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中的自然书写与自然文学(一)

发布时间:2018-02-07 11:32浏览数:679评论数:0 收藏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文学作品中一个永恒的话题。公元前3世纪古希腊诗人特奥克里特就在诗歌《牧歌》中描写了西西里岛的自然风光和魅力景致;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牧歌》描写了希腊半岛东部阿卡迪亚地区的景色和那里牧民简单纯朴的生活。其后无论是在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莎士比亚戏剧、英国浪漫主义诗歌还是梭罗日记等文学作品中对于乡村和自然的书写都是其主题之一。沙伦•卡梅伦(Sharon Cameron)认为书写自然实际上书写的是人类对自然的所思所想,反映的是作者对自我与他者关系的认识以及人类对自身局限的反省。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在评论华兹华斯诗歌时指出自然的神秘性可以促使观察者心灵的成长以及自我意识的培养。

自然文学旨在描写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外在对象是自然,内在对象是自然与人类心灵所产生的共鸣,即当人类接触自然时所产生的那种人类内心、内景的折射,也就是心景的感悟。因而自然文学也被认为是“充满希望的文学”,因为自然文学作家在作品中既歌颂了自然之美,又对自然带有科学观察性的审视,保持了人与自然关系之间的张力。爱默生在《论自然》中指出宇宙中的完整与和谐就是美,他概括到“美在其最博大、最深远的意义上,是对宇宙的一种表现。”美是自然的循环,只有在宇宙中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才构成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类的美德来自与自然界中动与静的结合之美。无论是文学作品中的自然书写还是自然文学,呈现给读者的都是人类对自然景物的外在反映以及人类心灵的内在沉思。

这种沉思在英国诗人特德•休斯长诗《沉醉》中是对自然与人类两性关系的思考,在美国作家冯内古特小说《五号屠场》中是对西方文明中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主义和物种歧视主义的批驳,揭示了人际压迫和种际压迫之间勾连共谋的关系。智利作家路易斯·塞普尔维达的旅行札记《帕塔哥尼亚快运》则质疑所谓的“文明”与“现代化”,控诉人类的肆意妄为,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而在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约翰•克莱尔的自然诗歌中,自然是真实的景象。克莱尔以博物学写作为主的散文作品具有独特的科学价值,其作品体现出诗人对自然的精确观察。

陈红  教授 专家简介

自然与两性关系——对有关《沉醉》中两性关系论断的质疑与思考

《沉醉》(Gaudete)是特德•休斯(Ted Hughes)中期的一部长篇叙事诗。全诗讲述了英格兰北部一个小镇的牧师尼古拉斯·拉姆突然被劫持到另一个世界,被要求给那里的一位女神疗伤,并帮助她生产的故事。当拉姆称自己无能为力时,他被突然击倒,之后被绑在一颗橡树上鞭打,直到再次失去知觉。此时他的一部分记忆和意识进入到橡树的体内,它也就成为了牧师拉姆的替身。于是,当真正的拉姆去到另一个世界执行那强加于他的使命的时候,他的替身来到他的教区替他行使职责。作品的主体部分叙述了拉姆的替身在他最后一天里的所作所为。至故事结尾,真正的拉姆才返回到原来的世界,无人知晓拉姆在另一个世界的经历,只知道他已经成功完成了使命,并已获得重生。拉姆出现在三个小女孩面前,用哨声把一只水獭从湖中唤出,之后他将一本诗集留给了女孩,那便是尾声部分的45首怪异且优美的短诗,许多都是献给一位无名女神的颂歌。以往相当一部分评论都把两性关系问题视为这部作品的核心主题;本文通过分别观察作品中男女角色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发现隔离和对抗是其关系的共性。由此文章展开进一步的分析,并最终得出结论:《沉醉》尽管涉及两性关系问题,但其最核心问题是个体的人如何通过消除对自然本能的抵触来实现自我完善。

