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2-25 16:59浏览数：1780评论数：1 收藏
继《长津湖》创下票房纪录之后，续集《长津湖之水门桥》在春节上映。有幸生在和平时代的我们，也得以借此机会认识与思考战争。然而战争终究是残酷的，对于参战的士兵来说，战争有时会成为他们挥之不去的梦魇与难以愈合的创伤，而战争创伤也随之成为战争文学研究的一个焦点。
本期热点聚焦关注战争文学中的创伤书写。胡亚敏老师和卢姗老师从不同角度解读了经典的美国越战小说《追寻卡西艾托》：胡亚敏老师结合热奈特提出的叙事时间，指出小说叙事的混乱是伯林所遭受的创伤的体现，而从过去记忆的混乱到对将来想象的相对有序也反映了伯林在思索中的成长；卢姗老师则认为，伯林对将来的想象符合荣格分析心理学中对积极想象的定义，实际上是伯林对创伤的自我救赎。刘胡敏老师关注英国女作家帕特·巴克及其战争文学创作，认为她的作品暗示个体创伤记忆终将成为一个民族的集体创伤记忆。
胡亚敏 教授
专家简介
《追寻卡西艾托》中的叙事时间与战争创伤
《追寻卡西艾托》（Going After Cacciato）讲述了1968年美国士兵在越南作战的故事。士兵卡西艾托（Cacciato）因厌倦战争而临阵脱逃，中尉率领全班前去追赶。一天夜里，士兵伯林（Berlin）在靠近南中国海的一个观察哨里站岗值班。站岗期间，他一边回忆自己到越南以来的作战经历，一边在想象中继续追寻卡西艾托，跟着他穿越欧亚大陆来到巴黎。《追寻卡西艾托》实际是对伯林的回忆与想象的叙述。
在创作方式上，小说的一大特色就是对时间的奇妙安排。伯林并没有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进行讲述，因而小说叙事极为混乱，有的事件被不断重复讲述，而有些意义重大的事件却被故意略去。法国著名叙事学理论家热拉尔·热奈特（Gérard Genette）将时间分为时序（order）、时距（duration）和时频（frequency）。时序主要关注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之间的关系，即“故事中事件连续性的时间顺序与这些事件在叙事中排列的伪时间顺序之间的关系”，包括时间倒错、倒叙和预叙等（Genette 35）。运用热奈特叙事学理论中的时序对《追寻卡西艾托》进行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小说叙事上的混乱源自叙述者伯林记忆的极度混乱，这从侧面反映了越南战争给美军士兵带来的深重战争创伤。
小说《追寻卡西艾托》在内容上可以分为三个部分：（1）关于战争的回忆；（2）追寻卡西艾托；（3）观察哨。小说的叙事时间看起来极为混乱，为了走出小说编织的时间迷宫，我们通过表格梳理了各章发生的主要事件：
表4.1 各章主要事件
一般认为，伯林关于战争的回忆组成了小说的过去部分，观察哨是伯林短暂的现在时刻，而伯林在想象中追寻卡西艾托则属于小说的将来部分。表4.1清晰地显示，过去、现在和将来三部分的内容相互交融，在伯林的脑海中交织在一起。尤其是小说的前半部分，读者很难分清现在与过去、现实与想象。在一次访谈中，奥布莱恩指出，他有意识地混淆了真实与想象的界限，“把幻象当作绝对的真实来处理，这样读者会认为所有这一切都真实地发生过”（Schroeder 138）。
在《奥布莱恩〈追寻卡西艾托〉中的时间》（“Time in O’Brien’s Going After Cacciato”）一文里，迪安·麦克威廉斯（Dean McWilliams）按时间顺序梳理了伯林的战争经历，试图区分叙事学意义上的叙事时间和故事时间（见表4.2）。表4.2的第一列为故事顺序，即按伯林经历事件的先后顺序排列；第二列为前一栏事件发生的时间与地点；第三列为这些事件在小说里出现的章节；第四列则是叙事顺序。
表4.2中故事顺序和叙事顺序之间的巨大差异说明，在伯林的记忆中，他的时间概念极其混乱。尤其是前八个事件，其叙事顺序与事件发生的顺序完全不相符。另外，有些事件在逻辑和时间上都有密切的联系，但在叙事中却被分开了。
