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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高校外语非通用语种类专业建设现状的观察分析

丁 超

外语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是我国高等外语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发展同世界各国友好合作关系、全面深度参与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必备的语言能力和智力资源。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一带一路”建设的全面展开，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工作也受到国家特别的重视，迎来了一个重新布局、快速发展的新时期。本文概述2015年以来全国非通用语种专业设置与人才培养方面的重要变化，在对五个案例取得的显著成绩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强调了非通用语种类专业建设应注重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观点。

 

1. 目标指向与建设成绩

 

按照一些语言学家新近的提法，相当一部分非通用语言还可以视为维护国家安全利益所需的“特需语种”（李宇明 2011； 陆俭明 2016）。国家近年来先后出台的多种有关教育发展的文件，对包括非通用语种在内的外语人才或国际化人才培养都提出了明确的指向要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提出，要“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对外开放的要求，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与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2016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对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进行了重点部署，提出通过加大留学工作行动计划实施力度，加快培养拔尖创新人才、非通用语种人才、国际组织人才、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来华杰出人才等五类人才。教育部2016年制订的《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将“促进沿线国家语言互通”列为开展教育互联互通合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工作克服了许多艰难，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2015 年，有关部门对此曾有过基本的研判，指出这些问题“主要是非通用语种开设不全、相应人才匮乏，人才培养机制单一、师生赴对象国学习进修渠道不宽，教师队伍薄弱、业务水平和教学能力不足，经费投入不够、条件保障不力，国别和区域研究滞后、人才储备和使用政策不完善，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发展机制亟待健全”。时隔两年，经过政府部门和有关高校的共同努力，这些在若干年前普遍性的问题已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解决或改善。以下几个突出变化可以佐证。

 

第一，在国家相关政策的鼓励支持下，高校外语非通用语种专业的数量和规模显著增长。2016年3月的一个数据表明，全国高校共开设66种非通用语专业，专业点391个，相关教学分布在167所高校，参加学习的本科生逾3.2万人。如果加上2017年3月教育部公布的2016年度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我国高校设置的非通用语种专业在2017年已达到77个。这些语言，连同英语、法语等国际通用语种，在使用范围上已经基本覆盖了与我国建交国家的官方语言，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主要语言。

 

除语种数量外，教学点的增速也是罕见的。仍以2016年的情况为例：从教育部发布的通知结果可以看出，全国新增备案本科专业涉及28所高校的34种非通用语的教学点63个，同年一次新增教学点最多的语种是波兰语（5），其次是乌尔都语（4）、印度尼西亚语（4）、波斯语（4）、土耳其语（4）等。另外，还新增审批本科专业，即新增语种11个。

 

第二，师生赴目的语国家学习进修渠道拓宽，人才的国际化培养程度提高。教育部2017年3月1日新闻发布会的材料显示，十八大以来，国家留学基金委加紧国家紧缺人才培养。通过国际区域问题研究及外语高层次人才培养项目，派出外语非通用语种人才3,454 人，仅2016年派出1,036人，涉及42个非通用语种、62个国家，其中32个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填补了9个国内空白语种，培养了一批后备师资人才。国别与区域问题研究人才共派遣1,207人，涉及60个国家，其中35个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培养了一批了解沿线国家语言文化和当地经济发展现状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如果加上通过地方政府、校际合作或自费公派的人数，规模是相当可观的。

 

第三，非通用语种教材编写出版成果丰硕，品种多样化，新媒体新技术的应用愈加广泛。例如，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亚非语系牵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院校参与协作，在世界图书出版广东公司的支持下，编写出版了一大批从语言教学到国别研究的教材。其中包括语言入门精品教程、国家级教程、教育部第一批特色专业建设点系列教材、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系列教材、中国外语非通用语种本科人才培养基地教材等，既有不同层级的基础语言、语法、听力、阅读、翻译等教材，也有国别与地区概论、社会文化与投资环境、文化概论、经济社会地理、文学史等系列读本，规模和数量都达到了历史最好水平。

 

第四，高级翻译人才培养受到重视，培养层次实现突破。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等多所高校陆续开设了朝鲜语翻译硕士学位（MTI）课程；北外的翻译专业硕士教育还包括泰语。

 

