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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唯物主义》： 文化唯物主义和新历史主义取消了“背景”和“前景”的区分；它们的理由是，文学塑造了当时的社会意识，因此是社会历史的一部分，在进行文学分析时不能出于权宜之计将它从社会历史中剥离。

袁方： 虽然文化唯物主义的确存在许多弊病，但是它至少解构了传统的莎评方法，批判了撒切尔执政时期莎士比亚教学和考试制度，在批评界掀起了一场波澜，对右翼势力起到了震慑作用。时至今日，文化唯物主义已经在莎评中居正统地位，在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史上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贝尔西的文化历史则籍籍无名，既没有在教学中广泛推广，也没有在理论上有所建树，只供教授和学者查阅。

王建国： 翻译测试与评估是翻译教学最重要的直接反馈机制，是翻译教学理论和翻译工具使用的试金石，因而在翻译教育快速发展和翻译工具普遍使用与日益更新的今天，全面回顾与展望翻译测试与评估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武光军： 杨志红博士的新著《翻译测试与评估研究》是近年来这方面的一项重要成果。该著作有三方面的特点：1）引入测试学中的构念、信度、效度等概念合理构建翻译测试的理论框架，以使得翻译测试科学化；2）以翻译能力为核心探索翻译测试的设计与实施，突出能力测试；3）在理论的指导下，开展实证检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王树槐： 翻译测试与评估研究很可能是翻译教学乃至翻译学研究中最艰难的一个课题。宏观上看，该领域的研究应该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性：（1）跨学科性。翻译测试应基于语言测试学、教育与心理测试学、计算机AI科学、对比语言学、功能语言学等学科。只有借用这些邻近学科的成果，翻译测试与评估研究才能得以发展。（2）层级性。翻译学习的主体有初级学习者和高级学习者之分，针对这两种水平的学习者所采用的文本评价项目以及评价标准是不同的。同时，对于译者能力中的译者人格（translator's personality）评价，即译文生产过程中

朱琳： 翻译测试与评估是翻译教学研究的重要部分，更是检验翻译教学效果的重要手段，亦对各类翻译人才选拔和培养具有重要指导作用。杨志红博士新著《翻译测试与评估》一书，在梳理和评价目前翻译测试与评估实践和研究的基础上，承前启后，是此领域值得推荐和认真研读的开拓性研究著作。

谢天振： 译介学研究从翻译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开始的，但其研究体系的建构却是始于对埃斯卡皮“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背叛”的引入和阐释。它广泛借用当代各种文化理论对翻译进行新的阐释，探讨译入语文化语境中制约翻译和翻译结果的各种文化因素，关注翻译对译入语文学和文化的影响和作用，引导中国的“翻译研究跳出了千百年来技术层面上‘怎么译’问题的研究，从而把研究者的目光引向了从文化层面上展开的对翻译行为的本质、翻译的动因、翻译的结果、翻译的传播、翻译的接受、翻译的影响等一系列与翻译有关的问题的研究”。

谢天振： 随着译介学理论的不断发展以及研究队伍的不断扩大，译介学理论思想也在不断地拓展和丰富，一批著名专家学者也都就译介学的理论建设作出了各自的贡献，而一批青年学者也正脱颖而出，成为译介学学科理论建设的接班人。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译介学理论早已经不再属于某个学者个人所有，它融入了集体的智慧，属于中国比较文学和中国翻译学的集体理论库，同时也是中国学界对国际学术界的集体理论贡献。

戴潍娜： 未来女性主义的根本性突破，很可能还是要体现在生育革命上。传统男权话语中，很多对母亲的赞美，实为一种绑架。要迎来真正的女性解放，可能需要更激进的生育革命，把女性从母性当中解放出来。那么很可能要依赖体外受孕、人工子宫等技术引领和伦理更新。

沈睿： 我们需要的是性别平等关系，不是用一种压迫代替另一种压迫。女权主义绝不是女性压迫和剥夺男性，是性别平等，而不是性别一样。我们需要认识到性别关系是平等和互相尊重互爱的，社会的进步是由不同性别的人共同创造的。我在这里补充一句，其实人类的性别不只是男性和女性，还有介于中间的性别，我觉得“两性关系”这个概念应该用“性别关系”代替才准确。比如变性别的人，跨性别的人，心理性别即自我认同的性别与生理性别不统一的人，他们也在我们所说的性别关系里。

覃里雯： 对身体和爱的重新发现，都需要我们去不断了解自然和社会科学中的最新成果，来认知“何以为人”“身体里有什么，是怎么运作的”“人需要什么”这些问题中无限复杂、不断更新的知识。一种开放而谦逊的态度，是我们发展自身和爱的能力的关键。

