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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鹏: 目前,以策略操控为核心议题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政治、外交、法律和医患互动四种交际活动领域,主要研究目标大致有四个:(1)揭示这些交际活动领域中的交际惯例及其对策略操控的机构性制约;(2)探讨这些交际领域中常用于论证某类立场的各种论辩图式以及由这些论辩图式组成的论辩模式(argumentative pattern);(3)探索不同交际领域中论辩者策略操控每个论辩话步之后整体呈现的论辩风格(argumentative style);(4)为不同交际领域的论辩现象提供语境化的合理性评判标准和改善建议。
闫林琼: By applying the pragma-dialectical framework to the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the governmental crisis communication discourse here, we are trying to answer three questions: Which contextual factors may have laid certain constraints for governmental crisi
陆品超: 兼具论辩合理性和修辞有效性双重视角的语用论辩学不但可以较好地还原“诉诸同情”论证在批判性讨论中所处的位置、推理结构及其发挥的论辩功能,还能帮助我们从潜在话题、受众需求和表达手段三个方面深入阐释该论证在具体机构语境中的“论辩-修辞”说服机制。更重要的是,语用论辩学提出的谬误识别标准为我们在语境中鉴别“诉诸同情”的合理性提供了更切实际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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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咏滟: Our findings also suggested a potential gate-keeping role of global English in conceptualizing non-Anglophone learners’ LOTE learning motivation. This paper concludes with some method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LOTE learning motivatio
方帆: This book revisits the issue of China English as a developing variety of English and scrutinizes students’ and teachers’ attitudes towards their own and other English accents from the critical phenomenological perspective of Global Englishes (GE) in the C
鲁华山: This research attempts to examine the effects of a GE-informed pedagogy in developing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GE awareness. Eighty-two university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and received a 12-week intervention of a GE-informed instruction.
刘意青: 在21世纪全球化不断深入之际,我们面临的大变局实际上是用一个新的人文主义和人文教育思想重构体系。
阮炜: 与理工类学科和社会科学学科专注于培养某个领域的专才,或者解决当下的实际问题不同,人文学更加着眼于培养通才。
陈众议: 针对“大学教育如何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重置坐标、重塑精神”这一亟待解决的首要课题,一是从宏观着手,完善人文教育的机制,实现教育的去功利化、去扁平化和去机械化,培养大学生的家国情怀和人文情怀,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二是从微观着力,建议加大学生的阅读量,反对束缚想象力的不阅读、浅阅读和非阅读。
谷裕: 大学的人文教育及人文学科应真正秉承人文主义精神,外语学科不应一味依附于西方知识体系,全盘接受文化输出国的价值观,而应在把握学术前沿的基础上,注重对基础学问和基本问题的关切,提升国内学者的学术自信,强化对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以便更好地推动我国人文教育的持续发展。
胡强: 大学的特殊使命是培育具有长时段思维能力的学子,培养能够超越学科狭隘追求的专家,以及时代不可或缺的人才。
石坚: 外国语言文学课程的设置兼具工具性与人文性,应注重培养学生的职业胜任力,也应注重培养学生的沟通表达能力、全球视野、人文情怀和多元文化包容性。
