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话语研究

发布时间:2017-12-04 09:40浏览数:229评论数:0 收藏

当前话语研究的主要范式、流派及其分析方法有着显著的西方文化传统,在取得诸多成绩的同时,很可能受其视角与框架的限囿,难以(充分)观察、探测东方/第三世界国家的话语现实,特别是以问题为导向的具体话语实践。因此有必要补全这一西方视角的话语分析思路,文化话语研究弥合了这一现实需求。追求文化平等、多元文化共存与繁荣应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施旭教授立足这一要旨,不遗余力地在国际学术舞台疾呼、开创并推动这一新的话语研究范式,并基于此提出系统化的当代中国话语研究框架。

施旭  教授 专家简介

人类各种文化的话语有什么样的特点、问题和优势?不同文化的话语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在话语过程中,不同文化群体是如何合作、竞争以及他们的话语互动是如何改变自身乃至世界的?如何增进人类话语研究的文化多元对话并从文化自悟和文化批评的高度去研究话语?这些是“文化话语研究”(Cultural Discourse Studies)要回答的问题。文化话语研究是21世纪第一个十年里逐渐成形的一种知识运动、学术思潮和研究体系,已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并显见于社会科学研究的许多领域。

众所周知,话语分析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英美西方语言学界兴起的新领域和新范式;它跨越孤立、片面、抽象的语言形式研究的界限,将(口头、书面)语篇和相关语境两者结合起来观察,以探索语篇的结构、功能、意义,如对话的秩序、文章的含义、辞句背后的意识。值得关注的是,尤其近年来,话语分析结合其他社会学科,对社会生活中的言语表达方式的功效、意义进行诠释和批评,逐渐引起相关学科的注意。

这一学术发展是一种文化现象;从东西文化对比的视角来看,有特定的文化局限和问题。让我们来看其中一个外语界都熟悉的典型例子:“批判话语分析”。首先,其基本概念、理论、(价值)立场是西方的——尽管其代言人总是挥舞“普世”的大旗,因此,并不能完全反映人类的话语现实与科研需求。其次,它关心的对象是言语(形式及意义),并不以语境、历史、文化问题为研究目标。更有甚者,批评话语分析借助美英强大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优势,通过教科书、标杆期刊、互联网、(主旨)演讲、留学培养,形成了一种单向度的(从美英都市中心传播到第三、第四世界角落)、盲目照搬的学术话语体系(施旭2010;Alatas 2006;Shi 2005)。

自新世纪初以来,一方面是出于对这种西方话语研究体系的学术反思和文化回应,另一方面是顺应国际社会多元文化发展的需求和潮流,一种新的知识活动、学术思潮和在这种运动推动下形成的多元学术体系在国际学界出现了(Miike 2009;Pardo 2010;Prah 2010;Scollo 2011)。这一体系或范式我们可以称为“文化话语研究”。

在文化话语研究里(施旭 2010),“话语”被定义为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下的言语交际事件——其实也就是社会(生活)事件[event(s)],语言使用是其中的重要部分。文化话语研究从文化自觉和文化政治的高度,以言语交际的概念为方法,去探索社会言语交际事件的文化特点、文化困境、文化变革,等等。话语可以是单一的事件(event),如一次网上交流、某个商业宣传活动、某次对雾霾天气的报道;也可以是指一系列相关的事件集合,如中共十八大、中日钓鱼岛之争、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美国的反恐、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由于文化话语研究在理论的层面上将社会事件看作为言语交际现象,研究方法总是围绕交际主体、内容/形式(包括伦理规范、社会关系)、工具/渠道、目的/效果、历史关系、文化关系等问题。