西川： 有人开玩笑说女性主义是最好做的一门学问，因为历史非常短，它的产生很晚近，并没有积累起那么多的资料和文献，这方面材料相对其他领域来讲更容易收集。但这些是从西方传到我们这儿来的，中国的女性问题存在一些特殊的地方。在西方，女性主义经历了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是强调男女平等、同工同酬。第二阶段是承认男女还是有所不同。

徐浩： 为满足我国国家战略对复语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和对国际组织人才的培养与储备（彭龙 2017），北京外国语大学于2017年4月成立了北外学院，旨在探索培养国家战略亟需的复合型、复语型、高层次国际化人才的创新模式。2018年和2019年，该学院共招收4个“英法双语、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本科实验班。

郑咏滟： 该模式符合本校本院的办学特色和实际条件，扎根综合性大学本身的特色，积极拓展海外交流，使多外语人才培养得以落实。在“英西双语”模式成功的基础上，外文学院有计划陆续推出“英法双语”“英德双语”“英日双语”模式，进一步拓展多外语人才的培养宽度。

王行坤：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后人类/人本”思潮在很大程度上质疑挑战了人类中心主义和人本主义，推进了我们对于何为人类、人类与动物之间关系以及人类生命的反思。

陈世丹： 后人文主义理论不仅有助于揭示新兴技术的内在政治,同时也为我们重新看待人与技术、人与动物、人与环境等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出发点、一种新型的研究方式。

唐娜·哈拉维： 哈拉维以相对浅易的语言谈论了“制造亲缘”（making kin）、“人类纪”等当下与后人类密切相关的话题，回应了她在近著《与忧患并存：在克苏鲁纪制造亲缘》中提出的观点，聚焦人类与其他物种的共处。

彭宣维： 据此，学科英语与行业/职业英语（professional）的所指对象相近，但侧重点有别：学科英语作为一个术语，特指以学科群(subject group)为代表的学校教育专业涉及的英语变体；而行业/职业英语侧重于不同职业领域的专门用途英语，包括法庭、课堂、商场销售方面的职业培训、桥牌和带有学术特点的英语变体。不过，其中那些包括职业培训和桥牌在内的英语变体一旦作为知识体系写进教科书，也是学科英语的内容之一。在此，行业职业英语与专门用途英语所指是一致的。但它们与学术英语（Academic）的所指范围有别：学术英

杨信彰： 学科语篇的研究和学术语篇的研究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学术语篇研究的方法可为学科语篇的研究提供很好的参考。Hyland（2009：20）将学术语篇的研究归纳为三大类：语篇的角度（包括语类分析、语料库分析和多模态分析）、语境的角度（如科学社会学、社会历史的视角）和批评的视角（如批评性话语分析）。

何中清： “学科英语”（Disciplinary English）对不同学科的英语进行系统描写和分析，构建完整的学科英语图景，为我国外语教育教学改革提供内容参考，近几年愈发受到国内学界的关注（彭宣维，2019；曾蕾、尚康康，2018）。

屈文生：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翻译史研究的知识地图已基本绘成，中西译论发展史的脉络已大体呈现，翻译史研究为翻译学学科建设奠定了历史基础。通过翻译史研究，历次翻译高潮得以描述和建构，佛教翻译、民族翻译和西学翻译等各时期的翻译活动已基本交待清楚，历史上的主要译者、译作和翻译事件等得到大致梳理。但总的看来，翻译史研究的面向和方法还比较单一。翻译史是一门交叉学科。交叉意味着学科间的知识交流、不同学科术语的移植、理论的集成、研究思路与方法的采用、交叉有可能孕育出更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

蓝红军： 翻译史研究方法论意识的增强涉及诸多方面，其中包括史识观、翻译理论、研究问题和史学方法等方面意识的增强。

袁丽梅： 全球史观打破民族、国家界限，但其在翻译研究中的重要性不宜被过分夸大，翻译活动受制于特定民族国家文化传统、历史语境，同时反作用于后者的互动关系依然存在，全球史观尚不能取代特定的民族、国家立场，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拓展的研究视角对关注对象进行更为全面的考察与揭示。因此，全球史视角对译史研究的指导意义首先取决于研究对象是否成为一种全球性现象或能否作为另一全球性现象的组成部分，在案例考察上则比较适用于存在多种文化因素交织、关联的个案。