小说时间上的混乱其实是叙述者伯林混乱思绪的写照。小说的“叙事技巧和结构模式展现了战争对士兵意识产生的两个令人不安的影响：打破了前后连贯的时间观，模糊了现实与想象之间的界限”（Couser 165）。战争让士兵的思绪变得混乱，这种混乱直接反映在伯林的回忆中。一方面，战争的残酷给刚到战场不到半年的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另一方面，他不愿回想这些血淋淋的现实——“为了情感的生存，他必须学会遗忘”（McWilliams 246）。
然而，小说的时间安排在混乱中又呈现出一种条理。尽管过去、现在与将来交织在一起，但各章之间的界限非常清晰。同时，表4.1和表4.2说明，在所有章节中，回忆战争的章节时序最为混乱，读者必须对时间进行重构。伯林在想象中追寻卡西艾托这一部分的叙事顺序则与现实的时间顺序出入不大，读者基本可以捋出一条清晰的追踪线路。因此，过去的混乱与“将来”的清晰形成了对比。奥布莱恩指出，小说的结构是一个跷跷板：观察哨部分的现在时刻是支点，过去和将来是两端。伯林追寻卡西艾托的想象虽然奇特怪异，但却根植于过去的经历。当跷跷板上下晃动时，过去的经历就会流动到将来，并影响伯林对将来的想象；他对将来的建构实则基于对现实的思考，而这又影响到他在现实中的选择。
伯林对过去的混乱记忆的整理帮助他更勇敢也更理性地面对残酷的过去；而他对将来有“条理”的建构一方面有助于他梳理过去的记忆，另一方面也促使他在现实中作出抉择。因此，从过去记忆的混乱到对将来想象的相对有序，这种变化其实反映了伯林在思索和想象中的成长。通过讲述不可讲述的战争，读者与伯林一起经历了战争的残酷，体会到了战争带来的难以言说的创伤。
本文选自《战争文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1），此处有改动。因篇幅所限，注释与参考文献已省略。
卢姗 讲师 专家简介
面向创伤的叙事与疗愈
——关于《追寻卡西亚托》*中的积极想象
*即上文中的《追寻卡西艾托》
蒂姆•奥布莱恩（Tim O’Brien）因其文本创作中对越南战争的独特书写而享誉当代美国文坛，成为关于那场战争以及那个时代的一位伟大记录者。从1973年的《如果我在战区死去》（If I Die in a Combat Zone）到2002年的《七月，七月》（July, July），三十年间奥布莱恩的创作始终将越南作为原创性的创伤场域，关注战争的创伤在后续的历史与文化中如何被见证与疗愈的问题，协助人们理性地思考战争与创伤。
1978年，奥布莱恩第二部关于越南战争题材的小说——被评论界称之为堪与约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的《第二十二条军规》（Catch-22）比肩而立的巨著——《追寻卡西亚托》（Going After Cacciato）问世，并于次年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文本一经问世，其叙事中关于“虚构与现实之间具有渗透性这种曲高和寡的信念”（斯坦纳542）便引起评论界的广泛关注。毋庸置疑，记忆与想象的并置作为叙事的策略支撑起了文本结构的内在和谐张力，从而形成对战争荒诞本质的理解。然而，当奥布莱恩将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由保罗•柏林（Paul Berlin）所幻想的历时六个月、行程8600英里追寻叛逃者卡西亚托的奇幻冒险旅程中来时，想象便演进成为对创伤散落碎片的一种替代性叙述，并充满了救赎的潜能。研究者马尔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将其称为“治疗性幻想”。本文将在创伤理论的视域下，借用荣格（Carl Gustav Jung）分析心理学的相关概念，对柏林的想象推本溯源，分析其作为创伤记忆自我表达方式的特点及作为创伤疗愈媒介的效用。
在死亡恐惧、道德困惑与暴力滥用建构的创伤性场域中进行叙事，奥布莱恩首先关注的是最基本的自我感的丧失，即柏林对身体控制能力的丧失和对维系与他人关系的无能为力。创伤理论认为，个体身体的完整性这一基本层面会因其直面暴力与死亡而违背个体的独立自主性，对身体控制能力的丧失也会随之而来。依据赫尔曼的观点，创伤会造成受创主体的“声音、知识、知觉、理解力、感受能力和说话能力的失去”（49）。
