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科学

发布时间:2017-02-23 15:45浏览数:3348评论数:0 收藏

有关文学与科学的关系,早在一百多年前两位维多利亚哲人赫胥黎(T. H. Huxley)与阿诺德(Matthew Arnold)就展开“辩论”。赫胥黎是达尔文的坚定拥护者,他在《科学与文化》中强调用“科学精神”来看待事物,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对事物的真切认识。他指出那些拥护古典文化而排斥科学教育的文化守成主义者缺乏的正是这种科学精神。阿诺德随后在《文学与科学》中强调古典主义文学教育重要性,指出文学作品直接揭示人性。事实上以“反科学”而闻名的华兹华斯,细读其作品,可以看出他对科技发展的反应是客观辩证的。他认为诗人既要像科学家一样奋发有为,又要贡献“神圣精神”去援助物质性或工具性科学。同时代的诗人柯勒律治的科学观更为明显。柯氏对待科学的兴趣是持久的,但对科学的态度是复杂的。他质疑科学“自下而上”的经验主义研究方法,但也渴求这种“生命的知识”。《古舟子咏》可谓体现了这种分裂的态度。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家,无论本人是否读过达尔文的作品,其创作都一定程度受到达尔文思想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乔治·艾略特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

随着20世纪80年代“达尔文产业”的兴起,各种现当代版本的达尔文主义纷纷以各自的方式对达尔文理论进行阐释和利用。越来越多的当代作家如拜厄特等在创作中开始关注与达尔文理论相关的主题。进入二十一世纪,以约瑟夫·卡罗尔为代表的批评家以达尔文进化论为出发点,把进化生物学、进化心理学和进化社会学的理论引入到文学研究中。在日本文学中,随着沉寂近百年的汉方医学在日本现代社会的复兴,也出现了有关汉方医学的内容。日本当代汉方小说可以说是医学与文学结合的一种体现。

伴随着文学研究视角多样化,文学与科学的关系不再泾渭分明。文学与科学的结合可以让人类更加清楚认识自身及周围世界,而文学与科学这个话题也成为文学作品探讨的一个主题。

金冰  教授 专家简介

达尔文与文学——跨越时代的影响

 

拜厄特在1995年发表的学术评论《一个新的写作群体》中探讨了达尔文主义与当代文化的相关性。在《论历史与故事》(2000)中,她又进一步讨论了当代达尔文小说兴起的历史与文化背景。她指出,“我们讲述的关于自身的故事,其形式总是来自我们栖身其中的更大的叙述范式。”人类曾经在《圣经》叙事的框架中对生命进行思考,而在19世纪,由于地质学“深层时间”的发现,以及达尔文关于适应、选择、遗传等生命演变形式的论证,一个同样关于人类起源与命运的叙述开始形成,但它与《圣经》中上帝创世,耶稣救赎与复活的叙述截然不同。在当代社会,DNA的发现和研究导致新一轮达尔文主义热潮的兴起,伦理学、政治学无不受到影响。拜厄特敏锐地意识到,“我们对于时间的性质及人类关系性质的观念不断发生深刻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不可避免地带来小说形式及题材的变化。”拜厄特在论述中多次提及E. O. 威尔森,吉莲·比尔,理查德·道金斯等当代达尔文主义研究专家,并引用比尔所著《达尔文的情节》一书中的相关观点对乔治•艾略特的小说《丹尼尔·狄隆达》进行分析,这无疑表明她十分谙熟达尔文思想对当代生物学,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的重大影响。

吉莲·比尔1983年出版的《达尔文的情节》一书是从文化和语言的角度研究达尔文主义的里程碑式著作。比尔将达尔文视作一个在他所处社会的思维框架中进行思考的人。她指出,达尔文理论的许多要素来自神话中变化和变形的主题,而《物种起源》一书的组织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达尔文经常阅读的狄更斯小说的影响。达尔文思想的形成离不开具体的历史范畴与实践。同时,比尔分析了达尔文理论如何被维多利亚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所吸纳的体制化过程,详细论述了达尔文思想对查尔斯·金斯莱、乔治·艾略特、托马斯·哈代等维多利亚时代作家的影响。