刘锋: 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分离后处境艰难,始终致力于为自身寻找合法性,但正如哲学家理查德•罗蒂所说,人文问题永不可能有最后的答案,因此寻找答案的过程往往比结果更重要。
陈红薇: 人文主义、后人文主义、后人类主义等不同思潮既对峙又共生,从人类最早的神话叙事到当代的科幻文学,都在讲述“人”的故事。其中既有对人文主义本质的追问,也有后人类主义的焦虑。
金冰: 作为对人文主义的重新思考,蒸汽朋克小说关注人自身以及人与技术的关系。蒸汽朋克概念的产生和发展是技术和人类从对立走向共生的过程,凸显了科学话语和文学话语相互渗透交融的必要性,又警示了科学中心主义的机械论倾向及其对人文价值的遮蔽。
杨金才: 虽然“9•11”文学尚不足以构成一个完整的基本文学格局,但这些作品不再单写某个地域性的暴力事件,而总能将其镶嵌在更深广的历史和社会全景中,对全球时代暴力、仇恨和恐怖的隐史及逻辑进行批判,高度体现了历史与人性的复杂性。
金雯: 沃尔夫的小说《海浪》体现了科学、哲学和文学的互动。《海浪》是“悲歌”的代表,是对死亡的哀悼和思索,是“感受的政治”。小说以展现和重塑感受为己任,直击时代问题的核心,将注意力投向整个历史语境,与哲学、科学不断碰撞和互动。
张磊: 身为钢琴家的萨义德为形塑其独特的“人文主义”核心思想,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借用“对位”、“卡农”等音乐语汇,并在一次次实验性的使用中测量“对位”之于其人文主义思想的价值与意义,最终选择这一“临时性”的概念作为对自我思想的诠释。
王升远: 为打破战争文学研究的“同温层效应”,可以借鉴人文主义对人性尊严、宽容和平等价值的尊重。
尹晶: 基于对印度布克奖小说的人文主义反思,主张独立后的印度要真正摆脱西方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概念的束缚,必须对制约印度民众“身体、思想和欲望”的文化想象进行检视和剖析,主动打破东西对立,借鉴第三世界的思想精华,建构超越殖民认同与真正融合宗教、语言、种姓等差异的后民族共同体。
Xiaofei Lu: Our results show that disciplinary writers vary their choices in the use of complex syntactic structures depending on their rhetorical goals. Results pertaining to our first research question revealed significant variation across the rhetorical steps in t
Nihat Polat: The question about whether an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exist between NS and NNS graduate students in their level of written syntactic complexity is laden with many implications. These implications, which can be pedagogical or social in nature, pertain to
Charlene Polio: Genre and task differences are obviously important to L2 writing research design but they also have implications for L2 writing theory and L2 writing pedagogy and assessment.
冯志伟: 计量语言学以真实的语言交际活动中呈现的各种语言现象、语言结构、结构属性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使用概率论、随机过程、微分方程、函数论等统计的、非离散的数学定量方法,对其进行精确的度量、观察、模拟、建模和解释,以探索语言现象中隐藏的数学规律,刻画语言的数学面貌,揭示语言系统的自适应机制以及语言演化的动因,从而发现自然语言中存在的各种定律,如分布定律、函数定律、演化定律等。因此,计量语言学是以真实语料为基础、用计量的方法来研究语言的结构和发展规律的一门语言学科。
刘海涛: 计量语言学强调定量的概念和建立模型的方法,着眼于语言的量化特征以及这些特征之间的协同关系。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各国计量语言学者已经发现了不少具有普适性的计量语言学定律。这些定律可以分为三类:分布定律(distributional law)、函数定律(functional law)和演化定律(developmental law)。 计量语言学研究问题涵盖语音、语法、词汇、文本、类型学、协同语言学和语用学等多个方面。词汇层面的研究最为成熟。
莱茵哈德•科勒: 在较为熟悉的学科,尤其是在自然科学中,定量的概念、模型和方法已经应用了很多年,而这些在语言学和文本科学中应该以同样的方式得以应用。这些论点符合科学哲学中的公认标准,且在多个学科中都有效。
许钧: 符号的创造、使用与转换,是人类存在的一种根本性的方式,经由转换的符号性创造,拓展的是人类的思想疆域,促进的是人类各民族文化之间和各种形态的文化成果之间的交流与发展。通过翻译,人类的文化在空间上不断拓展,在时间上不断延续。如此认识翻译,才有可能真正认识翻译的本质,才有可能理解翻译的重要性。