创伤事件的影响不止在自我的心理层面上，也在联结个人与群体的依附与意义的系统上。柏林从踏入越南土地的那一刻起就显得与战场上的一切格格不入，“他远离他的伙伴，他不理会他们的玩笑和闲聊，他没和任何人交朋友，甚至连他们的名字都不知道”（41）。这种情感上的疏离在小说的第二十四章中，随着柏林给远在依阿华州的父母打电话时一直无人接听的提示音而达到顶点。失去与外界情感上的联结也预示着柏林必然失去与死亡恐惧和道德厌恶相对抗的支撑，而且，这种人际关系的维度也会像焦虑与恐惧一样不断蔓延。
紧随其后，奥布莱恩密切注视着创伤所带来的叙事困境。在创伤性的场域中，传统的叙事框架和认识论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挑战。创伤理论家凯茜•卡鲁斯（Cathy Caruth）将受到威胁的叙事结构“明确勾勒为历史或时间的中断”（转引自怀特海德 13）。故而铭刻在柏林记忆中的常常就是那些稀奇古怪、破碎不堪的事情。面对着碎裂的叙述，如何寻求片断之间的联系是奥布莱恩亟待解决的问题。所以当柏林在瞭望塔上面对着死一般沉寂的夜晚思考自己的过往之时，他便有意识地按照医务兵的建议，集中注意力开始探索自己的想象之旅。积极想象便应运而生。
那么，何为积极想象呢？1935年，荣格在塔维斯托克的演讲中对积极想象做了详细的公开介绍，将其称之为“一种睁着眼睛做梦的过程”，也是“通过一定的自我表达形式吸收来自梦境、幻想等无意识内容的方法”（荣格，《分析心理学》184）。随着荣格对这一技术的理解与完善，积极想象已经不仅是一个特定的冥想过程或者表达性的技术。从创伤经验的意义层面而言，积极想象更是不可或缺的接触或对待创伤的象征性态度，成为奥布莱恩叙事文本中创伤疗愈的核心。
为此，我们需要对柏林的想象有清晰明确的认识。首先，柏林的想象之旅是一次有别于梦境的对创伤的重返。梦境作为“自我调节性精神系统的自然反应”（荣格，《分析心理学》120），它需要以睡眠为前提条件，意识的活动在其中完全终止或极其微弱。然而在叙事中我们发现，柏林关于追寻卡西亚托的想象既谈不上神秘莫测，也谈不上疯狂痴癫。它是柏林在清醒状态下生发而成的一个可以构思、可以演进，甚至可以修补的想法，也是在医务兵和父亲的建议下集中注意力对一系列问题思考的延伸。
荣格在《分析心理学》中曾经特别指出过积极想象的这一特征：“积极想象是积极而且目的明确的创造性活动，要求意识自我的全神投入，要求个体保持警觉和关注”（190）。特别是当想象的进程并非一帆风顺之时，意识的有效介入显得更为重要。荣格也认为，当无意识中的情感和意象已经呈现于意识领域，意识的自我便要对之进行积极的运作，不仅需要发挥意识的洞察力，而且还需要进行大量的评价和整合工作。
意识的积极参与与贯穿始终也令柏林的想象迥异于白日梦般的幻想。在反思想象的本质时，荣格谈到了想象无法估量的价值，也谈到了对幻想所持的主动和被动的态度之间的区别。他认为，当我们带着一种期望的态度把注意力转向无意识时，可能就会引发主动的幻想；反之，缺乏意识的主动参与，就有与情绪、与梦和幻想认同的危险。在想象的叙事进程中，卡西亚托的命运是柏林创伤的核心，它将柏林从无意识中涌现的诸如焦虑和恐惧等压抑性的情感冲动有意识地引向了对一系列具体问题的思考。由是观之，在深层的想象之境旅行，意识的主动参与不仅让被压抑的创伤记忆依照其自身的状态自行呈现，也让作为叙事的想象突破了自身的桎梏进入到创伤疗愈的层面。
积极想象不仅是柏林最成功的精神逃亡，它也意味着柏林和作者奥布莱恩进入到自我反思的境界。对于柏林而言，积极想象绝不是简单地对过往经验的叙事转换，从创伤理论的层面而言，它是柏林努力寻求的创伤记忆的自我表达方式。将其以想象的方式铺陈出来不仅促使柏林去重新审视自我崩溃的根源，同时也在其所幻想的情境中尝试去理解创伤的境况并试图超越它。恰如在叙事之初，柏林赋予想象的使命——“我们只是坐在那里，注视着黑暗袭来，其它的就交由想象来处理”（O’Brien 39）。对柏林而言，过去不可能被修复，死者也不可能复活，唯有通过充满激情的想象的投入，才能将创伤记忆的碎片拼凑成整体并在其间寻求存在的意义。这既是荣格所言的自性化的旅程，也是柏林自我救赎的努力。
本文刊载于《当代外国文学》2020年第1期，13-19，感谢编辑部和作者授权转载。因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
刘胡敏 教授
专家简介
