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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面具"作为埃兹拉·庞德早期诗歌创作及文学批评的核心概念之一,在庞德探索自我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庞德首先将"人物面具"定义为意象,赋予它使诗歌成为"客观事实"和"一种意识"的两种功能;庞德一方面借鉴了布朗宁的"戏剧独白体",用"人物面具"将自我他者化,从而使其以客观事实的方式显现;另一方面受到叶芝"大记忆"概念的影响,用"人物面具"将自我历史化,从而以意识的形式显现。因此,庞德的"人物面具"是诗人自我的显现,是庞德试图平衡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的手段,为诗人内心世界的表达提供了可能性。

克洛德·西蒙对20世纪法国战争历史、大众生存的悖谬处境与战后工业文明的畸形发展进行了独特书写,其小说创作根植于西方文明深层的意识形态与心理结构,将人物的自我探寻与亘古的人类行为原型联系在一起,试图帮助现代人在混乱的历史中找到一种秩序与平衡。小说叙述者们通过持续地指向文化原型,既表达了人与社会环境的矛盾冲突,也融合了个体的独特性和人类经验的普遍性。本文以原型批评方法入手,从战争、女性、城市和自然等角度探讨西蒙小说对人类自我的关注和探寻。丰富的文化镜像和神话原型形成了一个稳定的集体潜意识中心,具有护卫人性自由和塑造生命情感的力量,同时带来了一种观察历史和评判生活的途径与智慧。 更多

关于英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鲁德亚德·吉卜林童年在寄养家庭的遭遇,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依据创伤文化理论、叙事心理学和传记文学理论,可以发现,吉卜林童年在寄养家庭遭受的虐待给他带来了心灵创伤并造成自我的迷失,而其自传性写作对这段经历的重述实际上是一种重新审视,目的在于修复创伤、重建自我。在这些自传性作品中吉卜林强化了慈母与无辜受虐的童年自我形象,并阐释了自己"被遗弃"经历的现实意义。同时,在英国维多利亚晚期的社会文化思潮影响下,吉卜林重构的自我形象坚韧而又具有男子气概。 更多

关于英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鲁德亚德·吉卜林童年在寄养家庭的遭遇，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依据创伤文化理论、叙事心理学和传记文学理论，可以发现，吉卜林童年在寄养家庭遭受的虐待给他带来了心灵创伤并造成自我的迷失，而其自传性写作对这段经历的重述实际上是一种重新审视，目的在于修复创伤、重建自我。在这些自传性作品中吉卜林强化了慈母与无辜受虐的童年自我形象，并阐释了自己“被遗弃”经历的现实意义。同时，在英国维多利亚晚期的社会文化思潮影响下，吉卜林重构的自我形象坚韧而又具有男子气概。 

 在日本文学中，有不少涉及重庆题材的作品，包括诗歌、游记、散文、小说等多种体裁。这些作品既有对由汉语经典文本所构筑的中国形象的缅怀与想象，也有对现实中的近代重庆真实面目的直视与侮蔑，更有对重获新生的战后重庆的颂扬与赞叹。日本人通过对重庆这一遥远异域的描写和记述，思考与确认“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并进一步阐释国家、民族、文化的差异与对立。

《末世之城》常被划入敌托邦科幻小说的范畴，但实际上，它的目的不在于描画人类未来的阴郁前景，而是透过历史苦难的碎片聚焦底层群体的生存困境。它揭示底层空间具有隔离性、暴力性、易变性和贫困化等异质特征。这些特征不仅影响了人们的生存经验、主体构建和语言再现，也在群体和空间之间建立起符号化的互为表征关系，为权力放逐、压迫他们提供合理的借口。不过，底层空间也蕴含着隐蔽的革命性维度。小说里，女主人公的书信和叙事策略构成空间政治的反拨之道，它们在还原底层生活、修复集体性被迫失语的同时，也彰显了艺术和人性的救赎力量。 

2014年普利策诗歌奖得主维杰·瑟沙德里是一位擅于处理声音的诗人。面对一个悠久丰富的英诗传统，他的诗歌以跨界的文体风格、对人称的实验性探索、突降式的行文结构独树一帜。他在诗作中频频化身他人，通过形形色色的人物声音讲述当代城市生活故事、反映时代问题。相较惠特曼集大成者的自我独立宣言，瑟沙德里用自己的方式把自我归还给了当代美国芸芸众生，并倾听他们的声音，听他们讲述普遍“意识”的不同人生故事。他相信书写普遍人性意识的诗歌最终能够带领自我走出身份的困扰、环境的桎梏和历史的梦魇。 

符号的出现，是由于意义没有得到解释，即符号并不表达已经存在的意义。作为意义承载的主体，自我如何把玩符号与意义之间这种“得意忘象、得鱼忘筌”的关系，决定了读者对文本的接收与阐释。本文根据叙述符号学中，自我、意义与符号的定义出发，探究美国印第安作家路易斯·厄德里克的新作《踩影游戏》。在这个叩问“何谓爱”的故事中，一共卷入了三个关于“爱”的符号文本，其中，三位叙述主体的叙述形式是三种再现体；其指涉的对象分别为自我欲求与他者之间的距离、占有他者的形式以及通过他者确立的身份；并最终延伸到对爱之本质的叩问：即爱本身是意义。三个文本的叙述主体用爱的符号所表达的，恰恰是爱的阙如。 

