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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文艺复兴文学研究领域,结合史实进行文本解读已是基本模式,但近年来此研究范式被认为抹杀了文本的文学特征,因而不断受到质疑。然而,需要明确的是,"历史解读"原则本身无可指摘,文学的"文学属性"与"历史属性"并非二元对立,而是相辅相成,应该纠正的是在错误的"历史解读"认识指导下进行的具体文学研究实践。本文以莎剧《辛伯林》的解读为例指出,在平衡文学的两种属性的基础上进行的文本解读,可以表明剧本对创作时期历史事件的映射帮助构建了对莎士比亚戏剧主题的体验,体现了文学创作中历史关照和文学考量的有机统一。

《莎士比亚与诉讼修辞术》是著名思想史家昆廷·斯金纳完成的又一部莎士比亚政治与修辞学研究力作。该作将莎士比亚戏剧传统追溯至古罗马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教育源头,从诉讼修辞术的角度对詹姆士一世时期《一报还一报》等"诉讼修辞剧"加以重新审视,卓有成效地解释了莎士比亚"问题剧"创作的内在机理。另一方面,斯金纳在讨论莎士比亚戏剧的诉讼修辞术传统时,关注莎士比亚修辞语言的行动维度,而非意义维度,在某种程度上与其在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一贯主张的"修辞转向"一脉相承。 

《裘利斯·凯撒》作为莎士比亚"罗马剧"中的一部,表现了凯撒与以勃鲁托斯为首的反叛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双方斗争的实质是罗马君主政体与共和政体之间的激烈较量。在这背后更为根本的,是双方灵魂品性的比较,即谁的德性更加适合罗马共同体的政治需求。勃鲁托斯以及凯歇斯灵魂及行为的缺陷暴露出的是罗马共和政制的危机,"凯撒精神"的最终胜利代表着莎士比亚对君主政制的肯定,与后来的莎士比亚四大悲剧强调的君主政制的延续问题,二者紧密相承。莎士比亚在该剧的写作上颇为用心,凯撒在第三幕第一场即因被刺身亡而匆匆"离场",但凯撒的精魂始终飘溢在舞台之上。他的离开恰是为了让安东尼完成莎士比亚对理想君主的塑造。甚至可以认为,凯撒以自己的死确立了"凯撒精神"这一君主榜样的不朽地位。 更多

一种文学样式的兴起往往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它不仅源于文学内部各种因素,更源于宗教、政治和科学文化等外部因素的合力。以十四行诗为例,伊丽莎白女王的奖掖拔擢,与怀亚特、锡德尼、斯宾塞等人在诗体格律方面的探索发明,同样阙功甚伟,至莎士比亚则可谓臻于完备。本文由破格这一独特的诗歌语言现象入手,考察英国十四行诗的流变,揭示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艺术创新。作为诗人的特权,诗之破格一方面是诗人不肯落入俗套的主观努力,另一方面也是人为法则与思想自由表达之间矛盾冲突的表现。随着17世纪科学革命兴起,散文逐渐取代诗歌成为主流,正是这一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 更多

莎士比亚仙逝四百年之际,也迎来了四百年的莎士比亚评说。如何才能概括这样一位伟大的文学家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回顾以往,放眼未来,对于有关莎士比亚的各种话题的讨论、继承与弘扬,是非常有必要的。总结莎士比亚评论,需要从历时态与共时态以及其它特征参照系角度来切入,包括:(1)共时态的倒莎派与拥莎派;(2)历时态的评论浪潮,从新古典主义到以新历史主义为代表的后现代多元关照方式演绎的莎评之流;(3)舞台派与文本派;(4)文化派与文学派;(5)主义的丛林:莎士比亚的七十二般变化。这些参照系很多时候互为交叉,它们的角度构成了不同的莎评风景。也构成了四百年莎士比亚评论的历史宏图与精彩断面。

毫无疑问,莎士比亚首先应被当作一位艺术家,或者更确切地说,一位戏剧艺术家。但是他同时也应被视为一位历史学家,或一位历史主义者。说到作为历史主义者的莎士比亚,我们通常会想到他的《约翰王》、《爱德华三世》、《理查二世》、《亨利四世》、《亨利五世》、《亨利六世》等历史剧。因为剧作家在这些历史剧中基于真实的人物创造出一些令人难忘的历史人物。实际上,如果我们全面阅读理解莎士比亚的悲剧、喜剧和历史剧的话,我们会很容易地发现,他除了取得卓越的艺术成就外,还扮演了一位历史主义者的角色。他不仅写出了一些历史剧,更重要的是,他的悲剧和喜剧也可以被视为某种形式的历史剧。虽然从今天的观点来看,他的戏剧叙述并非总是忠实于真实的历史记载,但是它们确实是"文本化"或"戏剧化"的历史叙述。与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在西方所受到的重视和研究相比,中国的莎剧研究是很不全面的。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恰恰是,在今天的中国电视荧屏上,我们却能常常看到许多基于真实人物的历史题材电视剧,这些电视剧往往用一种反讽和戏仿的后现代手法对历史事件和人物加以再现,但是成功者却寥寥无几。因此我们应当说,莎士比亚所扮演的历史主义者的角色并未得到认可,至少在中国的语境中是如此,尽管他那些卓越的历史题材的戏剧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中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兴起。