第五，国别和区域研究开始起步。2012年教育部批准设立的第一批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中的北京大学南亚研究中心、北京外国语大学中东欧研究中心等，都依托了所在学校非通用语种的资源和专业优势，聚焦国家重大政策需求，积极组织、推进工作，在专题研究、调研资政、服务社会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为促进中外人文交流做出了独特贡献。2017年，全国高校又新增备案的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390余个，仅北外就一次备案获批37个。其中相当一部分的关注对象都是使用非通用语的国家和地区，例如中国马来研究中心、波兰研究中心、芬兰研究中心、意大利研究中心等，已经有较为充分的前期工作基础。

 

从全国的情况来看，非通用语种专业建设已经进入一个重新布局、快速发展的新时期，呈现出整体性、结构性和质量性的变化。

 

2. 人才培养多样化探索特色案例

 

案例一：北京大学。该校外国语学院向来以高端学术型人才培养和人文研究见长，凭借独特的学术优势和国际影响力，在学校的统一筹划下，2015年秋季正式启动“一带一路”课程项目。该项目包括40门语言课程，涵盖沿线区域的主要语言，学习时间为1—2个学期，每周4课时，全部由来自母语国家的教师讲授，学生不仅限于本校。这一项目以国家需求为导向，从整体上发挥了北大语言文化教学研究的资源优势，对于“一带一路”语言文化的普及和所需人才的培养起到了示范作用。北大在非通用语种人才的国际化培养方面也颇有特色，多学科、高水平、国际化的学术氛围，有效的组织和方法指导，加之学生自身的品学素养，使国外留学获得了更为丰富的学术含量和成效，为高端人才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北大还依托元培学院，联合历史系和外国语学院，设立了“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专业，在外语专业与其他学科的复合方面作了积极的尝试。

 

案例二：北京外国语大学。该校一直是全国非通用语种最为集中的院校，近年来的改革显现出几个突出特点：一是语种数量规模迅速扩大。2014—2016年，北外获批新增非通用语种专业23个，其中21个为全国首开专业； 截至2017年6月，全校语言类专业数量已达到84个，其中非通用语专业76个（77种语言1）； 到2020年，北外教学的外语语种总量将超过100种，涵盖所有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官方语言。二是国际化培养模式的创新。北外的亚非学院与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联合培养国际化人才，探索非通用语与区域研究的有机结合； 欧洲语言文化学院承担了与希腊约阿尼纳大学合作实施“希腊语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在促进中欧人文交流方面也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三是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的调整。2012年以来学校两次组织教学方案的修订，尤其是2016年版，除了以往的专业基础课程外，开始设立学科方向课程，其组织建设方式灵活多样，赋予院系、教师和学生更多的自主权。四是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和学术活动组织更加趋向学科化。通过成立许国璋语言高等研究院、王佐良外国文学高等研究院、比较文明与人文交流高等研究院和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等，实现学术资源的科学重组，为学术活动和中青年教师的学科化发展提供了重要平台。五是建立探索国家战略亟需的复合型、复语型、高层次国际化人才的“特区”。2017年4月9日专门成立北外学院和国际组织学院，力求在本科教学组织模式方面开展实验，进而构建具有北外特色的通识教育体系，培养中外文明的引领者，造就具有出色的语言能力和突出的跨文化沟通协调能力的国际组织人才。

 

案例三：上海外国语大学。着眼于面向未来的人才需求，围绕“会语言、通国家、精领域”的人才培养目标，建立“多语种＋”卓越国际化人才培养机制，实施“外语精英人才培养计划”和“领域精英人才培养计划”两大人才培养计划，推行卓越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来华英才协同培养、卓越国际化拔尖人才培养等举措，以培养国家亟需的区域国别通才和专业领域精英。从2016年开始，新设立的“卓越学院”以全新的组织模式开展人才培养，从招生选拔、外语和专业课程设置、跨学科专业平台、完全的弹性学分制、本硕博贯通的中外联合培养等关键环节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在探索具有上外特色的卓越化人才培养路径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曹德明 2017）。

 

