人从理想国中驱逐出去，但是沃尔科特不仅不认为诗人有害于政治，反而将诗人乾隆视为理想的君主。英国政府对外宣称，马嘎尔尼访华的目的，是希冀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开展贸易合作。沃尔科特对此提出质疑，他对开展两国贸易合作不抱希望，认为此次出访只不过是英国王室和大使本人借此谋取私利的又一借口罢了，但他同时也希望大使能够从中国带回儒家治国理政的成功经验。
约翰·弗里斯在《马嘎尔尼使团访华》（1792）中认为马嘎尔尼访华并非一次国事“访问”，而是英国对神秘东方的一次“探险”，中国成了英国意欲探索发现的一个区域，而非英国希望与其建立平等贸易关系的主权国家。这暗示英国企图将英中关系定位为“主客体”关系，而非“主体间”关系。英国希冀借马嘎尔尼访华扩大英国的海外市场，通过经济贸易上的优势来为英国君主立宪制政体的合法性进行辩护。18世纪中后期，在弗里斯的家乡伯明翰出现了一个重要的组织，名曰“月光社”，这是一个由自然哲学家（科学家）和工业家组成的地方性学会，直接促进了英国的“工业启蒙”运动。马嘎尔尼访华给了“月光社”一次将启蒙知识输出异域的机会，他们希望借助这次机会将英国的工业精神通过产品输出的形式向全世界播散，以形成与法国启蒙思想对峙的态势。然而，马嘎尔尼最终并没有采纳“月光社”的建议，这是英国国内的阶级矛盾和冲突所导致的，即传统知识贵族与新兴工业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月光社”希冀通过产品输出的形式来散播英国的启蒙知识，而马嘎尔尼使团则是打着“工业启蒙”的幌子，以彰显英国的国威，进而实现图谋中国的野心。
在诗歌《马嘎尔尼使团访华颂》（1792/1793）一诗中，威廉·谢帕德借古老华夏守护神之口，猛烈抨击了大英帝国全球殖民扩张的野蛮行径，告诫华夏人民要警惕英国使团的口蜜腹剑，不要同其缔结任何条约。在苏格兰，英国国旗成了英格兰对苏格兰欺压与“清洗”的历史见证，诗人将英格兰的白底红色正十字旗描写成“血腥的十字架”，这是一面侵略的旗帜，是战争的象征。旗帜所到之处，和平永难再续，诗人借此捣毁了英格兰自我形塑的“拯救者”形象。在印度，英国殖民者被描写为一个手执长柄镰刀的死神形象，给殖民地人民带去了连年饥荒和无尽苦难。在非洲，诗人仿佛听到了“尼日尔河两岸不幸的奴隶们内心发出的哀嚎声”，仿佛看到了“满载奴隶的运尸船正在汹涌澎湃的大海上”朝美洲驶去。谢帕德用诗歌的语言，为奴隶所受到的非人道对待进行控诉，对那种非洲黑奴“非我同类”的论调进行强烈谴责。与东印度的饿殍遍野、西非的哀号恸天不同，诗歌中的中国是一片尚未被践踏的“乐土”。在谢帕德看来，马嘎尔尼使团访华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意在通过他们巧取豪夺的惯用伎俩从中国盗取大量的黄金白银，进而贫化中国，让印度、非洲的悲剧在中国重演。谢帕德将马嘎尔尼使团访华描写为一种赤裸裸的殖民侵略行为，而所谓的开拓市场、互派使节只不过是一种托辞罢了。他们把“屠刀隐藏在用橄榄枝编织的花环下”，希望用花言巧语、盟誓之约来骗取中国人民的信任，以隐藏他们殖民掠夺的真实目的。
今人大多习惯将马嘎尔尼访华与1840年鸦片战争联系起来考察，似乎乾隆皇帝因拒绝了马嘎尔尼访华的通商请求而应该为后来的鸦片战争负主要责任。不得不说，这都是后人之见，用半个世纪后的鸦片战争来评价马嘎尔尼访华的历史意义，大有用结果来模糊目的的意思，忽略了对马嘎尔尼访华真实目的的讨论。由于中英贸易给东印度公司带来丰厚的利润，英国在1757年殖民印度以后就时刻不忘图谋中国，他们水陆并进，希冀从东南沿海口岸或西南边疆强行打开中国大门。就在1792年马嘎尔尼访华之际，东印度公司还在中尼战争中犹豫是否要派军援助尼泊尔，考虑到军援尼泊尔会得罪清廷，导致马嘎尔尼出使失败，几经权衡之后方才作罢！因此，乾隆皇帝拒绝马嘎尔尼使团的通商请求，不能一味地归结于清庭自康熙帝以来的“闭关锁国”政策，英国殖民者对中国的长期觊觎，清廷不可能一无所闻。
摘自胡玉明：《英国政治讽喻诗中的马嘎尔尼访华》，载《英语文学研究》2021年第五辑，第29-41页。
喜之郎果冻 2023-04-14 1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