两性与自然:难以消除的隔离

《沉醉》的主体部分充满各种戏剧冲突,涉身其中的便是拉姆牧师的替身和小镇上的男男女女,还包括小镇的自然景观和动植物等。虽然出现在《沉醉》主体部分的自然景物都是典型的英国小镇的寻常景致,是所谓经过驯化的自然,但在休斯笔下它同样表现出野性自然一般不羁的生命力。在休斯看来,他笔下除开拉姆替身以外的人物都是自然能量的“阴影”,他们会因这一能量的偶然闪现而感到困惑,甚至惶恐:“面对五月下旬多样而丰盈的植物及其无声的美丽,他们不知所措”(Letters 428)。可见休斯是有意通过景物描写来反映作品中人物的心理状况。故事中的男人们是传统社会次序和父权制尊严的捍卫者,他们对自然力量的恐惧或仇视可想而知的。埃斯特瑞奇因女儿身上散发出的“原始的饥渴和原始的美丽”而害怕,恐慌中他感到墙上挂着的野生动物标本变幻成“某个阴暗至极的恐怖”,“一个罪恶”,正一步步向他逼近(42)。如果说埃斯特瑞奇曾经利用那钉在客厅墙上的动物标本向人们展示他征服自然的成果,如今他已意识到深藏于人们心中的自然本能是强大和不可征服的;他惧怕于它的力量,因而视它为“恐怖”和“罪恶”。在《沉醉》主体部分所讲述的中心事件里,哈根和镇上的其他男人在绝大部分时间里都只扮演了旁观者的角色,唯有女人们是事件自始至终的参与者和体验者。《沉醉》中大多数女人们的状态是既渴望亲近自然又无法达到与自然的深层次交流。埃斯特瑞奇司令官的大女儿詹尼特一直以来受困于一成不变的刻板生活,就像她家阁楼上饲养的那些鸟,所以在她因未婚先孕而选择自杀之前,决定释放它们。只是当她面对着那些曾经的“少女时代的密友”,却发现“它们是那么的猥琐和可怜。/ 而它们也同样不带任何感情地注视着她”(45)。应该说詹尼特在临死前终于清醒地认识到,曾经被她当作倾诉对象的鸟与她之间的情感交流只是自己感伤的想象,但她未必能意识到她释放它们的举动本身也包含着一个同样的错误:她把鸟视为自己的情感依托,让它们代替自己去实现对现实的突破和对自由的追求。可笑的是那些已被驯养得失去了野性的鸟丝毫未表现出逃离牢笼的兴奋,甚至在所有的鸟都“偷偷摸摸地离去”之后,还有一只乌鸦,“犹豫着,徘徊不前”(46)。比较以上部分呈现出的故事中男人或女人与自然能量的不同关系,可以看出男人们相较于女人通常表现出更加强烈的掌控自然或自然能量的欲望,而女人们中的一部分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亲近自然以及接受自然能量的愿望,但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无法如愿以偿。他们或者在无法实施掌控时寻求对自然能量的暴力摧毁,或者因盲目接受自然能量而被其控制乃至毁灭。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两点启示:其一,女性与自然之间并无必然的亲密联系;所谓女性与自然的天然融合只是人们的感伤想象,是父权意识下自然和女性被一同置于弱势地位的主观想象的结果,而文本揭示出的事实却是—自然有着足以与人类或人类理性抗衡的强大力量。其二,作品主体部分展示出的最主要的冲突并非两性间的冲突,而是人与自然或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冲突。

女人或女神?:自我完善的核心

一些评论者认为《沉醉》这部作品所围绕的中心是女性,所探讨的是两性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个观点是否无懈可击?要回答这个问题,关键要确定作品中频繁出现的、贯穿始终的女神的象征意义。事实上所谓女神其实是女性、自然、和自然本能的集合体。克拉斯·卡泽显然意识到女神所具有的三重意义,因此他在解读包括《沉醉》在内的一系列涉及两性关系主题的作品时提出,两性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自我与‘神圣的爱之女神,全在之女神’之间的冲突”,它存在于人类对自然的滥用关系当中,也存在于一种最严重的精神伤害当中:对个人‘内心世界’的压制”(Kazzer 187-188)。至于卡泽归纳出的这三个主题在文本中的主次关系,我们或许可以从作品的三段式结构模式中得到些许线索。作品的序幕和尾声均以拉姆牧师与女神的遭遇为故事线索,拉姆因拒绝女神而死亡,又因认识到女神的伟大而复活,他的改变象征着因社会道德意识和本能意识严重失衡的人类通过承认自然本能的价值而重新焕发生命活力的艰难而痛苦的心理过程。这个过程构成了统领整部作品的基本主题框架,而被包围在这个框架之内的是由拉姆替身和小镇上的男男女女演绎出的一幕幕戏剧冲突,从中展示出两性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以及人性的各种力量之间的矛盾和对立。