论帕特·巴克战争小说中的创伤书写
帕特·巴克（Pat Barker）是当代英国为数不多以写战争创伤著称的女作家。巴克在其作品中描写了英国社会的各类创伤。这些创伤叙事构成了一幅英国社会自一战、二战以来不同社会阶层所经历的各种精神创伤的全景图。
一、 战争创伤的历史书写和再现
巴克是“第一个深度描写战争内在刺激的小说家”（Monteith 73），她的“《重生》三部曲扩大了战争小说的艺术范围”（Monteith et al. 147）。巴克在《重生》三部曲（The Regeneration Trilogy）里成功尝试了将历史与虚构相互交融穿插的叙事手法，把真实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与小说虚构糅合在一起，还原了战争的部分史实，成功地把读者带回了不堪回首的一战。
巴克在三部曲里重现了一战给英国士兵带来的巨大的精神创伤，塑造了许多“被女性化”的男性。当男人面对血腥的战争场景，并目睹战友在自己面前痛苦地死去时，他们也会像女人一样因恐惧、痛苦和无助而尖叫或歇斯底里地嚎哭，并最终精神崩溃。
一战期间，残酷的战争经历让许多英国士兵承受了超越极限的心理压力，并因此患上“创伤后压力症”，给身体和心理带来严重的后遗症。然而，战争期间英国政府和军方不允许士兵和英国民众表达自己的抗议，他们将和平主义者视为异端，把反战人士宣告为违法分子，许多反战人士因此被捕入狱，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有的甚至被杀害。巴克在《门里的眼睛》（The Eye in the Door）里对这段历史进行了书写，再现了一战期间英国政府和军方如何鼓励民众相互检举反战人士。
此外，通过《门里的眼睛》，巴克再现了1918年春英国政府和民众之间的诸多分歧。一战爆发伊始，政府号召英国青年参加“正义之战”，为了伸张正义和维护和平，许多青年主动报名参军上前线。然而他们在战场上亲历了战争的残酷，看到许多无能而粗暴的军官瞎指挥，他们为此感到震惊、恐惧和痛苦。巴克作品呈现的战争中各种可怕和荒唐的事件只是真实历史的冰山一角，但是通过这一角可以管窥全豹，让读者了解残酷的战争给英国人民带来的创伤。
除了在小说里还原战争历史，巴克还用真实的历史人物给小说里的人物命名，让小说更具有真实感。巴克在《生命课程》（Life Class）、《托比的房间》（Toby’s Room）和《日间》（Noonday）里塑造的几位青年艺术家的原型也是20世纪英国知名艺术家。她在收集了他们大量的信件、日记、回忆录、传记和自传的基础上重构了小说中的人物，让小说中的人物变得有血有肉，非常丰满，具有很强的真实感。
在英国历史上，许多回国士兵、军医和志愿者因患有“创伤后压力症”而导致身体和心理产生了许多令人难以忍受的症状，如失语、失忆、口吃、噩梦等。肖沃尔特认为这些症状是“男性抱怨的躯体语言”（Showalter 172），也是对战争提出抗议的一种方式（Monteith 56）。巴克的继祖父、继父以及她丈夫的父亲都曾经参加过一战，战争造成了他们身体和心理上不同程度的创伤，而且他们从不愿意谈论战争。在她看来，“缄默和创伤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被联系在一起”（Monteith et al. 175）。缄默的继祖父和口吃的继父显然成了巴克战争小说里许多“创伤后压力症”患者的原型。“缄默似乎源于一种冲突，一方面他们想说出自己的创伤，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却深知如果说了，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因此你唯一能做的就是下定决心让自己从生理和身体上不能述说”（The Regeneration Trilogy 87）。
通过将真实的历史和虚构的情节相结合的叙事方法，巴克成功地塑造了许多有血有肉的圆形人物，使这些人物在小说里显得生动有趣有活力，让小说更具有可读性。
二、 噩梦、日记、录音和画像：创伤记忆的载体