黄忠廉: 翻译是人或/和机器将甲符文化变化为乙符,以求信息量相似的智能活动和符际活动。
胡开宝: 不管翻译方向、形式或介质如何,只要涉及到不同语言或语言变体之间的信息传递,或者使用语言传递某种符号所表达的信息,而且传递的信息与源信息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性或相似性,便可视为翻译。
蓝红军: 翻译是以语言符号转换与意义阐释来解除人们跨语跨文化信息传播与交际活动中异语理解与表达障碍的一种语言服务。
王琰: 西方汉学家译者由于没有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研究视野较为宽阔,视角和方法都不同于国内研究者,这为中国学界提供了学术创新的思路,可以启发国内学者用新的角度重新审视自己的历史文化,促成了与中国学者的对话。中国学者在对话中不仅肯定其学术价值,也有建设性的批评,这种对话可以改变西方汉学家“自说自话”的研究状况,纠正汉学研究的偏颇之处,进而影响其学术研究思路。
赵秋荣: 翻译与目标语言的发展变化是个漫长的过程,影响因素较多,该项目只就几个语言点部分证实了前人的研究发现,研究相对单薄,也有很多不足之处。未来还需要借助大数据的研究方法、数据统计、分析和挖掘的路径以及社会学、翻译学等方面的理论和方法进一步探索。
赵晶: 近年来,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下,外宣翻译得到了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当中国被历史性地推到国际舞台的中央,国际传播已极大地拓展到西方话语体系受众,外宣翻译如何适应这种新变化,决定了新时代中国对外传播的实际效果。政治话语的对外传播应遵循“以我为主、简洁、标准化”的原则(郭业洲 2014),做好政治对内话语体系向对外话语体系的转换(贾毓玲 2017)。系统功能语言学聚焦话语的选择和功能,可为两种话语体系之间的转换提供科学依据。
Jennifer Jenkins: I realised that as non-native English speakers are the global majority (Chinese people being a large proportion of this global majority), as they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more often than with native English speakers, and as their communication is often
Will Baker: It is currently estimated that lingua franca users of English outnumber native speakers of the language by at least 4 to 1. In such diverse communicative settings it would clearly be naïve to expect English to necessarily be linked to the cultures of the
Martin Dewey: For teachers to approach language in a way that better reflects English globally, we need to raise better awareness among teachers – ideally among novice teachers during initial teacher education – of the exceptional variability and dynamicity of English
王颖: 简言之,中国英语教学应着眼于中国人才培养的实际英语使用需求。中国英语使用者不符合标准英语规范的英语表达应重新定义,从而实现符合中国英语使用者语言需求与身份价值认同的英语话语构建。
文秋芳: 为了兼顾英语通用语的商务功能与文化交流功能,又不用英语本族语作为唯一标准,作者从教学视角提出了英语通用语的教学框架。该框架充分考虑了运用英语通用语交际的复杂性与动态性,融合了全球化与本土化两者的需求。本框架包含两个维度:1)对语言的看法;2)对教学的看法。该框架将英语分析为语言、文化与语用三个子系统。
《文化唯物主义》: 文化唯物主义和新历史主义取消了“背景”和“前景”的区分;它们的理由是,文学塑造了当时的社会意识,因此是社会历史的一部分,在进行文学分析时不能出于权宜之计将它从社会历史中剥离。
袁方: 虽然文化唯物主义的确存在许多弊病,但是它至少解构了传统的莎评方法,批判了撒切尔执政时期莎士比亚教学和考试制度,在批评界掀起了一场波澜,对右翼势力起到了震慑作用。时至今日,文化唯物主义已经在莎评中居正统地位,在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史上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贝尔西的文化历史则籍籍无名,既没有在教学中广泛推广,也没有在理论上有所建树,只供教授和学者查阅。