《沉醉》尽管涉及两性关系,但其最核心的问题是作为个体的人如何通过认识和接受全在女神来进行自我完善;而一旦我们放弃了内心对于他者的抵触情绪,人与自然之间的隔离以及两性关系之间的交流障碍都有望得以消除。《沉醉》的尾声部分即向我们展示了消除障碍的过程和沟通建立之后的和谐美景。诗人不仅通过尾声部分的诗歌实现其对父权意识的解构和对和谐两性关系的展望,而且还借拉姆牧师之口唱出了人类重新认识自然、努力完善人与自然关系的艰辛历程。

 

摘自陈红:《质疑与思考:关于〈沉醉〉中的两性关系》,《外国文学研究》,2012年第6期,第102-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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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素杰  副教授 专家简介

动物研究视角下的《五号屠场》

美国作家冯内古特的《五号屠场》(1969)一直以其独特的叙事技巧和鲜明的反战主题而为论者称道,然而小说中众多的动物意象却未引起关注。动物研究为解读这些意象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方法和研究视角。借助这一理论我们发现,《五号屠场》中的动物意象承载着深刻的思想蕴涵。通过把动物、战俘、地球人的平行并置、交叉错位,小说消解了人与动物之间的边界,谴责了战争对生命尊严的残暴蹂躏,同时批判了西方文明中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主义和物种歧视主义,揭示了人际压迫和种际压迫之间勾连共谋的关系,使作品超越了反战小说的意义。

小说多次把战争暴力面前人与动物的命运相对照。比如,被打散了的美国游兵被描述成“落难的大型哺乳动物”,比利·皮尔格林被比喻成脏兮兮的火烈鸟,而拉扎罗在英国战俘眼中“还没有一只鸡重”。小说还详细描写了罗兰·韦利因为被迫穿上不合脚还带着铰链的木屐而把脚“变成了血布丁”,最终死于坏疽的情节。这一情节与后来比利看到的两匹马因为马蹄开裂而承受巨大痛苦的情景形成强烈观照。德军运送战俘的列车车厢内拥挤肮脏的情景更让人联想到运载牲畜的货车。这些描写都一反传统上的拟人手法,把动物描述成人,而是采用了兽形化方式,把人比喻成动物,这样就削弱了传统思想中人不同于动物并且高于动物的观念,揭示了人在暴力面前的尴尬无助,打破了西方文明中“人性至上”的神话。

小说中的两个主要意象——屠宰场和动物园——也都有明确的动物喻指,但是在小说中,两个名词的能指都发生了改变,人与动物发生了错位。屠宰场变成了比利等一百个美国战俘在德累斯顿轰炸中幸免于难的庇护所,而外星世界特拉法玛多的动物园里陈列的则是比利——地球人的样本。通过这种所指与能指的错位,冯内古特进一步实现了人与兽的越界。

在屠宰场意象中,除了把战争比喻成杀人如麻的屠宰场这一传统含义之外,动物研究的视角带我们看到作者的另一意图,即复位屠宰场里的真实动物, 兼顾“屠场”的隐喻意义与现实意义,把人的命运与动物的命运相观照,让我们看到战争背后人类中心主义和物种歧视主义的魅影。事实上,把犹太人贬低为不值得活的劣等动物正是希特勒发动大屠杀甚至整个二战的重要借口。正如学者施迪贝尔(David Sztybel)所言,从生物学角度讲,人其实就是动物,但如果纳粹时代犹太人能够得到符合动物权利伦理的待遇的话,就不会出现大屠杀这样的惨案。

在动物园意象上,人与动物之间划上了等号。小说关于特拉法玛多人对关在笼子里的比利的种种做法无不让我们联想到我们对动物园动物的态度。通过把主人公放置在动物园的笼子里,冯内古特帮助我们实现了换位思考,使我们意识到我们对动物的野蛮、自私和无礼。同时,外星动物园也为我们提供了反观地球的空间距离和星际视角,使我们得以反思人在宇宙中的定位。特拉法玛多人与比利的对话颠覆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幻想,也使理性主义和自由意志论也受到了冲击。通过人与兽的并置与越界,《五号屠场》检视了整个西方文明,揭示了残暴的战争背后人类中心主义和物种歧视主义的推手作用,使我们在反战的同时关注动物福利,实现更博大的人道主义关怀。