彼得·柴尔兹（Peter Childs）曾经说过，战争创伤“作为一种永恒的创痛，是一种没有被充分认识和承认的集体创伤记忆”（Childs 62）。创伤记忆在巴克的小说里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噩梦：患者反复在噩梦中重历可怕的战争场景；日记：患者不愿谈论不堪回首的过去而选择写日记来记录创伤；录音：通过音频的形式留存自己的创伤记忆；相片：记录了患者所目睹的可怕场景，能够真实地再现患者的创伤经历；画像：由真实的肖像画组成，以具体而形象的方式重现伤者的创伤。
做噩梦几乎是所有战争创伤患者的后遗症之一。杨格曾说过：“创伤让过去的记忆以侵入性的形象和思想在当下重现，让患者被迫重新经历过去的事件”（Young 7）。在巴克的笔下，许多创伤患者的创伤以噩梦的形式反复入侵他们的生活，给他们带来难以忍受的痛苦。
如果说做噩梦只能让创伤患者自己受到反复的折磨，那么记录创伤的日记和录音则可以通过阅读和听的方式被分享，在此过程中会让读者和听众对患者的创伤感同身受并受到影响。在巴克的战争小说里，照片和画像也是记录创伤记忆的一种特殊方式。照片能够较为真实地记录所发生的事件，而经过创作的画像也是记录创伤记忆的另一种载体。
巴克描写受害者创伤记忆的精妙之处在于她不仅仅通过患者的噩梦和幻觉来呈现患者的创伤记忆，而且借助日记、录音、相片和画像等载体来多维度地反映受害者的创伤记忆。她的细腻笔触让读者触摸到了受到战争创伤折磨的受害者的“脉搏”，对战争创伤带来的危害和“杀伤力”有了直观而深刻的了解。
三、 战争创伤的传递
战争创伤不是经历过战争的民众和士兵的“专利”，它可以通过文学作品、日记、自传、口述、情感交流和日常交往在朋友或者亲人之间，甚至在两代或几代人之间进行传递，把战争创伤导致的痛苦“移植”到没有亲身经历过创伤事件的人身上。
许多战争小说家多注重描写战争给人类带来的创伤和后遗症，但是对创伤的传递没有过多涉及。巴克在她的战争小说里描写了许多创伤传递的例子。最为明显的“创伤传递”发生在《另一个世界》（Another World）里，101岁的一战老兵加迪通过渐进的方式把自己的战争创伤“移植”到了孙子尼克的身上。
“当一件可耻的、不可言说的经历被阻挡在意识之外或当成一个秘密保守，症状就会从一代向下一代传递。创伤无需被说出即可交流，作为一种沉默的在场或幽灵，留存在下一代脑海中”（Whitehead 15）。在这次创伤的代际传递中，加迪并没有直接通过言语讲述自己的战争经历和内心痛苦，然而祖父无法言说的创伤还是通过渐进的方式像幽灵一样被“嫁接”到了尼克的身上，创伤的传递是如此迅速让尼克猝不及防。
巴克也是一个战争创伤代际传递的受害者。她的继父和继祖父都曾经参加过战争，并因此患有严重的精神创伤，生活中出现了各种创伤症状。受到他们的影响，她一直在创作中叙写战争创伤，特别是对一战和二战给英国人民带来的战争创伤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从1991年发表《重生》至2015年出版《日间》，巴克在这期间创作的8部战争小说涉及了一战、二战或者现代战争给英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的精神痛苦。通过这些小说不难看到战争创伤对她的影响也极为深刻，她也是战争创伤代际传递的直接受害人之一，对她而言，战争在她的内心留下了一道无法抹去的伤疤。巴克的亲身经历让她深谙战争创伤的可传递性，也因此让她在小说中描写了许多战争创伤传递的例子。
结 语
通过历史与虚构相结合的方法，巴克以独特的女性视角描写了战争给英国人民带来的伤痛和梦魇。巴克对战争创伤的书写，记录了战争时期英国人民的伤痛，并重新审视了战争蹂躏下的英国文化、社会、家庭等诸多问题。透过战争的梦魇给英国人民带来的不堪回首的心灵创伤，巴克暗示了个体创伤记忆将会成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集体创伤记忆，并无法被历史所抹去。她对和平世界的向往在她的战争小说中得到充分的反映，并展现了一个现当代英国女作家的纯朴愿望和创作良知。
本文刊载于《当代外国文学》2020年第2期，48-54，感谢编辑部和作者授权发布。因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
喜之郎果冻 2023-04-14 1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