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家,无论本人是否读过达尔文的作品,其创作都一定程度受到达尔文思想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乔治·艾略特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比尔指出,达尔文思想中有关起源及关联的部分最令艾略特着迷。《米德尔马奇》中的知识阶层人物总是试图透过纷繁杂乱的多样化表象世界,揭示或追溯世界的起源及隐在的秩序,如卡苏朋撰写神话大全的梦想,追随法国病理学家比沙(Marie-François-Xavier Bichat, 1771-1802)思想的利德盖特对“原初组织 ”的孜孜以求。多萝西娅对于罗马各种文化遗迹混杂一处感到十分忧虑,因为它们“显然没有一种意义的等级秩序。”小说中互相依存的人物与事件全都处于达尔文所说的物种之间“无法摆脱的亲和关系之网”中(比尔认为,隐秘但无处不在的亲缘关系也是狄更斯与达尔文共有的情节);而作为叙述者的艾略特也将评论,隐喻,民间故事,基督教传奇,古典神话,吟游诗人传奇等有机地融进故事情节之中,编织出一张各部分彼此关联的结构之网。

随着20世纪80年代“达尔文产业”的兴起,各种现当代版本的达尔文主义纷纷以各自的方式对达尔文理论进行阐释和利用。越来越多的当代作家如汤姆·斯多帕德(Tom Stoppard)、彼得·凯里(Peter Carey)、拜厄特等在创作中开始关注与达尔文理论相关的主题。那么,当代作家对达尔文思想的理解和表现方式与维多利亚作家相比有什么不同?

在当代达尔文小说中,小说家关注的重心显然不再是“无可变更的自然规律”或对秩序的追求;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取代了上帝设计的“偶然性”如何作用于自然界和人类世界。

作为当代达尔文小说的一种,拜厄特的《尤金尼亚蝴蝶》的内容无疑也涉及到偶然和必然,选择和命运等构成达尔文主义命题的核心要素。例如,威廉在貌似偶然的情况下发现了妻子乱伦的事实,但如麦蒂所说,有时候“这座大宅子本身决定了有些事必然会发生”。(177)而一直坚信“本能即命运”的威廉也感慨道,“无论我们怎样坚称我们是被偶然性所驱动,我们遭受盲目而任意的打击;但事实上,的确存在着天意设计,存在着命运,它紧紧抓住我们不放。”(175)

然而,《尤金尼亚蝴蝶》的主题又不仅仅在于延续19世纪有关“天意设计”与“偶然”的争论,更不是某些论者所断言的科学话语对宗教话语的胜利。拜厄特将有关“设计与偶然”、“本能与智性”、“个人与群体”等命题的讨论纳入到一个更大、更具有现实意义的思想框架中。在此,我们不妨借用迈克尔·莱文森对作品主题的归纳,“我们如何能够在接受科学浸染的同时仍然保留希望的信念和对美的想象?我们如何在将自己设想为自然本身的同时又体现出丰富而独特的人的特性?” 

在我看来,拜厄特笔下的19世纪昆虫学家威廉·亚当森的形象生动地体现出吉莲·比尔在《达尔文的情节》中所论及的达尔文式悖论。比尔注意到达尔文在写作《物种起源》时遇到的一个两难境地:一方面,达尔文对自然神论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十分不满,认为自然物质世界并非如自然神论所宣扬的那样以人类的利益为中心,但他在用语言对自然的演变进行描述时却时时感受到语言自身所渗透的人类的意愿。语言具有一种天然的人格化倾向:“自然界的事件独立于语言之外,但语言却控制了人类对于自然知识的理解,”而语言必然受制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与个体经验。达尔文一直试图寻找一种有别于自然神论,摆脱了人类意志与意愿的非目的论语言,但从头至尾我们都可以感受到达尔文作为“一个单独的个人,一个证据的呈现者,一个理论的创造者”在说话的声音。

拜厄特笔下的达尔文主义者威廉最终没有成为一个达尔文式的情感麻木者。他从一个观察者,一个试图对自己的人生和爱情进行“理性规划”的“理性的人”,(15)渐渐转变为一个积极的生活参与者,一个对主观感性及个人经验的认知价值持肯定态度的人。对于蚂蚁、蝴蝶等社会性昆虫的观察与研究没有使他成为一部丧失了审美感觉的机器,反而促使他意识到,尽管在自然界,个体生物仅仅作为“物种”而存在,仅仅为了履行某种有利于群体繁衍的“功能”而存在,但作为个体生命的人却有着鲜明而独特的个性与自我。布莱德利庄园中那些如工蚁般忙碌而悄无声息的仆人们渐渐进入了他的视线。他试图帮助被埃德加侮辱的尚未成年的小女仆埃米。在埃德加看来,埃米不过是维持布莱德利庄园日常运转的庞大服务机器的一个部件,可以任意为他所用;但对威廉而言,埃米是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幼小生命,她的情感和心灵同样需要呵护。威廉的转变更集中地体现在他与麦蒂·克罗姆敦的关系上。最初麦蒂在他眼中是一个枯燥无趣的“没有性别的人”,但随着他对自己观察视角的不断校正,他渐渐意识到她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