《莎士比亚与诉讼修辞术》是著名思想史家昆廷·斯金纳完成的又一部莎士比亚政治与修辞学研究力作。该作将莎士比亚戏剧传统追溯至古罗马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教育源头，从诉讼修辞术的角度对詹姆士一世时期《一报还一报》等“诉讼修辞剧”加以重新审视，卓有成效地解释了莎士比亚“问题剧”创作的内在机理。另一方面，斯金纳在讨论莎士比亚戏剧的诉讼修辞术传统时，关注莎士比亚修辞语言的行动维度，而非意义维度，在某种程度上与其在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一贯主张的“修辞转向”一脉相承。 

 莎剧《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的败诉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不含血的肉”的观念的普遍认同，或者说集体无意识的默许，其中隐含了文艺复兴时期西方身体观的重大转变。在西方文化中，随着现代人体解剖术的出现和发展，传统的血肉相通的身体观逐渐让位于为血肉分离的身体观。这种转变在包罗万象的莎士比亚作品中留下了大量的文本踪迹，其中既有“四体液说”和放血疗法的明确话语，也有维萨里《人体的构造》的影响和哈维血液循环说的先声，而鲍西亚扭转剧情的判决则成为两种身体观的象征性分界。

尼尔·盖曼在其史诗级绘本小说《睡魔》中，以一种元小说评论式的漫画想象对莎士比亚生平史实与戏剧创作过程进行再创作，以绘本小说跨媒介指涉产生的双重互文，将莎士比亚及其剧作同时置于历史事实与虚幻梦境中，从而消解了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实现了对经典符号化的莎士比亚的浮士德式"变形改写"，通过对剧作家本人亦虚亦实的书写，从而进一步探讨莎士比亚及其剧作作为永恒的文化符号所折射出的哲学思考。

莎士比亚在其喜剧和传奇剧中较为集中地展现了独具魅力的自然景观，它们既为主人公提供了庇护和安慰，也构成了对世俗社会的反衬和补偿。莎剧自然景观的设置在一定程度上契合生态批评理想，又由于身处不同的自然与社会条件而与之表现出一定的背离。莎剧中的自然景观为人们反思现代文明的弊病提供了生动的参照，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思想亦有一定的相通性。

作为莎士比亚作品最早的汉译,《海外奇谭》于光绪29年(1903)由上海达文社率先出版,无译者署名,底本是根据英国散文家兰姆姐弟改写的《莎士比亚故事集》。此译本的出版时间还早于林纾的《吟边燕语》(1904),但一直少为学界所知,更无专文研究。然而,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译者从语言、文体与叙述方式的选择与误读等方面与晚清读者接受的相互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章回小说的套路,在改写与再现、归化与异化之间取得了一个较好的平衡,在叙述结构、情节安排等方面为后人留下了可资借鉴的蓝本。此外,《海外奇谭》还无意中开了短篇小说译介之先河,其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都有不可忽略的意义。

《麦克白》第一幕第七场，麦克白夫人说自己曾“哺乳过婴孩”，但这个孩子却从未出现在舞台上。这一现象引起了麦克白夫人之子是“意象”、“历史存在”或只是莎士比亚“写作失误”的讨论。本文从早期现代英国的家庭观念出发，从麦克白夫人的孩子探寻一段被篡改的历史，提出莎士比亚通过这个孩子存在的矛盾性和模糊性为麦克白创造出一个“反圣家庭”，逐步推翻了《编年史》中麦克白的合法性，最终重构了历史。 

 在正式登场并有台词的全部972名莎士比亚戏剧人物中，以“诗人”之名出现的不过两人：一为《恺撒》第4幕第3场中的“诗人”，一为《雅典的泰门》中的“诗人”。《恺撒》剧中另有一名诗人，但以秦纳（Cinna）之名出现。在莎士比亚同时代人的想象和认知中，“诗人”的话语一形象承载了当时人文主义（者）的光荣与梦想，而《恺撒》剧中的两位诗人，一位被逐，一位被杀，适构成文艺复兴时期“诗人”的反讽镜像。通过诗人的遭遇，“一切时代的诗人”莎士比亚隐身说法，证示了“诗人”在“城邦”的存身之道。 

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随着英国国内儿童数量急剧增多和儿童演员登上舞台，莎剧中出现了不少生动的儿童角色。本文从莎剧儿童角色研究的难点——儿童角色的数量问题——入手，讨论莎士比亚对儿童角色的创造和改写。文章集中分析了三种具有代表性的儿童角色塑造方式，即早熟的儿童、“父亲的雏形”与非正常死亡的儿童，指出莎剧中儿童形象的构建不仅有现实依据，也反映了早期现代英国社会对儿童的要求与期待，是早期现代英国文化与社会焦点的投射。 

在不同历史时段，中国社会对话剧演出的需求与观念各不相同，作为外来文化代表之一的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话剧舞台上也历经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文本缺失的文化翻译、再现表演形态的文化模仿、争取民族解放的文化斗争、政治专制下表演体系的文化独尊、文本内容的文化写实、多元化的文化改编。表演形式和演出内容上“洋为中用”、“为艺术而艺术”、“艺术服从于政治”、“中西交融、兼容并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的理论探索和舞台实践阐释了话剧舞台上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莎士比亚的文化身份，也反映了国人在接受外来文化时政治与文化认同的流变，对当代话剧发展以及跨文化交流研究有着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借鉴意义。

在16、17世纪的英格兰甚至整个欧洲，占星学是大众普遍接受的知识理论体系，在很多作品中都涉及到天体、星辰的比喻和占星学的相关知识。但是随着某些天文现象(如新星的出现、彗星、流星雨等)的突然出现，其发展出现了巨大转折，古代占星学逐渐没落，而现代天文学则慢慢发展起来。本文拟以莎士比亚的作品为例，分析其中的天体星辰表达，指明莎士比亚对占星学的怀疑态度以及对新科学——天文学转向——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