西方学界忽视了乔治·艾略特小说艺术和她文化思想的一个具体结合点,即心智培育这一主题思想及其艺术呈现。关于"心智培育"的主张,散见于英国众多文学家的笔端,构成了一种共同的文化,其中有着艾略特的重要影响,而她的"天鹅绝唱"《丹尼尔·德隆达》可谓重中之重。小说叙述者给美德下了一个空前简洁的定义:美德即非我的自我。在艾略特的笔下,同情心是从自我走向非我的必由之路;"同情"既属于认知/审美范畴,又属于伦理/道德范畴。这一思想可以追溯到席勒。在《丹尼尔·德隆达》中,"听"就是同情,关德琳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听力"的转变。通过关德琳的故事,艾略特点明了心智培育/文化生活的两个基本前提:爱心和知识。更值得称道的是,艾略特把二者看成互相交织的结合体,她笔下的知识教育不仅是智育和美育,同时还是德育。关德琳走出自我的每一步,都和自尊心被撕痛有关。这给了我们一个暗示:从羞耻心转向同情心(走出自我),还要耐得住痛才行。小说中还值得留心的是"去除所学"一词。许多提倡教育/心智培育的书籍只强调学习,而艾略特却把"去除所学"放在了首位,这样的悖论堪称一绝。

西方学界忽视了乔治·艾略特小说艺术和她文化思想的一个具体结合点,即心智培育这一主题思想及其艺术呈现。关于"心智培育"的主张,散见于英国众多文学家的笔端,构成了一种共同的文化,其中有着艾略特的重要影响,而她的"天鹅绝唱"《丹尼尔·德隆达》可谓重中之重。小说叙述者给美德下了一个空前简洁的定义:美德即非我的自我。在艾略特的笔下,同情心是从自我走向非我的必由之路;"同情"既属于认知/审美范畴,又属于伦理/道德范畴。这一思想可以追溯到席勒。在《丹尼尔·德隆达》中,"听"就是同情,关德琳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听力"的转变。通过关德琳的故事,艾略特点明了心智培育/文化生活的两个基本前提:爱心和知识。更值得称道的是,艾略特把二者看成互相交织的结合体,她笔下的知识教育不仅是智育和美育,同时还是德育。关德琳走出自我的每一步,都和自尊心被撕痛有关。这给了我们一个暗示:从羞耻心转向同情心(走出自我),还要耐得住痛才行。小说中还值得留心的是"去除所学"一词。许多提倡教育/心智培育的书籍只强调学习,而艾略特却把"去除所学"放在了首位,这样的悖论堪称一绝。 

本文以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J.M.库切的自传体小说《夏日》的叙事形式为考察对象，分析了其多种叙事形式的融合、不同视角的并置、文本顺序的编排以及元传记特征对于传统的突破。笔者认为，《夏日》挪用了巴赫金的“复调型”小说的概念，从传记作者独白性的权威叙述转向外在于传记作者的、拥有独立意志与自主性的人物的多元叙述，通过文本内参照与互文现象，对人物叙述的可靠性进行了规约，在众声喧哗的叙述间性中建构了“库切”的形象。对于如何在一个怀疑的时代建构自我真实这个难题，《夏日》在破与立中做出有益的探索。

本文论述了英国浪漫主义从自我走向同情的思想历程。论文首先概括了英国“浪漫主义自我”的几个特征，在此基础上，重点论述了英国浪漫主义传统中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忘我”，或基于同情的忘我。同情来自自我认识，表现为不同程度的忘我，最终引向物我两忘。充分认识“同情”思想将有助于我们更加平衡地把握英国浪漫主义传统。

笛卡尔的“我思”哲学为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奠定了基础。对“自我”确定性的探索开启了一个叙述活动在其中得以展开的“内在世界”。实际上，叙述自我的“自白”传统可追溯至中世纪的奥古斯丁那里。与此同时，对“外在世界”及其规律的研究不仅成为自然科学的根本任务，文学也开始致力于“描摹（社会或心灵的）现实”。进入20世纪以来，量子物理学对物质微观状态之不确定性的描述彻底颠覆了传统的现实观，这使得文学创作乃至文学理论转向强调建立在文学语言及文本意义不确定性之上的“文学性”。对语言符号及其标示的不同“事态”的关注不仅使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这些冷战时期的自然科学理论成为可能，而且也是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思潮的灵感来源，这一切向我们展示了与语言符号所对应的“现实”的“虚构”性质。

笛卡尔的“我思”哲学为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奠定了基础。对“自我”确定性的探索开启了一个叙述活动在其中得以展开的“内在世界”。实际上，叙述自我的“自白”传统可追溯至中世纪的奥古斯丁那里。与此同时，对“外在世界”及其规律的研究不仅成为自然科学的根本任务，文学也开始致力于“描摹(社会或心灵的)现实”。进入20世纪以来，量子物理学对物质微观状态之不确定性的描述彻底颠覆了传统的现实观，这使得文学创作乃至文学理论转向强调建立在文学语言及文本意义不确定性之上的“文学性”。对语言符号及其标示的不同“事态”的关注不仅使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这些冷战时期的自然科学理论成为可能，而且也是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思潮的灵感来源，这一切向我们展示了与语言符号所对应的“现实”的“虚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