 

摘自李素杰:《边界的消解,神话的破灭 ——动物研究视角下的〈五号屠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第102-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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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夏韵   专家简介

路易斯·塞普尔维达的旅行札记《帕塔哥尼亚快运》

路易斯·塞普尔维达是智利著名作家、记者和电影工作者,1947年出生于奥瓦利。作为一位积极的环保主义倡导者,他在文学创作中充分表现出其生态思想和政治主张。其作品在拉丁美洲家喻户晓,文学批评界对他作品的评论和研究颇多。路易斯·塞普尔维达的作品大多聚焦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关注人类社会生态的各种问题,表现的题材多种多样。他的带有神奇魔幻色彩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吸引了国内外众多读者和评论者。他的小说《读爱情故事的老人》和《教海鸥飞翔的猫》中译本于201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1995年路易斯·塞普尔维达发表个人旅行见闻小说《帕塔哥尼亚快运》。该小说至今未有中文译本。塞布尔维达从小对旅行情有独钟,足迹遍布世界各地。在旅途中他欣赏美好自然、观察和思考旅途见闻,与当地人交流探讨,并把听来的故事修饰加工,凭借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创作出了这部厚实的小说。小说以作家自己为原型——一个旅居汉堡的智利流亡作家。流亡28年后,主人公打算回到美洲找寻遗失的生活,开始踏上了一段返乡之路。小说将主人公的旅行记录、主人公与作家布鲁塞·查特文相识的过程,以及自己在欧洲流亡的经历等交织在一起。

第一部分《无处可去的旅程札记》,讲述了主人公在智利的童年趣事和爷爷的旅程,爷爷总是鼓励他看看外面的世界。他在少年时成为共青团员。智利70年代军事政变,他因青春期叛逆、反对独裁政府而被捕入狱,度过了两年半的牢狱生活,因此他将这一时期称作《无处可去的旅程》。第二部分《去程札记》,讲述作家在阿根廷、巴西、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等国的游历。旅途中,作者时常将人和所看到的事物与自然物象联系起来。当作者跨越边境,到达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时,在火车和动物之间做了比较,他将行驶的火车头比作巨大的绿色动物,将轰隆作响的列车比作一条老龙,将驶过的灰色车厢比作不断重复首都“拉巴斯”的悲伤鱼儿;当主人公看到房东女人体态臃肿的女儿时,又将她的形象与一个带着乳味的发情动物相联系。

小说第三部分《返程札记》,作家在流亡汉堡多年之后回到智利的帕塔哥尼亚,却看到一幅令人失望的场景,美丽的大自然被人为地破坏,帕塔哥尼亚植被荒芜:曾经河流两岸郁郁葱葱的山坡如今已成为回忆。大量树木倒下,为了给牧民们开辟大片草原放牧,30万公顷的树林被烧毁。作者还记述了一则智利火地岛附近流传的关于小孩潘奇多·巴里阿与海豚友谊的故事。潘奇多本来是个孤僻、内向又郁郁寡欢的孩子。自从接触了海洋中的海豚,整日与海豚玩耍,他开始变得开朗活泼。可是,很快一艘俄国捕鱼船开始捕杀海洋生物,海豚消失,潘奇多失去了朋友,不久悲伤而死。作者通过这则故事,揭露人类破坏大自然的行为,尤其是外国商人为了赚取经济利益,大肆掠夺、杀戮海洋生物的丑恶行径。整部小说囊括了旅途中的所见所闻、人物的所思所想和感受、布鲁塞游历小说的片段穿插、所游之地的神话传说、拉美原始风光旖旎的自然景象、被人类破坏后的生态变化,以及穿插的作者有感而发的评说。在小说叙述中,展示了作者的生态理念:抵制破坏自然的行为,质疑所谓的“文明”与“现代化”,控诉人类的肆意妄为,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摘自孟夏韵:《路易斯·塞普尔维达的旅行札记〈帕塔哥尼亚快运〉》,《光明日报》2015年8月22日第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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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浩然   专家简介

