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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理性为视角,从产生原因、语用功效和结束方式等三个方面分析和解释冲突话语。首先,冲突话语并非源于认知差异、语言选择或关联不足等因素,而是源于交际者在沟通理性差异时讲理态度和能力的缺失。其次,冲突话语在发挥宣泄负面情绪和维护面子等功能的同时,也起到表达、质疑、论证、反思和协调理性的作用,即理性沟通和协商的功能,这在一定意义上也会对人际关系产生正面效应。最后,在冲突话语的三种结束方式中理性从未离场,冲突话语的妥善解决需要通过改进理性沟通中的讲理态度和能力,以达到理性的理解或共识。

"信任"为交往中的核心概念和人际语用学的重要维度,在语用学理论中却未得到应有重视。本研究在探析语用学经典论题的基础上指出,基于理性的合作思想体现着交际参与者之间的合作期待与信任,经典语用学理论也对话语主体提出了可信性要求。研究发现,信任概念内嵌于日常会话的一般规律,与社群规约和集体意向性相关,体现着社区特定的交往秩序和伦理要求。交际风险的存在并未削弱、排除合作期待和会话信任。这一发现可为重新认识语用学经典论题提供参照,在拓宽语用学研究视野的同时,为人际语用学的"关系研究"提供新的增长点。

弥尔顿在《失乐园》中特别强调上帝把人造得"公平正直"(just and right),这意味着人在被造之初就获得了一种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对正义与不公的感知以及对正义/正当的追求。然而,这种追求"正当"的自然倾向中也隐藏着一个陷阱:人对正当性的需求会引导人借助理性审视上帝的禁令本身,但由于上帝的禁令具有完全独断性,其正当性无法通过理性来解释,使得它迟早会与人的正当意识发生冲突。因此,《失乐园》暗示,导致夏娃与亚当背叛上帝的关键因素恰恰是上帝在两人心中植入的理性和正当感,上帝也最终成为人类公正意识最早挑战的对象。 更多

对于柯勒律治《忽必烈汗》一诗,国内学界长期以来都聚焦于诗歌正文的解读,而对其1816年序言未予重视。本文采用史料考辨和文本细读的方法,首先对序言与"克鲁手稿"的附言进行比照,质疑序言所述事实的真实性,并寻绎措辞变动的理由;然后比照序言与诗歌正文,阐释两个文本在人物形象和主题上的诸多暗合以及潜在的龃龉。鉴于浪漫主义时期"断章"体大为盛行,本文结合柯勒律治对灵感与想象力的看法,指出诗人迟迟未将此诗发表的缘由并不是其结构上的不完整,而是诗人并不认同纯灵感写作的方法。1816年序言创造了一个从灵感中清醒过来的反思者形象,目的是要跟诗歌正文中那个狂热躁动的诗魔形象形成对比。 更多

蒲柏的《夺发记》不仅是一部仿英雄体讽刺史诗，同时还是一部充满教诲意义的叙事诗。本文通过对诗歌中的三种象征性“话语”——“头发”、“精灵”以及“情人”展开论述，认为:“头发”的隐喻被赋予了一定的社会意蕴，喻指当时英国上流社会颠倒和堕落的价值观和道德观；“精灵”影射女主人公贝林达轻浮、做作和虚伪的道德本质以及傲慢、过度和放纵的道德缺陷；而诗歌中的“情人”则暗中讽刺贝林达以及所属上流社会人们爱情观和价值观的混淆和退化。《夺发记》的作者借助于诗性语言的创造性能量，将审美与教诲的双重目的植入“陌生化”的语言中，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认同诗歌中所隐含的秩序观念以及对理性的诉求。 

关于《神曲》中维吉尔的象征意义，西方学界存在两种有影响力的看法：一种认为维吉尔代表理性，与之相对的是代表信仰的贝雅特丽齐；另一种认为但丁的维吉尔首先是书写了《埃涅阿斯纪》等作品的诗人。这两种看法都存在问题：第一种没有指出维吉尔能否代表但丁所理解的"理性"；第二种未能说明维吉尔作品体现的精神为何不能归结为"理性"。本文力图通过对《埃涅阿斯纪》和《神曲》的相关篇章进行分析，论证在《神曲》这部着力再现爱的完整秩序的诗篇里，维吉尔代表的是一种对于“爱”的态度，这种态度与《埃涅阿斯纪》的精神存在着高度的契合。它具体表现为：以节制的态度对待凡人的欲望，以盲目的虔敬对待神圣世界的秘密，在贝雅特丽齐所代表的更高的爱的烛照下，这种态度可以被看做一种不完满的爱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