案例四：广西、云南等西南边疆高校。着力实施人才培养的综合改革，强化实践教学，突出特色办学，服务中国面向东南亚和西南的开放合作，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广西民族大学从1993年就开始采用国内3年、国外1年的“3＋1”本科人才培养模式，培养了一大批东南亚语种复合型人才（梁远、赵丹 2015）。云南师范大学与国内外高校合作，采取“2＋N＋N”中外联合培养非通用语种人才的教学模式，最终培养“双外语＋专业技能”或“专业＋非通用语”的复合型人才（段召阳 2015）。

 

案例五：西安外国语大学。作为目前西北地区唯一的主要外语专业语种齐全的高校，依托区位历史文化资源优势，以“人才培养”、“语言服务”和“智库建设”为三大着力点，助推“一带一路”建设。学校提出的目标是在“十三五”期间使非通用语种专业达到48 个，建成中西部地区最大的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基地。

 

3. 问题讨论

 

毋庸讳言，当前全国非通用语种类专业的情况喜忧兼有，一方面在走出原有困境过程中得到振兴，但另一方面也仍有一些长期存在的问题并未得到根本的解决，而伴随新一轮的快速发展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列举如下，特别需要学界和教育行政部门正视、思考并研究解决办法。

 

问题一：速度偏快，调控缺失。在国家层面，对高等学校外语非通用语种专业的选择和布点，学科建设发展，人才培养、使用与储备，师资队伍建设等问题还缺乏应有的战略协调机制，尚未与国家外语能力和公民外语能力的构建形成理论与实践层面的有机对接。近年来的政策导向使各地办学积极性高涨，教学点大增，如朝鲜/韩国语的教学点甚至已达到129个。又如前面所提，2016年全国有2所院校的非通用语专业呈2位数的增长，波兰语专业一年就增加了5个教学点。不仅如此，一些新增教学点的招生规模也明显超出了常规做法。这种情况是否过快过热？其中对人才需求情况是否进行过充分的调研，师资、课程、教材等办学条件究竟如何，是办成本科专业还是作为一般的语言入门课程，是侧重语言人才培养还是偏向国别和区域研究，前者教学什么，后者研究什么，对于办学单位来说都应该有充分的、科学的论证，有明确的定位，能够对学生、教师和社会说清楚，并且真抓实干，长期投入，最终才能不负国家期望，不枉历史使命。

 

问题二：分类单一，区分度低。“‘非通用语种’是我国外语教学界为加强教学的组织和管理采用的一个概念”（刘曙雄 2009），从20世纪末开始取代“小语种”的说法。今天看来，这一范畴的界定过于宽泛笼统。由于缺乏在类型、功能、语言之间的亲缘关系、使用范围、文化内涵、可替代程度，不同语言与我国的关联，以及语言人力资源等方面的实证研究，非通用语种的语言本体研究普遍薄弱并游离于国内语言学研究主流，因而影响到政策制定、语言规划和外语非通用语种类专业教育教学组织管理应有的区分度。

 

问题三：标准缺失，随意性大。不同高校、不同的非通用语专业之间的教学基础和学术水平差异很大，近年来虽然各有关高校和院系加快了建设步伐，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仍有相当一批专业基础薄弱，存在不同程度的课程体系不健全，教学标准缺失，教材和工具书编写滞后的情况。部分专业，包括有的“老字号”，至今仍缺乏科学严谨和相对稳定的课程体系，甚至没有自主编写、能够适应当今人才培养需要的核心课程教材和基本的双语词典。在教学改革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急功近利的情况，例如：在导向上不再强调原有的专业外语精细训练传统，忽视语言基本功训练； 在培养模式上一味强调“复合”，宣传话语中大量使用“高端”性表述，组织形式花样迭出，违背非通用语人才成长规律； 在管理上，简单地将出国留学等同于国际化办学，对学生缺乏应有的跟踪管理和考核，国内外教学缺乏有效衔接，等等。

 

问题四：师资缺乏，结构失衡。有不少院校非通用语种专任教师编制和配备不足，队伍年轻，教学科研能力尚待提高。两三名教师支撑一个专业的情况相当普遍，有的专业甚至只有一位教师，而大量新增语种的专任师资还属空白。另外，新建语种教师的专业外语能力比较有限，甚至尚未达到应有的任职学历要求；有的教师跨学科读博，学历虽得到提升，但方向和精力偏离专业外语岗位任务要求，不利于专业语言教学向精深博雅发展。

 