包雨苗： 微观史学的“多观视角”方法论原则给翻译史个案研究最重要的启示或许就是这种“对话”的思维模式。在寻找个案并对其进行细节钩沉时，不是在先入为主的宏大叙事框架下寻找符合该叙事的“例子”来例证该宏大叙事，也不是简单地由一两个案例直接升华出一个对于宏观历史时段、宏大历史主题的结论。我们无需将微观和宏观的研究方法或是个体现象的研究与群体现象的研究视为“背道而驰”的对立取向，以局部、微小或“异类”的个案为切入点，通过研究视野在微观与宏观之间、局部与整体之间不断的切换，仍可回答具有宏观旨趣的研究问题。

韦清琦： 交叠与同构合力打通了生态女性主义的批评视野，也使得女性主义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博大与开放。一言以蔽之，交叠性是理解生态女性主义的关键途径。

胡志红： 客观地看，环境问题是当今人类所面临的最为庞杂、最为棘手的问题，其产生的原因当然也极为复杂微妙，既有形而上的，也有形而下的，既有社会发展体制硬层面的，也有文化病态软层面的，当然，还包括个体和群体的生活方式的选择，等等，因而绝不能简单地还原成某个所谓的“终极”根源，也不可能找到一蹴而就的灵丹妙药。为此，生态女性主义应该而且必须与其他环境哲学派别开展对话，在争辩、冲突、妥协的过程中探寻解决环境危机的多元文化路径。

华媛媛： 作为一种西方理论话语，生态女性主义总是难免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尴尬境地，但是，如果我们在跨文化的视野中赋予其新的内涵，强化其本土化取向，那么，假以时日，生态女性主义一定会给我们带来新的惊喜。

吴东英： 本世纪网络科技飞速发展，使人们依托网络新媒体进行交流成为主要趋势，使不同文化、地区的人们在信息及感情方面的联系变得非常便利，对传统的人际沟通学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新媒体话语及其跨文化研究将成为语言学与跨文化传播学交叉学科研究的前沿。笔者认为，无论是语言学者还是跨文化传播学者，我们都共同需要关注、研究以下新媒体话语的问题。

张结根： 微信公众号语境下实施关注指令言语行为的话语比传统话语的媒体系统简单，但有其彼此关联的话语特征。

袁周敏： The Sina Microblog identity is mediated both by displayed friends and distant audiences. Therefore, the user, the displayed friends and the distant audiences triangulate to mould and portray their online identity in the Sina Microblog.

王颖冲： 在全球化背景下，不管是“造船出海”还是“借船出海”，都是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理解“走出去”（Going Global）：它显示了源语社会的一种意愿和主动性，但打通渠道的方式多种多样，不能局限于自行翻译和本地出版。我们可以通过双向选材、合作出版、版权输出、发展文学中介、邀请外国译者“走进来”、鼓励中国作家“走出去”等方式，为中国文学的对外传播打开新的思路和渠道。换言之，文学对外翻译不应是免费“赠予”，而是重在自我展示，要提供便利，欢迎对方来“采撷”。

孙会军： “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文学形象主要由一国文学作品自身的文学价值和艺术水准决定，也与翻译紧密相关——翻译的选材和翻译的方法与策略决定了特定文学作品能否被异域读者所接受，也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整体文学形象。……国内外译介中国文学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选材倾向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于信息的过度关注，都不利于展示良好的中国文学形象。当代中国文学形象不尽如人意，主要是因为英语世界没有选择最具有文学价值和艺术水准的作品进行翻译，对于其所选的作品，因为看重的是作品中的信息，而不是其文学价值和艺术水准，译者没有将其当成文

高方： 《中文小说英译研究》一书在探索中国文学外译研究方面具有学理价值，对于中国文学“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具有现实的参照意义。本书所涉的研究内容和方法是针对文学英译的，但是对译入其他语种的研究也有借鉴意义，读者或能从本书的共性和个性特征中有更多发现。

张汨： 一本好的学术专著应该既具备扎实的学术积淀，又能够对后续研究有所启发，王颖冲博士的《中文小说英译研究》就是这样一本好书。全书从中国文学英译研究概况、作家和作品研究、译者研究、译介过程研究以及传播与接受研究等五个方面，扫描了鲁迅作品、老舍作品、《红楼梦》、葛浩文译作、杨宪益和戴乃迭译作等个案，为我们呈现了当前中文小说英译研究的整体脉络。

林嘉新：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现实语境下，中文小说对外翻译实践扮演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对其历史作用与效果的评价褒贬不一、众说纷纭，且缺乏海外数据和史料的支撑，部分研究甚至有“自说自话”之嫌。