“文化”有纷繁的说法和概念。学界(如语言学、跨文化交际学、传播学)中有两种比较流行而迥异的看法:(1)文化是一套价值、规则、习惯系统,存在于地区、国家、性别、年龄等层面,它具有影响、指导社会行动的作用;不同的文化只有好与坏、对与错、美与丑之别,但没有权势高低之分;由于独立存在于交际、传播等社会行动之外,文化是一种解释的资源,并非研究的对象(Scollon & Scollon 2000;Swidler 1986);(2)从“后现代主义”的角度看,一切(东西方)文化(差异),如同一切社会现实,都是通过符号的社会构建的结果,因而只是虚幻的现象(Askehave & TeHolmgreen 2011;Barinaga 2007;Collier 2000)。

在文化话语研究里,“文化”一方面是一整套存在于一定社区/群的社会实践活动之中的规律、规则、概念、价值、策略、身份地位和社会关系等等;另一方面,它还存在于不同社区/群之间由特定历史形成的相互联系和社会关系之中。它是一种看不见、却存在的传统,随着社会生活的变换而发展。

文化话语研究, 与其他相关的学科相比,在学术研究的不同层面上都有其独特的性质。首先,文化话语研究的生产主体,包括他们引用、借用的主体,超越目前国际社会科学以西方白色男性为主人/角的界限,包含越来越多的基于发展中世界/第三世界、第四世界的学者。因此,它是社会科学中如同女权主义的一种运动。其次,文化话语研究基于这样的基本观点:人类话语具有不同文化和跨文化关系(Carey 2008);由此,它的研究体系是文化开放、多元的,并以此为方向和原则不断向前拓展。因此,它又是一种思潮,弥漫在一个学术领域的各研究系统、层面上。同时,这种基本认识还包括一个更为重要和突出的内容:人类话语不是处于相互平等的关系;相反,它们是处于由历史形成的、依旧继续的人类文化不平等的关系之中;因而它尤为关切非西方、南半球文化中的话语现实问题和理论方法问题,以及在它们与西方的霸权、依赖、互利等关系问题。冠“话语研究”以“文化”,特别是要凸显话语的文化异质性(文化身份、东西方不平等权势关系)并对其采取明确的文化政治立场(维护民族文化利益、人类和谐共存)。所以,它还是一种文化政治的工具。

在研究方法上,文化话语研究提出了一套总体分析框架:从社会事件作为言语交际活动的理念出发,研究者关注的范畴包括(1)言说主体、(2)内容/形式、(3)媒介使用、(4)目的/效果、(5)文化关系、(6)历史关系。对于每一个分析因子或范畴的研究,都要探究一组相关的问题。

言说主体:谁(不)在说话?他们占据什么样的身份?

内容/形式/社会关系:(不)(要)说什么?如何说的(包括用那种语言)?为什么(不这样)那样说?对方如何回应的?相互由此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关系?

媒介使用:(没)使用哪些非语言的媒介(包括时间、地点、场合、媒体)?它们如何联系、配合的?

目的/效果:有什么样的原因?有什么意图?获得什么效应?导致什么后果?

文化(关系):有怎样的规律?什么样的原则在起作用?有哪些文化权势行动?形成什么样的文化关系和状态?

历史(关系):上述所有范畴有什么样的历时变化?

除此之外,文化话语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就是研究者应该采取的文化政治标准或立场:文化自由独立和人类文化的多元和谐发展。

运用这些话语范畴以及文化政治立场,研究者可以获得有关现象和问题的全面、多元、综合、深入的认识和评价。否则只能得出片面的、肤浅的、甚至歪曲的结论。

目前,已有关于亚、非、拉话语的文化传统、亚非拉社会问题、以及东西方话语范式的批评对话的大量文章和书籍。比如,学者们提出,亚洲人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将社会和谐作为话语的基本原则(Miike 2009)。非洲学者提出,语言学家须致力于众多非洲土著语言的标准化,以扶持当地的商业发展(Prah 2010)。拉美学者提出,话语研究的目标应从语篇转向语境,进而提出新的研究问题(Pardo 2010)。