王建国: 翻译测试与评估是翻译教学最重要的直接反馈机制,是翻译教学理论和翻译工具使用的试金石,因而在翻译教育快速发展和翻译工具普遍使用与日益更新的今天,全面回顾与展望翻译测试与评估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武光军: 杨志红博士的新著《翻译测试与评估研究》是近年来这方面的一项重要成果。该著作有三方面的特点:1)引入测试学中的构念、信度、效度等概念合理构建翻译测试的理论框架,以使得翻译测试科学化;2)以翻译能力为核心探索翻译测试的设计与实施,突出能力测试;3)在理论的指导下,开展实证检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王树槐: 翻译测试与评估研究很可能是翻译教学乃至翻译学研究中最艰难的一个课题。宏观上看,该领域的研究应该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性:(1)跨学科性。翻译测试应基于语言测试学、教育与心理测试学、计算机AI科学、对比语言学、功能语言学等学科。只有借用这些邻近学科的成果,翻译测试与评估研究才能得以发展。(2)层级性。翻译学习的主体有初级学习者和高级学习者之分,针对这两种水平的学习者所采用的文本评价项目以及评价标准是不同的。同时,对于译者能力中的译者人格(translator's personality)评价,即译文生产过程中
朱琳: 翻译测试与评估是翻译教学研究的重要部分,更是检验翻译教学效果的重要手段,亦对各类翻译人才选拔和培养具有重要指导作用。杨志红博士新著《翻译测试与评估》一书,在梳理和评价目前翻译测试与评估实践和研究的基础上,承前启后,是此领域值得推荐和认真研读的开拓性研究著作。
谢天振: 译介学研究从翻译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开始的,但其研究体系的建构却是始于对埃斯卡皮“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背叛”的引入和阐释。它广泛借用当代各种文化理论对翻译进行新的阐释,探讨译入语文化语境中制约翻译和翻译结果的各种文化因素,关注翻译对译入语文学和文化的影响和作用,引导中国的“翻译研究跳出了千百年来技术层面上‘怎么译’问题的研究,从而把研究者的目光引向了从文化层面上展开的对翻译行为的本质、翻译的动因、翻译的结果、翻译的传播、翻译的接受、翻译的影响等一系列与翻译有关的问题的研究”。
谢天振: 随着译介学理论的不断发展以及研究队伍的不断扩大,译介学理论思想也在不断地拓展和丰富,一批著名专家学者也都就译介学的理论建设作出了各自的贡献,而一批青年学者也正脱颖而出,成为译介学学科理论建设的接班人。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译介学理论早已经不再属于某个学者个人所有,它融入了集体的智慧,属于中国比较文学和中国翻译学的集体理论库,同时也是中国学界对国际学术界的集体理论贡献。
戴潍娜: 未来女性主义的根本性突破,很可能还是要体现在生育革命上。传统男权话语中,很多对母亲的赞美,实为一种绑架。要迎来真正的女性解放,可能需要更激进的生育革命,把女性从母性当中解放出来。那么很可能要依赖体外受孕、人工子宫等技术引领和伦理更新。
沈睿: 我们需要的是性别平等关系,不是用一种压迫代替另一种压迫。女权主义绝不是女性压迫和剥夺男性,是性别平等,而不是性别一样。我们需要认识到性别关系是平等和互相尊重互爱的,社会的进步是由不同性别的人共同创造的。我在这里补充一句,其实人类的性别不只是男性和女性,还有介于中间的性别,我觉得“两性关系”这个概念应该用“性别关系”代替才准确。比如变性别的人,跨性别的人,心理性别即自我认同的性别与生理性别不统一的人,他们也在我们所说的性别关系里。
覃里雯: 对身体和爱的重新发现,都需要我们去不断了解自然和社会科学中的最新成果,来认知“何以为人”“身体里有什么,是怎么运作的”“人需要什么”这些问题中无限复杂、不断更新的知识。一种开放而谦逊的态度,是我们发展自身和爱的能力的关键。
西川: 有人开玩笑说女性主义是最好做的一门学问,因为历史非常短,它的产生很晚近,并没有积累起那么多的资料和文献,这方面材料相对其他领域来讲更容易收集。但这些是从西方传到我们这儿来的,中国的女性问题存在一些特殊的地方。在西方,女性主义经历了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是强调男女平等、同工同酬。第二阶段是承认男女还是有所不同。
徐浩: 为满足我国国家战略对复语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和对国际组织人才的培养与储备(彭龙 2017),北京外国语大学于2017年4月成立了北外学院,旨在探索培养国家战略亟需的复合型、复语型、高层次国际化人才的创新模式。2018年和2019年,该学院共招收4个“英法双语、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本科实验班。
郑咏滟: 该模式符合本校本院的办学特色和实际条件,扎根综合性大学本身的特色,积极拓展海外交流,使多外语人才培养得以落实。在“英西双语”模式成功的基础上,外文学院有计划陆续推出“英法双语”“英德双语”“英日双语”模式,进一步拓展多外语人才的培养宽度。
王行坤: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后人类/人本”思潮在很大程度上质疑挑战了人类中心主义和人本主义,推进了我们对于何为人类、人类与动物之间关系以及人类生命的反思。
陈世丹: 后人文主义理论不仅有助于揭示新兴技术的内在政治,同时也为我们重新看待人与技术、人与动物、人与环境等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出发点、一种新型的研究方式。