从博物学写作中阅读生态诗人约翰·克莱尔

作为博物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历史写作”又称博物学写作,是对植物和动物的研究。与实验性研究方法相比,这个科学领域更侧重于观察经验。表面上“自然历史写作”与“文学”毫无交集,事实上其与文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英国浪漫主义时期诗人约翰·克莱尔(John Clare, 1793-1864)的写作具备了这种交叉学科的特点。一方面克莱尔的自然诗歌以描写为主,另一方面其以博物学写作为主的散文作品有独特的科学价值,可以说作为一位敏锐的自然科学家和热爱家乡的诗人,克莱尔的作品架起了“自然科学”和“文学”之间的桥梁。

一、 植物世界

克莱尔的散文从博物学角度记录了独特的植物世界,这种独特性在于有意回避主观情感的冥想,更注重精确描述自然世界中所见生物体。由于19世纪瑞典博物学家卡尔·林奈主张的拉丁文植物学分类体系的盛行,致使众多自然爱好者无法使用本国语言了解本已熟知的物种,克莱尔遇到的就是这个难题。为了克服这种困难,克莱尔主张使用英语去描述并命名本地的植物。以“兰花”为例,在现存的手稿中,就有学者发现克莱尔早在1825年就用英语记录了“兰花详表”,详表中克莱尔在每种拉丁文名后都记录下其英语名称,足见他对抵制拉丁分类作出的努力。在拉丁术语中的紫斑掌裂兰(Dactylorhiza Fuchsii)、强壮红门兰(O. mascula)、倒距兰(Anacamptis pyramidalis)以及火烧兰(Epipactis helleborine)都在克莱尔笔下分别有了更为英国化的称谓(Male or Wood, pouch lipd, pyramidal spotted, Lily Leaved)。此外,克莱尔也揭露了浪漫主义时期滥用古希腊神话中植物的怪象。虽然同属于一个出版商,但是克莱尔与济慈却一直处于论战之中。贝特(Jonathan Bate)在《克莱尔传》中提到济慈曾在信中批评克莱尔,称其“描写的太多,笼罩了情感”(189)。克莱尔也挖苦济慈,说他不懂身边的自然,声称济慈提及这些古典陪衬的频率如此高,以至于让读者感到厌倦,就好像他在每株玫瑰丛中都在寻找维纳斯,每个花环都与阿波罗有联系。

动物世界

克莱尔也从博物学角度记录了动物世界。在克莱尔所处的时代,基于科学研究的标本采集现象非常盛行,科学家将动物或部分躯体保存下来作为科学研究对象。然而,这种基于标本的研究掩盖了以科学研究为名的杀戮行为。同是在“品味的幽灵”中,克莱尔谴责了这种制作标本的行为,指出这种行径造成更多虐待:“他(科学家)无意识地绞死蝴蝶/扼死甲壳虫只为更聪明”。在《克莱尔传》中,贝特也证明克莱尔对待动物的态度:“他一生都从未射杀过,哪怕是麻雀这样的鸟”(272)。通过对动物的观察和记录,克莱尔在北安普顿手稿以及彼德伯勒手稿中精确地记录了蚂蚁、鹡鸰、狐狸和小母牛等野生动物的生活习惯以及特点。这种准确性不是源自传统科学家的刻刀和器皿,而是源于一种观察力的投注,更是对生物的一种尊重。动物在克莱尔笔下不是受害者,而是具有智能的存在物,这种动物智能特征主要体现在斗兽组诗中。十九世纪的英国盛行诱捕和斗兽比赛。为了获得刺激和快感,人类从野外抓住诸如“獾”、“狐狸”等动物,并加入斗兽的民间竞赛中。在“獾”、“貂”以及“狐狸”等诗歌中就记录了面对威胁时这些野兽展示的防守、佯死等动物智能,也准确地记录了动物狩猎时的高超技巧。

克莱尔作品中的自然就是真实存在的环境,它不是传统诗人眼中牧歌式的田园景观。作为一名自然学家以及诗人,克莱尔将诗歌、散文以及笔记与自然历史写作结合,可谓是英国诗人中最好的自然历史学家,与此同时,也是自然历史领域难得的诗人。

 

摘自陈浩然:《从博物学写作中解读自然学家约翰·克莱尔》,《学术界》,2017年第6期,第295-3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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