蔡基刚： 真正的专门用途英语教材不仅和以通用英语为核心的大学英语教材要有区别，也应和传统的注重专业词汇和专业概念讲解与翻译的专业英语要求有区别。为此，我们提出ESP教材编写应遵循以下三大原则。

高原： 学术英语的教材建设是个系统化工程，应着力于学术英语课程的体系化建设，明确学术英语课程之间的层次感，区分基础学术英语能力和更高层次学术英语能力的培养，细化不同类型的学术英语能力，并注重不同类型学术英语能力之间的相互促进。

张清： 学术英语的核心是“ 能力”培养：综合应用能力、学术英语能力、对材料信息的汲取和理解能力以及思辨能力。这些能力培养的任务决定“选材原则是体现该专业的语言结构和语篇体裁的特点，而非一定要追求专业知识的系统性和全面性，目的是训练学生在该领域里的听、说、读、写等交流技能而非学科内容的掌握”。

张德禄： 基于以往相关研究的不足，我们提出了系统功能语言学视阈下多模态话语分析中亟待解决的问题：（1）如何建立一个多模态话语研究的语境理论？（2）如何对非语言符号的系统特征进行描述和研究？（3）如何把以话语生成过程为基础提出的四个层次与在语言学基础上提出的四个层次之间关系理清，并基于此构建一个将系统和功能综合为一体的多模态语篇分析模式？在回答以上研究问题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全新的系统功能理论视阈下的多模态话语分析综合框架。

冯德正： 本文指出，将人文道德教育融入英语课程不仅能够推动外语教育发展，而且对在语文、历史等其他学科融入人文道德教育，在新时代全面提高学生人文道德素养具有重要意义。

文秋芳： DR和AR虽然有系统差异，但并没有优劣之分，只是适合不同人、解决不同的问题。研究某个具体问题，采用AR更恰当；研究系统问题，选择DR效果会更好。

孙曙光： 本文针对TSCA课中环节优化进行了两轮辩证研究，完善了课中实施阶段的操作步骤，并提出了各步骤中教师从隐性到显性的递进式引导策略。研究表明，辩证研究能促进TSCA课堂实践的不断完善与理论的持续优化。笔者也更加深刻地意识到，理论必须与实践互动，不断接受实践反馈来调整和优化，只有这样，理论的适用性才更强。

毕争： 笔者以文秋芳（2017）提出的“POA教学材料使用与评价理论框架”为理论起点，先深入学习该理论框架的内容，然后将其应用于研究实践，在检验理论框架合理性的同时，探究以下两个问题：第一，教师在课堂上使用POA教学材料的步骤是什么?第二，教师如何通过POA教学材料的使用，协同培养学生的各种关键能力?

邱琳： 本阶段促成设计突破了“形式多样化”的局限，教师以“产出场景制导理论”为指导，巧妙变化目的、场合、对象、话题四要素，匹配与之相符的促成，帮助学生实现产出内容多样性。实证数据显示：从“形式多样化”和“内容多样化”两个维度定义的“促成多样性”原则更科学、更全面，有效提高了学生多样化产出的能力。

马蓉： 本研究构建的模型论证词汇学习是一个由动机调控的、系统的、循环的过程，对动机在词汇学习的行动前、行动中和行动后3 个阶段发挥的重要作用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彭剑娥： 该研究综合二语动机自我系统和国际姿态的理论框架，探讨自我系统的三个维度、国际姿态和英语学习努力程度之间的关系。

刘凤阁： 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同中国英语学习者群体中，“二语动机自我系统”理论模型的效度都是可以接受的。

谢朝群： Recent years have witnessed an enthusiastic shift to the moral dimension of (im)politeness, acknowledging the vital role of morality in (im)politeness (meta)theorizing and recognizing, to some extent or in a sense, the view that “politeness or impolitenes

毛延生： 就网络语境下的（不）礼貌现象而言，从宏观上讲，汉语不礼貌话语的不礼貌实现形式主要是正向不礼貌，其次负向不礼貌以及间接不礼貌。从微观上讲，并不是每一个不礼貌话语的实现形式均享有同样的使用机率，但总体上表现出一定的格局性以及语用化特征。主位与客位研究方法相结合对于学界讨论网络语境下（不）礼貌现象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袁周敏： “网络语言暴力是指在互联网络上，以话语霸权的形式，采取诋毁、蔑视、谩骂、侮辱等手段，侵犯和损害他人人格尊严、精神和心理的行为现象。”（缪锌 2014：167）。当前网络空间对历史的嘲弄与颠覆也是网络语言暴力的一种话语呈现，对于这种暴力话语，特别是以历史事件为指向时，有学者指出是在游戏化、碎片化、私德化和色情化历史，需要置放于国家文化安全的视角下解读（叶美兰、熊玉文 2015）。不仅如此，网络语言暴力从线上走到线下，引起了法律学界和法律人士的关注。邱业伟和纪丽娟（2013 : 38）认为网络语言暴力属于名誉