该运动、思潮和体系较为集中地反映在近年来出版的一系列著作、期刊和学术活动中。A Cultural Approach to Discourse (Shi 2005)、《文化话语研究》(施旭 2010)、国际期刊Journal of Multicultural Discourses Taylor & Francis、国内期刊《当代中国话语研究》、三年一轮的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ulticultural Discourses)等,都显现了更多的扎根于东方、第三、第四世界的学者的参与,展现了不同文化的话语研究传统或学派,揭示了主流学术体系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缺陷与后果,聚焦了非西方社会面临的话语问题和努力的方向。“当代中国话语研究”(施旭 2010)构建了一套完整的哲学、理论、方法和问题意识的基本框架,并被运用到城市发展、贸易纠纷、人权事业问题的研究中。

文化话语研究,受到了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文化研究(包括反种族歧视研究、女权主义研究)的启发,也借助了西方和亚非拉/东方的学术和文化智慧(见下文),但更重要的,它受到了当今国际多元文化斗争现实以及发展中世界争取民族文化地位和权力的需要的激励。

与Cultural Discourse Analysis/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Critical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以及 (Cultural)Critical/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相比,文化话语研究有一些的共同点,并从中吸取经验。Cultural Discourse Analysis/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 (Bauman &Sherzer 1974;Carbaugh 2007; Gumperz & Hymes 1986;Hymes 1962;Saville-Troike 2003)以其“SPEAKING”分析模式,也研究整体、多元的社会事件,力图探索交际事件的文化特质。但是,它没有看到各文化具有不平等的本质,因此也不采取像文化话语研究那样的文化政治立场。相反,它把各文化看作相互平等的现象来对待,这显然与它缺乏一个明确的历史视角有关。因此,在研究目的上只追求对各文化的交际手段和交际意义的掌握,并不关心文化政治、社会政治问题。Critical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Holliday 2011;Nakayama & Halualani 2011;Neuliep 2011;Thussu 2006)也注意全面、多元地分析(跨文化)交际事件,也直击人类文化的不平等问题。但是,它没有推动、发展多元文化范式的理念和意识,而且又缺乏一套相对统一、明晰的方法。(Cultural)Critical/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 (Fairclough 1995; Gavriely-Nuri 2012; Martin 2004),也特别关注批判权势问题/赞许和平行为。但是,它是以二元对立方式来看待、研究和评判话语的:通过语篇与语境两者的因果关系断定语篇形式的意义(原因、功能),研究者以“普世”、“标准”自居,要么指点“真善美”(PDA)、要么揭露“假恶丑”(CDA),忽视/掩饰研究范式的历史性、文化性,将其打扮成放之四海皆准的评判工具。

相反,文化话语研究鼓励不同文化范式的创新与对话,通过对各种文化话语的全面、多元、辩证、深入的描写、分析、解释、比较、评价,力图破解国际话语研究的文化隔阂与偏见,揭示尤其是被文化无知、偏见、歧视所笼罩的话语的特点、复杂性(如庞杂的联系、尴尬的矛盾、并存的优缺点)以及发展的空间与策略,使话语研究为人类文化的发展、合作、繁荣作出贡献。

 

全文参见:施旭,2013,文化话语研究简介,《中国外语》(03):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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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周敏  副教授 专家简介

文化话语研究破除了拘泥于语言文本的分析模式,在问题意识的指导下,把实际存在的各种社会问题作为话语研究的起点和归宿,采用历史的-文化的-整体的综合分析视角考察具体语境下的话语现象。因此,在具体研究中,研究者应具备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意识,遵循扎根本土的研究原则。

第一,跨学科的研究意识。从话语研究学科性质来看,研究者需要整合多种话语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并将其与具体领域的话语研究紧密融合。任何具体行业的话语都与社会、历史、文化因素相关联,因此我们提倡在追求文化平等的文化话语研究基础上,摸索与构建相关领域话语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例如,研究中国外交话语,则需将文化话语研究框架同中外/外交的研究思路相结合,推进中国话语研究和外交话语研究的视角创新,弥补当前国内外相关研究的不足。

