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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现代主义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风景诗独具特色，既采用当代现实素材，又不乏浪漫主义的想象加工；既有如绘画一般的具体形象，又有令人惊奇的词语安排。在绘画经验的影响下，诗人完成了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的过渡。从寓意到物象再到词语，诗人引导读者的注意力从传统审美向现代审美转移。威廉斯的诗歌观念和创作实践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实验成果，其风景诗就是绝佳的例证。 

 从1847年的《简·爱》到1853年的《维莱特》，夏洛蒂·勃朗特几乎全部作品都创作于两次鸦片战争之间，但其中却见不到对这些重大现实事件的哪怕最隐蔽的暗示。考虑到她对内外时政的关心，这就显得非常奇特了。当夏洛蒂震惊于“水晶宫”里来自地球各个角落的展品时，她说“似乎只有魔术才能把地球各个角落的财富汇集到这里”，轻轻一笔,就把英国的海外殖民史、战争掠夺史以及贩运鸦片史全部勾销了。但回避有时是一种迂回策略。通过在《简·爱》和《维莱特》中将鸦片描写为“万灵药”和“魔药”，通过赞美中世纪“十字军东征”和同时代“基督教英雄”，夏洛蒂参与到了当时英国社会围绕对华鸦片贸易和对华鸦片战争展开的激烈争论中，为受到“反鸦片同盟”以及以格莱斯顿为代表的反战派的道德指控的对华鸦片贸易和对华鸦片战争提供了某种道德的和美学的合法性支持。 

狄兰·托马斯的诗歌往往以反逻辑、反理性的超语言常规方式排列，利用各种语言手段打破语言固有的规律性，弱化语言的指示功能来展示现代主义诗歌语言的魅力。其诗歌在展现平凡、朴实、纯粹的客观自然物象的同时，从客观的语言现实出发，以浪漫的情怀和艺术的狂想方式凸显诗歌语言的美学张力，从而向世人揭示生、死、爱、欲的主题。 

本文论述了英国浪漫主义从自我走向同情的思想历程。论文首先概括了英国“浪漫主义自我”的几个特征，在此基础上，重点论述了英国浪漫主义传统中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忘我”，或基于同情的忘我。同情来自自我认识，表现为不同程度的忘我，最终引向物我两忘。充分认识“同情”思想将有助于我们更加平衡地把握英国浪漫主义传统。

一直以来，梭罗的《公民的不服从》被大多数批评家和读者认为是一篇重要的政治文章，强调了公民基于道德原则对于不义政府的非暴力抵抗。而另一些批评家则认为梭罗的政治抗争缺乏公共性和程序性，因此难以具有真正的政治意义。本文试图梳理梭罗文章中始终存在的两个对立和矛盾的维度：其一是对于不义政府的对抗；其二是对于政治本身的怀疑、疏离和厌恶。联系到梭罗其他政治文章，本文试图说明梭罗的政治观念服从于他的浪漫主义原则，即对“个体生活的圆满”以及“个体生命力”的重视，而参与或退出政治的选择都基于“非政治”的浪漫主义原则。换言之，《公民的不服从》讨论了政治问题却非政治性的文章，因此，对该文作单纯政治性的解读，往往容易忽视梭罗对于浪漫主义自我实现理念的坚持。