本文节选自《中国外语教育》（季刊）第10卷第4期（2017年11月）“对我国高校外语非通用语种类专业建设现状的观察分析”（3-8），点击链接（http://www.celea.org.cn/fleic.asp）并登录网站可阅读全文。

 

关于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机制变革与创新的若干思考

 

丁 超

北京外国语大学

 

本文围绕“一带一路”建设、中国文化“走出去”等对外工作政策，基于对全国非通用语种专业设置与人才培养现状的调研，提出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机制变革与创新建议：坚持“立德树人”一个根本，在国家层面建立三种机制，在建设和发展过程中不断协调六种关系，以及在工作实践中着力抓好八个环节。

 

1. 对“机制”的理解

 

机制原指机器的构造和工作原理，现常用来借指有机体的构造、功能和相互关系，或借指由事物的内在规律及其与外部事物的有机联系所形成的系统（李行健 2004）。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机制是一个综合系统，包括国家政策导向和制度保障，外语教育的一般目标和专业人才培养的特定目标，以专业外语知识和运用能力为主、兼及国际通用语及通识教育构建的课程体系与教学实践，教师和学生，技术与方法，质量与监控，社会需求和从业发展等诸多要素，是这些要素有机联系的总和。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机制至少表现出四个比较突出的特征：1）规律性；2）制度性；3）复杂性；4）开放性。

 

2. 机制变革与创新的要素

 

2.1 坚持一个根本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12月召开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再次提出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强调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立身之本和中心环节，要求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向要同我国发展的现实目标和未来方向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总书记讲的是对国家高等教育的总体要求，也是我们外语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和专业建设工作应当遵循的根本方向。

 

2.2 建立三种机制

 

一是以国家语言规划和国家语言能力建设引领外语非通用语种专业布局的战略协调机制。非通用语种专业和教学点的增设，除“以实现已建交国家官方语言全覆盖为目标”的政治要求外，还应注意根据语言的功能分类来选择外语教育的语种。非通用语种增设工作应主动与国家语言规划和国家语言能力建设进行有序有效的对接，“全国一盘棋”地进行布局，才能避免随意、粗放和重复，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是以国家和社会对非通用语种人才的真实需求来驱动多样化人才培养的信息联动机制。目前在谈及非通用语种人才问题的各种场合，许多人都喜欢用“国家亟需”这样的表述，但究竟涉及哪些语种、哪些单位、哪类人才、数量多少、理由根据等，往往语焉不详；有关院校和专业现有的培养能力如何，非通用语种每年的本科毕业生有多少，按专业对口的首次就业率是多少，缺口多大，亦鲜有关注或避而不谈。另外，在特定情况下暴露出来的非通用语种翻译水平不高的问题，是个别语种的，还是整体性的；是生源单纯数量不足所致，还是普遍质量低下。在我们大力发展非通用语种专业的同时，特别需要在国家的层面建立一种实时的、“订单”或“期货”式的人才供需信息平台，由此来指导各有关培养单位的招生和人才培养，实现供需结合、学以致用、人尽其才。

 

三是将公民外语非通用语种能力纳入个人职业发展和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的利益关联机制。多年来，非通用语种专业的生源基本都来自重点高中，学生在选择的时候主要基于自身能力（高考分数）、院校声望和专业前景三者之间的平衡。由于非通用语种专业长期处于社会行业分工的边缘，如果不是凭借所在院校的社会声望，就专业本身来说对考生的吸引力是有限的，生源质量更是参差不齐，这不利于培养国家外交、文化传播、学术研究等方面需要的高水平人才。如果在国家语言能力建设总的方向下，能够推出科学合理的鼓励政策，研发实施非通用语言能力测试与等级评估，将公民个人包括非通用语种在内的外语能力与人才评价相结合，并在职业晋升和薪酬等方面适当地予以体现，就可以有效提升生源质量和整体水平，既有利于国家，也有利于个人。

 

2.3 协调六种关系

 

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机制的内涵和外延牵涉多种关系，以下六种关系应当特别注意，在工作中加强协调，保持动态平衡。1）数量规模与质量效益之间的关系；2）教学内容与应用需求之间的关系；3）国外留学与国内教学之间的关系；4）夯实基础与高端发展之间的关系；5）师资队伍与专业水平之间的关系；6）人才培养与使用储备之间的关系

 