第二,跨文化对话的意识。植根于西方的话语分析理论诚然有其文化局限性,但是在历史的、综合的、跨文化的分析原则指导下,我们仍可以借鉴西方的理论,在历史分析和跨文化分析中,挖掘具体的分析单元,建构文化话语研究的文本分析框架。在学科建设和知识创新上,帮助我们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消解西方学术的垄断霸权,彰显中华学术的文化身份,推动话语研究的文化对话与创新”(施旭 2013a:52)。

第三,扎根本土的研究原则。文化话语研究中最突出的内容是认识到“人类话语不是处于相互平等的关系;相反,它们是处于由历史形成的、依旧继续的人类文化不平等的关系之中。因而它尤为关切非西方、南半球文化中的话语现实问题和理论方法问题,以及它们与西方的霸权、依赖、互利等关系问题”(施旭 2013b:20)。因此,在从事文化话语研究中,研究者既要着眼本土文化,更应关照本土问题;结合本土情况来解读、阐释话语问题。

参考文献:

施旭,2013a,当代中国话语的中国理论,《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05):51-58。

施旭,2013b,文化话语研究简介,《中国外语》(03):1/20-22。

节选自:袁周敏、赵丹彤,话语研究的文化转向,待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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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珏   专家简介

文化话语研究是在西方话语研究传统与东方、中华话语研究传统的对话批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Shi 2005,2014;施旭2008,2010)。受西方个人主义文化、二元对立哲学、结构主义语言学、资本主义全球化等影响,西方话语研究偏重文本分析,轻视历史、文化关系,忽略东方特质,操纵一套文化霸权话语体系(Shi, Kienpointner & Servaes 2005)。东方、中华学术虽有优秀的传统资源,但在西方强势话语的笼罩下,失去应有的文化地位和声音,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西方学术的附和者。根据这样的问题和条件,我们勾勒出既植根本土、又胸怀世界的文化话语研究范式。

在文化话语研究的框架里,我们所指的“话语”,不同于西方主流学界的概念,不是“语篇”附加“语境”二元对立体,而是一个整体辩证的社会现象:人们在一定的历史文化条件下运用特定的语言及其他符号通过某种管道为实现某种效果所进行的“言语交际活动/事件”。作为一个注重整体、多元、联系的概念,话语的(研究)范畴包括:交际主体(如听者、说者、作者、读者等)、形式/意旨、媒介使用、目的/后果;同时,这些范畴又有特定的历史关系和文化关系。这些范畴、关系都辨证存在;很明显,交流主体与形式/意旨相互依存,历史关系与文化关系相互依存。诚然,民族文学、民族文学研究也可以这样来看:它们含具有特定的作者、作品、读者、媒介、社会影响、以及历史和文化背景。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话语的最重要性质之一是其文化性:(1)不同话语社群具有不同的世界观、概念、范畴、规则、策略等等;(2)不同话语(群体)处于相互交融、竞争、合作的关系并推动人类社会的变化发展。

不同于西方主流(批判)话语研究传统,文化话语研究坚持鲜明的“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原则:从人类文化(话语)多元、竞争、合作的角度出发,(1)揭示、消解民族、文化不平等的话语策略,特别关注被边缘化的民族、文化(话语);(2)推动人类(话语)学术的文化多元对话、批评;(3)发掘、创造、传播引导各民族、文化走向和谐、繁荣的话语策略。在这个大框架下,我们的一个具体实践活动就是“当代中国话语研究”(施旭 2008,2010)。

参考文献:

Shi, Xu. 2005. A Cultural Approach to Discourse. Basingstoke, England: Palgrave Macmillan.

Shi, Xu. 2014. Chinese Discourse Studies. Basingstoke, England: Palgrave Macmillan.

Shi. X, M. Kienpointner & J. Servaes. 2005. Read the Cultural Other: Forms of Otherness in the Discourses of Hong Kong’s Decolonization.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施旭,2008,试论建立当代中国话语研究体系[J],《当代中国话语研究》1(1):1-11。

施旭,2010,《文化话语研究:探索中国的理论、方法与问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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