唐娜·哈拉维: 哈拉维以相对浅易的语言谈论了“制造亲缘”(making kin)、“人类纪”等当下与后人类密切相关的话题,回应了她在近著《与忧患并存:在克苏鲁纪制造亲缘》中提出的观点,聚焦人类与其他物种的共处。
彭宣维: 据此,学科英语与行业/职业英语(professional)的所指对象相近,但侧重点有别:学科英语作为一个术语,特指以学科群(subject group)为代表的学校教育专业涉及的英语变体;而行业/职业英语侧重于不同职业领域的专门用途英语,包括法庭、课堂、商场销售方面的职业培训、桥牌和带有学术特点的英语变体。不过,其中那些包括职业培训和桥牌在内的英语变体一旦作为知识体系写进教科书,也是学科英语的内容之一。在此,行业职业英语与专门用途英语所指是一致的。但它们与学术英语(Academic)的所指范围有别:学术英
杨信彰: 学科语篇的研究和学术语篇的研究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学术语篇研究的方法可为学科语篇的研究提供很好的参考。Hyland(2009:20)将学术语篇的研究归纳为三大类:语篇的角度(包括语类分析、语料库分析和多模态分析)、语境的角度(如科学社会学、社会历史的视角)和批评的视角(如批评性话语分析)。
何中清: “学科英语”(Disciplinary English)对不同学科的英语进行系统描写和分析,构建完整的学科英语图景,为我国外语教育教学改革提供内容参考,近几年愈发受到国内学界的关注(彭宣维,2019;曾蕾、尚康康,2018)。
屈文生: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翻译史研究的知识地图已基本绘成,中西译论发展史的脉络已大体呈现,翻译史研究为翻译学学科建设奠定了历史基础。通过翻译史研究,历次翻译高潮得以描述和建构,佛教翻译、民族翻译和西学翻译等各时期的翻译活动已基本交待清楚,历史上的主要译者、译作和翻译事件等得到大致梳理。但总的看来,翻译史研究的面向和方法还比较单一。翻译史是一门交叉学科。交叉意味着学科间的知识交流、不同学科术语的移植、理论的集成、研究思路与方法的采用、交叉有可能孕育出更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
蓝红军: 翻译史研究方法论意识的增强涉及诸多方面,其中包括史识观、翻译理论、研究问题和史学方法等方面意识的增强。
袁丽梅: 全球史观打破民族、国家界限,但其在翻译研究中的重要性不宜被过分夸大,翻译活动受制于特定民族国家文化传统、历史语境,同时反作用于后者的互动关系依然存在,全球史观尚不能取代特定的民族、国家立场,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拓展的研究视角对关注对象进行更为全面的考察与揭示。因此,全球史视角对译史研究的指导意义首先取决于研究对象是否成为一种全球性现象或能否作为另一全球性现象的组成部分,在案例考察上则比较适用于存在多种文化因素交织、关联的个案。
包雨苗: 微观史学的“多观视角”方法论原则给翻译史个案研究最重要的启示或许就是这种“对话”的思维模式。在寻找个案并对其进行细节钩沉时,不是在先入为主的宏大叙事框架下寻找符合该叙事的“例子”来例证该宏大叙事,也不是简单地由一两个案例直接升华出一个对于宏观历史时段、宏大历史主题的结论。我们无需将微观和宏观的研究方法或是个体现象的研究与群体现象的研究视为“背道而驰”的对立取向,以局部、微小或“异类”的个案为切入点,通过研究视野在微观与宏观之间、局部与整体之间不断的切换,仍可回答具有宏观旨趣的研究问题。
韦清琦: 交叠与同构合力打通了生态女性主义的批评视野,也使得女性主义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博大与开放。一言以蔽之,交叠性是理解生态女性主义的关键途径。
胡志红: 客观地看,环境问题是当今人类所面临的最为庞杂、最为棘手的问题,其产生的原因当然也极为复杂微妙,既有形而上的,也有形而下的,既有社会发展体制硬层面的,也有文化病态软层面的,当然,还包括个体和群体的生活方式的选择,等等,因而绝不能简单地还原成某个所谓的“终极”根源,也不可能找到一蹴而就的灵丹妙药。为此,生态女性主义应该而且必须与其他环境哲学派别开展对话,在争辩、冲突、妥协的过程中探寻解决环境危机的多元文化路径。
华媛媛: 作为一种西方理论话语,生态女性主义总是难免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尴尬境地,但是,如果我们在跨文化的视野中赋予其新的内涵,强化其本土化取向,那么,假以时日,生态女性主义一定会给我们带来新的惊喜。
吴东英: 本世纪网络科技飞速发展,使人们依托网络新媒体进行交流成为主要趋势,使不同文化、地区的人们在信息及感情方面的联系变得非常便利,对传统的人际沟通学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新媒体话语及其跨文化研究将成为语言学与跨文化传播学交叉学科研究的前沿。笔者认为,无论是语言学者还是跨文化传播学者,我们都共同需要关注、研究以下新媒体话语的问题。
张结根: 微信公众号语境下实施关注指令言语行为的话语比传统话语的媒体系统简单,但有其彼此关联的话语特征。
袁周敏: The Sina Microblog identity is mediated both by displayed friends and distant audiences. Therefore, the user, the displayed friends and the distant audiences triangulate to mould and portray their online identity in the Sina Microblog.