2.4 抓好八个环节

 

做好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工作需要集中各方面的优势和条件，最终落到实践的层面，又离不开具体环节的相互支撑。这就需要我们在工作实践中着力抓好以下八个环节：1）师资培养；2）课程体系；3）课堂教学；4）教材编写；5）实践育人；6）科学研究；7）国际交流；8）测评监控。

 

 

3. 建议

               

笔者还建议：1）应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等部门的统一领导下，尽早对我国高校的外语非通用语种类专业的整体布局和发展作出中长期规划，并将其与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统筹考虑；2）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及非通用语种类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中国非通用语教学研究会，应在行业建设发展特别是专业布点与质量监控方面发挥更多的专业咨询、指导和引领作用。

 

本文节选自《中国外语教育》（季刊）第11卷第1期（2017年11月）“关于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机制变革与创新的若干思考”（3-9），点击链接（http://www.celea.org.cn/fleic.asp）并登录网站可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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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背景下印尼语人才供需现状调查：问题与建议

潘玥 罗津

 

潘玥（1991— ），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印度尼西亚政治与社情。电子邮箱：panyue18007@foxmail.com

 

罗津（1993— ），西安外国语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助教。主要研究领域：印度尼西亚语言与文化。电子邮箱：tariluojin@outlook.com

 

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第四大人口大国，东盟最大的经济体，也是“一带一路”重要的沿线国家。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在印尼的不断推进，中国与印尼在“五通”方面的合作与交流日益密切。为更好地实现“五通”，尤其是民心相通，我们应学习与研究印尼的语言文化。但我国当前的印尼语人才培养目标和定位与用人单位的需求存在差距，亟待解决。对此，本文给出了建议。

 

1. 中国大专院校印尼语专业教育及印尼语人才需求的现状

 

1.1 中国大专院校的印尼语专业教育现状

 

1949年，北京大学首开印尼语专业。2005年前仅5所院校开设印尼语专业。据不完全统计，至2016年，中国大陆开设印尼语专业的院校共15所，除军队院校外，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以及云南和广西等具有跨境语种的地区。其中本科院校12所，专科院校3所（详见表1）。大多数院校连年招生，约占总体的73.33%。招生规模方面，大部分本科院校每届招生约15—20人，而大专院校多不超过30人。

 

 

师资方面，各院校多实行“专职教师+外籍教师”的模式，有的院校还聘请客座教授，平均每校专职教师约3人。国内各院校的培养方式、课程设置和培养目标相似，大部分院校采用“3+1”的模式，即学生在国内学习3年，通过公派和自费等方式到印尼留学1年；课程以基础语言课为主，文化课为辅（文化课多为印尼文学与文化）；旨在培养从事外交、外贸、国际文化交流、涉外企业管理、新闻、出版、外语教学和翻译等工作的应用型专门人才。但实际操作中学生以语言课为主，学生研究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薄弱，综合素质有待提高。

 

1.2 印尼语人才的需求现状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在印尼不断推进，两国间经贸、外交、文教的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用人单位对印尼语人才的需求亦逐步扩大。毕业生的就业方向从20世纪末的国内外外交外贸、教学科研、新闻出版和各大企事业单位，转为“企业、部委和教研”三大方向。“一带一路”倡议下，越来越多中企投资印尼，大幅提升用人单位对印尼语人才的刚需。受市场需求的影响，部分高校欲新增印尼语专业，而已设印尼语专业的院校也考虑扩大招生规模，这将提高对高学历的印尼语教学人才的需求。除了扎实的语言基础外，他们还应具备较强的教学与科研能力，长期从事印尼相关方面的研究。用人单位对印尼语人才的需求各有侧重，呈现多元化趋势，但偏好优秀的成熟型人才，普遍希望“一步到位”，对应届毕业生的青睐有限。与用人单位对人才日愈苛刻的高要求相比，部分用人单位的薪资待遇却呈明显的下降趋势，尤其是私企驻外翻译岗。综上，印尼语人才供给的绝对数量充足，但绝大部分为应届毕业生，并不能满足用人单位偏好成熟型印尼语高端人才的需要。

 

2. 中国印尼语教育与人才需求失调的原因

 

2.1 印尼语人才培养同质化和单一化

 