施旭： 西方主导的话语分析，或更广泛的交际学，不能适应文化多元、世界分化的现实状况和需求，更无助于学术的文化创新。文化话语研究是社会科学领域中兴起的学术思潮、模式和平台。追求学术文化多元化、本土化和学术创新，一群来自交际学不同领域的学者，正努力构建民族文化的话语研究范式，探索解决民族话语和人类话语的问题，产出了一系列重要并将引领未来学术发展的成果。当代中国话语研究是文化话语研究的一分子，也是它的具体文化实践。前者与后者共生共建，推动话语研究乃至交际学朝着促进人类文化和谐繁荣的方向发展。

施旭： 从西方话语分析、传播学角度研究中国的大量文献，不仅未能创造新知，而且起着强化中国刻板印象、甚至妖魔化中国的效果。为消解西方中心论的影响，服务人类文化多元和谐发展，文化话语研究一方面研发、倡导话语学、传播学的文化创新战略，另一方面实践话语传播研究的不同文化模式，为当代中国话语理论建设提供了重要启示和框架。本文提出，从文化、历史和现实语境角度看，当代中国话语是以衰落的国际霸权秩序为语境，以动态发展为常规，以和而不同为原则，以融通天下、虚实相生为策略；这些是中国突破西方大国围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机遇和资

黄国文： 语言与生态的问题是一个关系到人类生活和生存的问题。生态语言学研究者会面临很多学术挑战，任重而道远。但是，只要我们“Think and act ecolinguistically”（思，以生态语言学为本；行，以生态语言学为道。）（黄国文，2016a），从生态语言学的角度去审视我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和一行一动，我们的研究一定会更上一层楼，我们的生活也会更加和谐和更加美好!

何伟： 生态语言学不是“单一学科”(a discipline) ，而是一种“超学科性学科”(trans-discipline)，其本质属性为超学科性。作为一门超学科性学科，生态语言学具有强大的应用功能，目前主要体现在教育、翻译、文学批评、环保以及国际关系等五个领域。

丁超： 外语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是我国高等外语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发展同世界各国友好合作关系、全面深度参与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必备的语言能力和智力资源。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一带一路”建设的全面展开，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工作也受到国家特别的重视，迎来了一个重新布局、快速发展的新时期。

潘玥： 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第四大人口大国，东盟最大的经济体，也是“一带一路”重要的沿线国家。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在印尼的不断推进，中国与印尼在“五通”方面的合作与交流日益密切。为更好地实现“五通”，尤其是民心相通，我们应学习与研究印尼的语言文化。但我国当前的印尼语人才培养目标和定位与用人单位的需求存在差距，亟待解决。对此，本文给出了建议。

黄萍： 在为期一年的跨学科教师发展共同体的实践中，专业教师与英语教师均在该共同体中得到了专业上的指导，部分英语教师找到了研究视角和方向，增强了讲授ESP课程的信心，收集到了一些有用的资料。但也存在如下问题。

颜奕： 当前，学术英语教师的专业发展尚未得到足够重视（Hamp-Lyons 2011）。多位学者提出，学界应关注学术英语教师“怎么想、怎么教、如何发展”等问题（Campion 2016；Ding & Campion 2016）。

韩佶颖： 教师是课程改革的根本动因，课程改革的主导者总是希望教师能够发生符合改革需求的转变。从大学英语教学到通用学术英语教学，教师不可避免地处于一种从观念到行为上的两难状态：一方面，教师对新课程充满期待，在课程实施的过程中积极求变；另一方面，他们又对新课程心存畏惧，在实施过程中裹足不前，这就是学术英语教师所处的困境。

高原： 英语教师是教学改革成败的关键（束定芳、陈素燕 2009；夏纪梅 2007；王守仁、王海啸 2011）。“英语教师对ESP的态度是进行学术英语转型的关键。”（蔡基刚 2013：9）学术英语转型“最难以克服的难题在于大学英语教师的角色转换和自我提升”（严世清 2017：32）。我们应认真倾听一线教师的挣扎与拼搏、困惑与应对，为外语同行提供参考、激发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