王颖冲: 在全球化背景下,不管是“造船出海”还是“借船出海”,都是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理解“走出去”(Going Global):它显示了源语社会的一种意愿和主动性,但打通渠道的方式多种多样,不能局限于自行翻译和本地出版。我们可以通过双向选材、合作出版、版权输出、发展文学中介、邀请外国译者“走进来”、鼓励中国作家“走出去”等方式,为中国文学的对外传播打开新的思路和渠道。换言之,文学对外翻译不应是免费“赠予”,而是重在自我展示,要提供便利,欢迎对方来“采撷”。
孙会军: “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文学形象主要由一国文学作品自身的文学价值和艺术水准决定,也与翻译紧密相关——翻译的选材和翻译的方法与策略决定了特定文学作品能否被异域读者所接受,也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整体文学形象。……国内外译介中国文学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选材倾向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于信息的过度关注,都不利于展示良好的中国文学形象。当代中国文学形象不尽如人意,主要是因为英语世界没有选择最具有文学价值和艺术水准的作品进行翻译,对于其所选的作品,因为看重的是作品中的信息,而不是其文学价值和艺术水准,译者没有将其当成文
高方: 《中文小说英译研究》一书在探索中国文学外译研究方面具有学理价值,对于中国文学“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具有现实的参照意义。本书所涉的研究内容和方法是针对文学英译的,但是对译入其他语种的研究也有借鉴意义,读者或能从本书的共性和个性特征中有更多发现。
张汨: 一本好的学术专著应该既具备扎实的学术积淀,又能够对后续研究有所启发,王颖冲博士的《中文小说英译研究》就是这样一本好书。全书从中国文学英译研究概况、作家和作品研究、译者研究、译介过程研究以及传播与接受研究等五个方面,扫描了鲁迅作品、老舍作品、《红楼梦》、葛浩文译作、杨宪益和戴乃迭译作等个案,为我们呈现了当前中文小说英译研究的整体脉络。
林嘉新: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现实语境下,中文小说对外翻译实践扮演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对其历史作用与效果的评价褒贬不一、众说纷纭,且缺乏海外数据和史料的支撑,部分研究甚至有“自说自话”之嫌。
蔡基刚: 真正的专门用途英语教材不仅和以通用英语为核心的大学英语教材要有区别,也应和传统的注重专业词汇和专业概念讲解与翻译的专业英语要求有区别。为此,我们提出ESP教材编写应遵循以下三大原则。
高原: 学术英语的教材建设是个系统化工程,应着力于学术英语课程的体系化建设,明确学术英语课程之间的层次感,区分基础学术英语能力和更高层次学术英语能力的培养,细化不同类型的学术英语能力,并注重不同类型学术英语能力之间的相互促进。
张清: 学术英语的核心是“ 能力”培养:综合应用能力、学术英语能力、对材料信息的汲取和理解能力以及思辨能力。这些能力培养的任务决定“选材原则是体现该专业的语言结构和语篇体裁的特点,而非一定要追求专业知识的系统性和全面性,目的是训练学生在该领域里的听、说、读、写等交流技能而非学科内容的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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