虽然不少院校已经意识到，原有的人才培养目标，学生知识结构单一，无法满足“一带一路”背景下对既懂语言、又了解国际经济贸易和区域政治文化等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因此，希望通过“语言+核心知识”的模式培养复合型人才。然而，大部分院校由于校内协同、学分和师资的限制，语言课的比重仍然非常高，培养偏文学和文化方向的实用型印尼语人才，仍是大部分院校的培养目标。随着开设印尼语专业的院校不断增加，招生规模逐步扩大，毕业生间的同质化竞争将日益突出，用人单位将更难招到合适的印尼语人才。

 

2.2 师资力量薄弱，年龄结构不合理

 

受访的15所院校印尼语专业共有专职教师34人，只有7所和2所院校分别配备外籍教师和客座教授。相比于平均每年25名学生的规模，平均3名专职教师实际上要承担三四个年级，即75—100名学生的语言和文化课，同时还需兼顾行政工作并完成科研任务。在有的院校，印尼语教师甚至需要兼国际贸易、电子商务等兄弟院系开设的第二外语课程。专职教师的数量远低于实际需要，每位教师承担的课程量大增，科研和自我提升的时间不足，最终影响教学水平。另外，印尼语教师的学历层次相对偏低，最高学历多为本科和硕士（含在职）。印尼语教师的职称结构不合理，副教授以上职称的印尼语教师凤毛麟角，大部分为讲师和助教。印尼语教师的年龄结构整体分布不合理，呈年轻化和低龄化趋势，在调研的34位印尼语教师中，23位年龄小于35周岁，占67.65%，中年骨干教师比例相对偏少，55岁以上高龄教师几乎全部退出教学工作，出现若干年龄段的断层。这些将对各院校印尼语专业的教学和科研水平产生负面的影响，影响毕业生的专业水平和综合能力。

 

2.3 学生专业实践不足，对驻外工作有偏见

 

大多数学校难以获得海外实习的机会，建立海外实习基地或与跨国公司共建实践基地极为罕见（薄红昕 2016：88）。基于安全、法规和权益保障等考虑，在国内建立实习基地存在难度，部委、大型国企和事业单位对实习生的要求较高且数量极少，难以建立长期而稳定的实习合作关系；中小型私企因规模、成本限制和权益保障不完善等因素，缺乏与院校签订实习合作协议的条件。此外，各院系的资源不均也是实践不足的原因之一。开设印尼语专业的院校分布于全国，但印尼语人才需求主要集中在北上广等经济发达地区，以及云南和广西等边境地区，因此，这些地区的学生获取的实习机会远高于其他地区的学生。除上述客观原因外，不少学生对实习的主观积极性不高。这也加剧了人才培养与用人需求的不平衡，形成了恶性循环。

 

2.4 用人单位对印尼语人才市场缺乏了解

 

中国企业投资印尼时，最缺的是人力资源储备。用人单位需要综合素质高、印尼语过硬、有相关专业知识背景和一定工作经验的人才，对印尼语人才的期待过高。基于现实的考虑，不愿花费时间和成本培养应届毕业生，总希望“一步到位”招到成熟型印尼语高端人才。然而，用人单位心仪的这类高端人才，很少出现在人才市场上。且部分用人单位开出的待遇条件，对这类高端人才并不具有吸引力。人才市场上亟待就业的印尼语人才，大多是应届毕业生，的确难以满足用人单位语言水平高且行业经验足的要求。

 

3. 对策探究

 

3.1 加强国内外校际的交流合作，改革与创新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

 

各大专院校应加强国内外校际间的交流合作，增进了解，整合优势教学资源，形成具有创新性和差异性的培养方案，使培养结构分明，各具特色适应市场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北京外国语大学发起的“中国高等院校印尼语专业学术共同体”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共同体汇集了从事印尼语教育和印尼国别研究的高校教师，是交流沟通和获取最新学术动态的绝佳平台。印尼语人才的培养目标应有所区分，培养复合型印尼语人才。同时，鼓励学生辅修或修双学位，着力打破专业和学科间的壁垒，举全校之力，培养“宽口径、厚基础、高质量”的复合型人才。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为突破语言课“排课制”的束缚，让学生根据培养方案自主安排学习进程，实行3—6年的弹性学制（刘颖君 2016：139）。由于外国语大学和大专院校学科偏少，师资力量有限，复合型人才一直是外国语大学和大专院校人才培养的瓶颈（龚献静 2016：762）。因而，需将复合型印尼语人才的培养重点放在各综合性大学，如北京大学学术实力较强，印尼语专业可依托其学术背景和科研资源，主要培养“实用型+学术型”人才，2015年北京大学启动“‘一带一路’外国语言与文化系列公共课程”，旨在培养兼具专业素养和外语交流能力、精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的复合型人才（王宇波、谭昭 2016：267）；云南民族大学和广西民族大学与东南亚国家较近，与东盟国家在商贸和安全方面的关系密切，因此，可主要培养商贸和非传统安全方面的人才。

 

3.2 提升师资数量和质量

 

各大专院校可从学生培养、教师培养和人才引进三方面来改善师资。在学生培养方面，各大专院校可适度加强学术训练和培养，发掘学生学术潜力，鼓励学生深造后返校任教。在教师培养方面，各大专院校应设立激励机制，鼓励教师继续深造与跨专业学习，多渠道支持教师赴印尼著名的院校进修学习，有助于他们拓宽国际视野，开拓教学思路，掌握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提高个人综合素质，反过来又将极大的促进人才培养的质量。在人才引进方面，各院校可出台各种措施招揽国内外高水平人才，尤其是本科印尼语专业毕业、硕博期间修读与印尼相关研究的人才，而对于在荷兰、美国、澳大利亚或新加坡等高校留学或交换、从事印尼相关研究的“海归”，高校更应提供具有吸引力的条件招收人才；对于一些大专院校，应优先考虑具有硕士以上学历的、从驻外岗回流的印尼语毕业生；还可邀请国内外印尼语教育专家进行学术讲座，或聘为客座教授。

 

3.3 加强学生实践教育，加强与用人单位的合作

 

学生实践不足，学校与用人单位的合作薄弱，是学生缺少实践经验的两大原因。专业实践是提升学生语言运用和工作能力的重要一环，因此，应加强学生实践教育，积极建立学校和社会用人单位之间的合作关系。一方面，学生应提高实践意识，主动地参与实践式学习，增强自主性和创造力，通过实践减少对驻外工作的偏见；另一方面，学校除了鼓励学生进行社会实践外，也应增设实践课堂。学校可通过第二课堂等方式，增设含学分的实践课程，加强校内语言实践，为学生走入社会作铺垫。学校还应加强学生的校外实践，深化与行业、企业和外事单位协同培养模式，与国际知名企业或部门合作建立实习基地（仲伟合2013：99）。综上，提升学生语言实践能力不仅需要学生个人的努力，也需要学校的努力和用人单位的支持，多方协同才能有效提升学生的语言综合实践能力。

 

3.4 用人单位应招收不同层次的印尼语人才，加强对在职员工的速成与强化培训，尝试使用语言工具和语言服务

 

用人单位对印尼语人才培养缺乏了解，对印尼语人才期望过高，招聘条件过于苛刻，加剧了人才培养与用人单位需求之间的失调情况。企业应加强与学校的沟通联系，增进互相了解，应认识到，全日制培养虽然语言能力强，但培养周期长、门槛高、单位时间内数量有限、专业水平和工作经验较少，难以应急和满足大量日常交流的需求。因此，用人单位应转变思维。第一，可与学校形成高水平复合型人才的委托和定向培养机制，加强相关专业知识的灌输，另外，应根据应聘者的能力，提出与之相匹配的待遇；第二，短期培训与在职学习并举，加强与学校的合作，发展专业人才的语言能力，特别是对走出国门的专业骨干进行速成语言培训，科研单位也应重视对研究员的在职语言培训；第三，尝试使用语言工具和语言服务，虽然国内开发的语言工具还不成熟，但可基本满足驻外人员的交流需要；另外，在短期内翻译大量稿件时，可向语言服务公司寻求合作；第四，用人单位应明确对印尼语人才的不同需求，招收不同层次的人才，加强人才的职业培养和提升。

 

本文节选自《中国外语教育》（季刊）第11卷第1期（2018年2月）“‘一带一路’背景下印尼语人才供需现状调查：问题与建议”（10-15），点击链接（http://www.celea.org.cn/fleic.asp）并登录网站可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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